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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使我的某些同事改变了观点。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赞同我的主张，战略空运司令部司令杰克·钱恩上将也赞同我。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统率北约部队和驻欧美军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杰克·高尔文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对某些军事首脑死死抱住旧观念不放而感到吃惊。海军继续争辩说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怎么知道的？因为几年前卫星照片表明，在一个苏联造船厂里放着一块龙骨板。显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舰的龙骨，因此苏联航空母舰仍在生产线上不断制造。我与海军头头争辩说，当苏联正从它的东欧的老帝国势力范围撤出之际，认为它还会加强海军统治海洋，那是毫无道理的。这一争论现在有了答案，俄国人正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铁出售。
我还重新思考过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记得，在温伯格当国防部长期间，在“坦克”里与我的老导师陆军参谋长约翰·威克姆听取关于电子制导的新式炮兵武器——“铜斑蛇”炮弹的汇报时，威克姆声称，“有这样精确的炮弹，我们就不需要在战场上用肮脏的战术核火力了。”战术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实施弹幕射击那样，铺天盖地而来，以便摧毁弹幕下的一切东西。而这种新式灵巧武器很像是精确的步枪火力。
在我任主席后不久，我们面临着处置某种核炮弹问题。这种炮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安全。因此，陆军部队对这些炮弹进行类似切除输精管的手术，注入气体使之失去功能。后来，核炮弹制造者解决了安全问题，他们要求做恢复功能的手术。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时候我们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导弹，难道我们还要花钱重新装配使用价值有问题的小的战术核炮弹吗？我的主张遇到重重阻力。陆军不想放弃其战场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楼的文职政策制订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内也都反对我。然而，我却越来越深信，战术核武器在战场上没有用处。
2月18日，我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E·史密斯中心的讲台上，回首20年来的风云变幻，激情在我心间荡漾。上一次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时我结束了工商管理学硕士论文工作。今天，我应乔治·华盛顿大学新校长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请重返母校，接受荣誉学位并在冬季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我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这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二个学位，但这个学位没有花政府很多钱。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自从我离开这个校园以后，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指出，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时，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南非监狱里的犯人。几天前，他终于被释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将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演讲。当我是研究生时，60万苏联军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现在，一个戏剧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韦尔当了捷克的总统。当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一直不断地进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进攻性演习。现在这个条约组织是一片混乱。我提醒听众：“苏联的制度已风雨飘摇和停滞不前了，现在我们正等待它的分崩离析。”
典礼结束以后，在我即将上车的瞬间，我停了下来，想起当年从史密斯中心走向国会山途中，不顾催泪弹灼伤眼睛，举目观看数百名越战老兵把他们的奖章投向国会山的情景。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时，曾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逮捕，1。3万多名反战抗议者被投入华盛顿监狱。那时候，我想起公众对我职业的态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郁。我们设法扭转了这种情况。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维护我们已恢复的尊严。我认为，关键是要使今天的军队适应今天的现实。
感谢上帝。一次成功机会很小的演出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不是阿尔玛和我总怀疑我们女儿琳达的天才，而是因为戏剧界的供求法则甚至对最有天赋的人都不利。在一个3月份的晚上，我们穿着盛装，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利斯纳礼堂，观看琳达在一个巡回演出公司演出的《胜利之举》，这是一幕描述杰基·鲁宾逊在垒球运动中冲破肤色障碍取得成功的话剧。琳达扮演鲁宾逊妻子这一主角。她棒极了！她如愿以偿！
大约在这时候，琳达又交了一次好运。她去加利福尼亚一个月参加拍摄一套夏季的替补性系列片。在那儿的时候，她曾被邀请出席在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和他夫人玛丽亚·施赖弗家里举行的宴会。琳达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莱坞的生活使她兴奋不已。但是，她认定好莱坞不大讲求实际，而宁愿回来在东部地区从事她的事业。坦率地说，我松了一口气。
迪克·切尼敦促我继续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尽管他还有保留意见。作为我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别会见两名报道五角大楼情况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迈克尔·戈登和《华盛顿邮报》的R·杰弗里·史密斯。我向他们两人承认，要说通内部的人很难。我告诉史密斯，“我试图使国防部确信：军事威胁确实不同了。”史密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抛出硬新闻，说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话都太软了。我提出的削减幅度有多大？他问。我拒绝讲具体数字，但史密斯一个劲地追问。最后，我迁就了他说：“可能在20％到25％左右。”5月7日《华盛顿邮报》头版新闻报道说，“我国的最高级军官”预测，改组了的军队可能使“国防预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惊讶我的议论居然引起了轰动。不仅《华盛顿邮报》登载了，后来《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几家大报，甚至伦敦的《经济学家》周刊都发表了我的讲话。
