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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华盛顿后，7月的第三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长迈克·麦康奈尔海军少将到我办公室，把卫星照片摆在我办公桌上，指着十分明显的图像说：“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部署了3个师，迄今为止约有3。5万人。”他可认出这些部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拥有数百辆现代化苏制T—72型坦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一部分。萨达姆在边境附近部署部队是不祥之兆。但它说明什么？恫吓？施加压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远？
7月24日，我忧心忡忡地给在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打电话。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波斯湾，那就该轮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场了。作为中央总部的司令官，他负责我们在南亚、非洲之角和中东重要地区的军事活动。我们谈及持续不断的伊拉克的兵力集结，当时已达4个师，兵力超过10万人。阿拉伯领导人仍不断地告诉我们不用担心，阿拉伯兄弟之间是不会相互厮杀的。不过，我告诉诺姆，“我希望你准备好两种对策，”其一是，如果萨达姆对边界作轻微的侵犯，你要拿出进行报复的方案来；其二是，如果萨达姆表现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们制止他和保护这个地区的方案来。”
“我就动手干，”诺姆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有所准备。中央总部是由吉米·卡特总统期间建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发展而成，是用来对付我们当时的朋友伊朗和苏联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为制止俄国军队穿过伊朗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美国莫名其妙地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巴列维国王垮台后，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而苏联南下波斯湾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总部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伊拉克对其小邻国的威胁。
有经验的军人判断敌人是否准备进攻，通常依据三个必然会出现的迹象：敌军炮兵是否前移？是否铺设通信线路？是否给部队补充油料和弹药？到7月31日，上述三个征兆均已出现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说：“我希望你明天来这里，向切尼和三军参谋长们汇报你对局势的评估和你的应急计划。”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莱尔宾馆迎接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宴会的那一天。饭后，我要奥蒂斯速速送我回五角大楼。我急于回去参加预定在下午2时举行的施瓦茨科普夫的汇报会。我几乎与迪克·切尼同时到达“坦克”。参谋长们立起，然后我们各自就座。切尼要我讲开场白。我很快就让施瓦茨科普夫主讲。他那魁伟健壮、高达6。3英尺的身躯和充满个性的感染力仿佛占满了整个屋子。诺姆做了历时90分钟的十分冷静严肃的陈述。
“你认为他们要干什么？”切尼问。
“我认为他们要进攻。”诺姆说。他认为，那将是一次有限的攻击，以便占领鲁迈拉油田的科威特部分和巴比延岛。他不认为萨达姆企图吞并整个科威特和推翻其统治家族。会议以此基调宣告结束。
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迪克·克尔向我们做了同样的判断。然而，布什政府看来有意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5天前，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会见中说：“……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像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争执，我们不大理会。”后来，这位大使打电报给华盛顿，敦促美国在伊拉克与科威特自行解决它们的争端以前，“少作批评”。在尔后的一份致萨达姆的电报中，布什称他的政府“继续愿与伊拉克保持较好的关系”。我们听到阿拉伯国家说不会有事的；听到美国说：一旦有事，也与我们无关。
关于我们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问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提出几项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是加快已驶向波斯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的航速。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还建议将驻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装载陆战队装备的海军预置中队的舰船派往波斯湾。然而，这些举措不明显，起不到威慑作用，除非我们公开宣布派出它们的真正目的。在那个阶段，政府没有考虑向伊拉克提出警告，而切尼和我也都不愿意挺身而出，走在白宫的前头。我们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满足了阿联酋的请求，派出两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帮助进行空中监视，此举不会使萨达姆·侯赛因感到心惊胆战。
如今，我对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些象征性行动是否能遏制萨达姆。在施瓦茨科普夫汇报之后，切尼和我离开“坦克”时，我说：“迪克，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对发生的情况置之不理。我认为总统应在今天发表一份口气强硬的电报给萨达姆。甚至打电话给他，力争把他吓跑。”切尼同我一样担心，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联系，以便准备一份抗议照会。但是，为时已晚。在我们发出外交警告之前，8万名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跨过边界，浩浩荡荡地开向科威特城。
第二天早晨8点，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已回坦帕。我要他带上地图和作战计划立即乘飞机前来白宫参加会议。这是诺姆第一次见到这批高级决策人，而我希望他能熟悉这批他大概要与之共事的人。那是一次进入情况的会议。会上谈的内容并不连贯，也无中心议题。讨论入侵对油价的影响所花的时间与讨论应如何对付萨达姆的入侵问题的时间一样多。突出的问题是萨达姆的下一步行动。他会占领科威特后就住手，还是下一步要进攻沙特阿拉伯？我们应不应实施制裁？我们准备走多远？在开会之前，记者们问总统他是否有意图要派军队，他回答说：“我没有仔细考虑任何这类行动。”