狡猾的国务卿吉姆·贝克打来电话向我祝贺，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烦。而我担心的是切尼的反应，他也公开提出要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但在今后6年内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每年只削减2％。迪克·切尼不是一个喜欢部下同他唱反调的老板。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刊出的那天，我们会面时，他只说了一句：“很不错的文章。”然而，随着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不同的意见开始纷纷而来。我通过五角大楼的小道消息得知参谋长们都不高兴，因为我提出的削减幅度太具体了。国会山保守的共和党人士质问切尼，当总统自己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要做更大的削减时，他们怎么能维护总统的预算。我们的北约盟国也表示不满。当美国准备这么大幅度地裁军时，他们怎么能向议会要求批准庞大的军费开支呢？
次日，部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皱着眉头，面色不悦地说：“我们得谈谈你向记者说的话。”
“是，长官。”
“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支持总统。我需要确切知道你是否与总统一条心。”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审慎地停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可能我的话讲得太早了。”然而，我对记者所讲的话确实是军队面临的危机征兆。我很抱歉由于自己讲话不慎给总统添了麻烦，“但决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我说。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眼看空气会燃烧起来似的。然而，我们两人都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不会使情况失去控制。接着，我们又继续研究“基本兵力”的问题，力争达到25％的削减幅度。
从我发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纪念“野牛勇士”的塑像运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在我脱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传给了陆军文职官员、现国民警卫队准将阿朗索·多尔蒂。朗尼竭尽全力，但因支持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计划被搁置下来。后来，有名黑人海军军官卡尔顿·菲尔波特海军中校作为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官来到利文沃思堡。他对“野牛勇士”计划着了迷。他接过这个奄奄一息的工程项目，并使该项目重新恢复生机。他不满足于竖立一个骑马战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个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园。他要建立一个基金会，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馆和支付黑人军事史教育计划的费用。菲尔波特与我联系并要求我重新参加这一募捐运动。我问他计划要花多少钱？他说：“50万美元。”我一时语塞，但同意尽力而为。
富有的《电视指南》出版商沃尔特·安嫩伯格是前驻英大使。在里根执政时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亚之行中结识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们在利文沃思堡的梦想。他回电话说，我们所谈的这类纪念公园花50万美元是拿不下来的，大概需要85万美元才可能办得到。虽然这不是我想听的消息，但安嫩伯格答应如果我们能筹到相当的经费，他先捐助25万美元。
于是，募款便成了我的业余工作。捐款陆续到来，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捐了2。5万美元；著名的纽约慈善家、军队的朋友扎卡里·费蒂尔捐了5万美元。几个月后，安嫩伯格再次打来电话。他说，他讨厌事情老拖着，并问“野牛勇士”纪念馆的募捐运动进展如何？我向他介绍了取得的一点进展。他说，他对这个计划深信不疑，并希望看到该计划有大的进展。他将很快送来一张款额为25万美元的支票。我们以后只需操心筹措余下的款项。
多亏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动，我才能够于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参加破土奠基仪式。军乐响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骑兵兵营的荒地上。出席仪式的显要人物还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伦内德·威沙特中将、菲尔波特海军中校和多尔蒂准将。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军士长威廉·哈林顿和上士伊莱沙·基尔斯。他们都已95岁，是很久以前纯黑人团的真正的野牛战士。当我握着他们满是老茧的手时，我油然联想起我的过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奋战、在圣胡安山冲锋陷阵的黑人。历史差点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我们拿起铁锹举行破土仪式之际，这两位老战士的故事将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6号的房子是一座坚固的砖石结构，并带有一个宽敞阳台的建筑，它坐落在迈尔堡古建筑区的格兰特大街上。该住房以19202美元的费用建于1908年，它是供两个中尉家庭合住的宅第。1961年，6号翻修改装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在6号官邸后面有两个车库，我把我的“富豪”车停在里面，并在那里修理车辆。我还设法说服邻居们让我把我的另外一些成人用的玩意儿放在他们的车库里。
我喜欢把外国客人带来6号官邸共进午餐或晚宴。而后，我领他们出来，极目远眺，美国历史的缩影尽收眼底。站在俯视波多马克河的宽广的草坪上，我会指给他们看国会山、杰斐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并一一讲述其历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长大的树恰恰立在中央，破坏了全景。而且这棵树还越长越高。一天，我召来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对他说：“利夫西，那棵树必须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惊，说：“长官，您难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树吗？”他快速地报告出我将面对的反对者——营区工兵主任、公共事务官员和初露头角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提醒说，还要设想风闻此事的《华盛顿邮报》。
“那棵树越长越大，它破坏了华盛顿最美好的一景，”我说，“通知营区工兵主任砍掉它。”
迈尔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决定——计划在地球保护日砍树！我想与其说决定砍树，不如说决定不砍树，这活像前几年的一项枪杀小狗以便进行创伤研究的计划，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干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你在地球保护日砍了一棵树？我作了战略性的退却，把这事搁置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又把利夫西叫来并摆出我的战略。叫营区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树，挖掉树根，在树坑里填上新土。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一小时内干完，我对利夫西这么说。第二天早晨，当奥蒂斯开车来接我去五角大楼时，我告诉他等几分钟，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遥望波多马克河对岸的景色蔚为壮观，一览无遗。我低头看着郁郁葱葱的青草，几乎看不出那棵树留下的痕迹。看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棵树被砍掉了。突然性、隐蔽性和快速行动历来是作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990年8月1日，习以为常的一天开始了。早晨5点半起床，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然后吃我标准的早餐——葡萄干麦麸、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点前到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听取在办公室外套间里等待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的夜间情况汇报。
然而，这一天却变成了不寻常的日子。从某个方面来说那天是赢得胜利的一天。在前8个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基本兵力”方案通过迷宫般的行政体系，说服了不大同意的参谋长和军种部长们，赢得了固执的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持，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始终不持偏见的迪克·切尼尽管起初表示怀疑，但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参谋长们基本上都表示赞同。我的新任副主席海军上将戴夫·杰里迈亚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有几次，我因遭受挫折而沮丧，几乎不抱希望了。但是，那天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向布什汇报，赢得了总统的赞同。于是，“基本兵力”方案成了政府的立场。总统将在第二天8月2日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晤，并在阿斯彭论坛研讨会上宣布他的新战略和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新体制的“基本兵力”方案。所想象的变革是巨大的：从现役总兵力的210万人降低到160万人。但战略核心力量，即我主张的四大部队仍保持不变。总统提出的计划实际上标志着40年之久的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的终结，这个战略以胜利告终。我们成功了。次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就要去国会山向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推销“基本兵力”方案。
这一天，我还要求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中央总部速来五角大楼，在“坦克”里向参谋长们和切尼汇报伊拉克—科威特边界沿线的令人担心的情况。
我不厌其烦地参加主席日常的礼仪活动。先是接受宣传媒体拍摄我与一名晋升准将的联合参谋部上校的合影。后是陪同来访的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五角大楼前检阅仪仗队。然后我去布莱尔宾馆出席欢迎埃亚德马的宴会。国务院总喜欢让黑非洲领导人与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会面，并且竭力从这种场合中捞到好处。
我疲惫地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光，晚7点到家吃晚饭。饭后不久，我进书房仔细翻阅装满公文包的文件。晚8点前几分钟，保密电话铃声响了，在这个时间来电话通常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联合参谋部主任迈克·卡恩斯在电话中告诉我，萨达姆·侯赛因派伊拉克军队越境进入科威特。
第18章 沙漠中的底线
大约在我提出预测朝鲜和波斯湾是最可能把美军卷入的世界两个热点的《战略概览—1994》以后9个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事情便发生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停止了它们为期8年的血腥战争。当时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拉克军队感到不安。一旦拥有100多万军队的萨达姆不再担心伊朗，我恐怕他会在其他地方惹事。
两伊战争后，伊拉克欠下了近900亿美元的债。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一债额使美国的赤字成了小巫见大巫。萨达姆谴责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阻碍伊拉克走出债务深渊。它们突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所确定的石油配额，从而使石油价格下跌，减少了伊拉克的收入，这犹如在伊拉克背后戳上一把“有毒的匕首”。萨达姆还指责科威特从两国共有的鲁迈拉油田汲走了价值25亿美元的石油。他虎视眈眈地盯着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岛，因为这两个小岛堵住了伊拉克进入波斯湾的出路。他说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贪婪的叭儿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访问突尼斯、埃及和约旦之行中，发现这些国家对寻求一种“阿拉伯”方式解决伊拉克的财政问题表示乐观。然而，当我到了以色列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萨达姆的态度不很乐观。此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与我职务对等的以色列参谋长丹·肖姆龙中将设宴款待我，席间我讲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区学会的意第绪语，这使来宾们大吃一惊。有消息说我甚至用意第绪语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虽不属实，但也不必否认。
回到华盛顿后，7月的第三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长迈克·麦康奈尔海军少将到我办公室，把卫星照片摆在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