在第一个对策方案已失去作用之后，诺姆在白宫首次阐述了他的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应急计划。但讨论了半天仍不见结论。我对议而不决感到不安。眼看会议快结束时，我试图得到明确的指示，便问道：“总统先生，我们是不是该在沙漠中画一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底线？”布什稍作考虑，随即回答说，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科威特的命运仍未解决。布什马上要去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会见撒切尔首相，并发表我们不遗余力长期为他准备的演说，阐述他的体现“基本兵力”概念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到国会山的第S407号超级密室向国防部国会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述“基本兵力”方案。在那里我们听到的全是“是”、“不错”、“对”的赞同声。可是，我这时心中老惦记着科威特，情况现时怎么样呢？
星期五，总统从阿斯彭回来，他再次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开会。他一面在他的惯常的桌子中央的座位上坐下，一面说：“已经过去大约24个小时了，情况看来还不错。撒切尔首相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假如我们在波斯湾采取联合政治和经济制裁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支持。”他特别高兴的是，旧的模式看来已经打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把这次危机当做又一次东西方对抗。以前苏联可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一度是其朋友的萨达姆。前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对0票一致通过谴责入侵，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而赞同票中就包括苏联。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向我们做了一个严峻的形势报告。他说：“伊拉克军队，离沙特边境不到十分之八英里。如果萨达姆占据他现有的地盘，他将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而在几英里之外，他可攫取再一个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他将占有从科威特港口出海的方便的海上通道。约旦和也门可能倒向他一边，这样他将有条件来勒索其他国家。我们预期阿拉伯国家将开始削减石油出口份额，伊朗将被伊拉克踩在脚下，以色列将受到威胁。”韦伯斯特的结论是，萨达姆将成为波斯湾的显赫人物。
“我们必须做出反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容忍萨达姆绝不是办法。”
切尼补充说：“你不能把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分开，当伊拉克军队攻击沙特边境时，他们离沙特油田只有40公里，在这里可能发生一次大规模冲突。”
代替吉姆·贝克与会的副国务卿拉里·伊倍尔伯格敦促说：“我们应搬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它允许采用军事手段和进行经济制裁。
“我已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总统说他已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过。总统以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他们仍告诉我他们能找出一种阿拉伯式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我们怎么干，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切尼要我谈谈军事选择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卫沙特阿拉伯计划，列举了我们能够迅速投入海湾地区的部队。我有相当把握确信，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还坚信他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说，“要把美国的旗帜尽可能快地插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们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我们切不可无所作为而使萨达姆更加肆无忌惮。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后的数小时内就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总统说：“我们要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备，保卫这个国家。
我随后问为解决科威特进行战争值不值得。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问题，目的是使军方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出哪些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应由我来提。我的做法有点越权。我现在已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期待我的仅仅是提供军事方面的意见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白宫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为解决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职业军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奴性十足感到惊骇不已，他们从没有催促政治领导人向他们讲清越南战争的明确目标。如今在我们谈论需派多少个师，多少艘航空母舰和多少个战斗机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我的短网拍墙球球友、现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谈过话。他们要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要让他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进行帮助。后来，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切尼。他说班达尔要来，我们要再给他讲讲现实的危急状况。班达尔来到切尼办公室后，显露出他惯常的美国化的、轻松活泼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脾性。从一只塑料杯子里喝咖啡，还用一支金笔在杯子里搅和。在平时，我们相互间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称呼对方。我对他的可以上书的惯用称呼包括“伟大的班达尔”和“班达尔，你这个阿拉伯阔佬”，而他则叫我“老爷兵”。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开玩笑。当我们坐在切尼的小圆桌四周时，我指出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门口。班达尔仔细看了这些照片，他的牙齿咬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没有说什么。
“我们准备随时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以免遭到萨达姆的攻击。”切尼说。
班达尔向我们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怀疑神态。“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在过去的一次危机中，卡特总统给沙特阿拉伯援助了10架没有武器的F—15飞机。
“告诉班达尔亲王我们准备做的事。”切尼向我说。
我开始说：“我们最初将派去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八十二空降师以及1艘航空母舰。”接着我补充讲了后续部队。
班达尔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他打断我的话，问：“后续部队有多少？”
我说：“加在一起，在最初阶段总共约10万人。”
“我知道了，”班达尔说，“你们是郑重其事的。”
切尼最后说：“我们建议您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保卫王国的愿望。”班达尔临走前向我们保证，他马上就将我们的建议向国内报告。
在他走后，切尼提到我们早些时候同总统的会见。“科林，”他说，“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不是国务卿，你也不再是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你不是国防部长。所以，你讲话不要离开军事问题。”他显然是说我说话太随便了。然而，我对我在白宫的坦诚发言并不感到歉疚。我所说的要向军队提出明确目标的话是非讲不可的铮铮之言。
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伊拉克的入侵问题不露声色。到那时为止，他向美国人民所说的话只是，“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我没有考虑这一行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一期间，总统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中的戴维营度假。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班子成员随后来到。中心议题是施瓦茨科普夫详细深入地汇报我们如何保卫沙特阿拉伯，包括需要多少部队、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空中战略等等。当这位身材魁梧、坦率而善言、充满友爱的军人发言时，我看到总统频频点头。在讲完保卫沙特阿拉伯问题后，诺姆又补充说道：“好，如果你们要赶走伊拉克人和恢复科威特原样，那就要采取……”他然后一口气讲了为此需要增兵数十万人，需要准备8个月到1年的时间。
那个星期天下午，天气闷热，细雨蒙蒙。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以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提出的援助。我舒适自在地呆在我的小书房里，两脚跷在桌子上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总统直升机从戴维营归来时降落在白宫草坪上。已架起了许多麦克风，总统一面应付记者连珠炮似地提问，一面走近麦克风。记者们一个劲儿地问他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他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扬起食指说：“对这次入侵科威特，不能按兵不动，不能置若罔闻。”
我马上坐了起来。从“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到“不能按兵不动”，这可是前进了一大步。总统是不是要使美国承诺解放科威特？他是要运用外交和经济压力，还是要诉诸武力？
是不是原来的最后方案现在突然变成了第一优先方案？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在我们到戴维营向他汇报之后，总统了解了他可支配的资源。他有了信心。而早些时候在阿斯彭与英国首相的会谈，无疑也对他有影响。8年前，玛格丽特·撒切尔收复了阿根廷占领的福克兰群岛。我突然想起“不能按兵不动”颇有撒切尔的铿锵有力之声。但这一思想过程纯属乔治·布什本人之事。他冷静地听取顾问们的意见。他打电话与世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磋商。然后，拿定他自己的主见，他已做出了这一重大的决策并首次公布于众。
我关上电视机，走过去看我书桌上的一张地图。可能一项新任务已落在我肩上。
8月6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迪克·切尼从吉达打电话给我。他刚刚离开法赫德国王，他说：“我们已得到他的同意。我已报告总统。开始下令调动部队。”
要开动美国的庞大军事机器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我们已经通知待命的部队有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驻亚持兰大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和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但是，没有军事空运司令部——美军的联邦捷运公司——的空运，伞兵就无法行动。军事空运司令部是集陆海空系统于一体的称之为美国运输司令部的空军分支。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斯科特空军基地，司令官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H·T·约翰逊上将。他把切尼的命令转达给我国西海岸军事空运司令部的神经中枢——新泽西州麦圭尔空军基地的第二十一航空队和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队。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空运司令部百分之八十的飞机都在飞往某地的途中。当一项特急命令迅速传达到整个系统时，所有其他命令均予取消。比如说，有一架运载零部件正飞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的运输机，在当时就得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并卸下所载货物，飞回国内。这类活动在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在斯科特空军基地有一个连接电脑系统，它标明每一架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显示器。斯科特空军基地知道机上载的是什么货物，油料剩多少，飞机的保养时间表，机组人员是谁，以及每个机组人员在进行轮休和被替换时还剩下多少飞行时间。切尼的命令正使数百架飞机改变它们当时的航线，并最终飞向一个新的目的地——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