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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和公认的战争规则，只能使用常规武器。如果你违反条约义务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我们决心：摧毁你们的商船队；
摧毁你们的铁路基础设施；
摧毁你们的港口设施；
摧毁你们的公路系统；
摧毁你们的石油设施；
摧毁你们的民航基础设施。
我把最厉害的一手写在最后，那是一种恫吓，目的只是要吓住他，而对这一行动我们的律师是会否决的。如果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写道，我们决心摧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斯河水坝，水淹巴格达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我试图通过有关渠道传达这一信息，但渠道尚未打通，时间就已到了。然而，我方仍是按照这一信息的精神行事的。我们决心打一场快速的毁灭性战争，除非萨达姆迫使我们采取其他手段。
至于轰炸生物武器库及随之而来的不是防止而是引起一场灾难的风险，我向戴维·克雷格爵士说：“如果这场灾难向南发展，你惟我是问好了。”
布什总统对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总有诀窍不使他们感到紧张。他总是面带微笑地说：“嘿，迪克。嘿，科林。你们听说过有关一个精神病医生，他……”但是，当我们在1月15日，联合国截止日期刚过的那一天聚会时，他脸上毫无笑容。“八人帮”到达时，他几乎都没打招呼。我们在壁炉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长沙发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总统仍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他当副总统时坐了8年，已经坐习惯了。我解开了我的军服上衣的钮扣，这是我感到紧张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动作。总统的情绪似乎感染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讲话很生硬，其他人讲话时焦躁不安。我们谈论了对法国人所推行的最后的外交策略怎样处置最为恰当，顺便我们又再一次议论了生物武器威胁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战斗打响时总统向全国致辞中该讲些什么。
我说：“我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下达一项执行命令，如果我们要开始干的话。”这话引起了又一次的热烈讨论。
按照3天前通过的众参两院联合决议，（众议院以250票对183票，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总统必须要满足国会的要求，即他得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要伊拉克遵守联合国的12个决议，然后他方可进行战争。当其他人在争论如何应付这一规定时，我拿出了一本黄色公文簿，开始书写。写完后，我打断为时颇久的争论说：“总统先生，或许这样写就行了。”我念了我写的词句：“国防部长指示进攻行动于1991年1月17日开始。本指示认为，伊拉克没有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因此总统根据第77号国会联合决议第2条B款的规定，定下决心……”
我念完后，没有一个人讲任何话。我以为沉默就意味着默认。我说：“在国防部长签署该命令后，我将在今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把它发给诺姆。”正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发动了一场战争。
诺姆和我之间传送文电是通过一条保密传真线路进行的。当我们要把文电的发送范围缩小到最小限度时，我们就利用这条线路。我的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会把传真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旁的一间小通信中心传出去；而在另一端，诺姆的主任参谋就会把传真件取走。看到传送件的人决不超过四五个人。1月15日下午4时15分，我到隔壁奇尔科特房门口探进身去说：“给司令官发执行令。”
1月16日傍晚，我处于战前的一片宁静之中，坐在办公室里，敞开衬衫领口，观看着有线电视新闻报道。一旦骰子出了手，惟一能做的事是看结果。甚至细节也不必再检查。战争掌握在诸神手中，尤其是专断的战神手中。下午6时35分，我看到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伯纳德·肖、彼得·阿内特和约翰·霍利曼，像现在的爱德华·默罗一样，从巴格达的拉希德旅馆的9楼上进行报道，他们对突然划破巴格达夜空的曳光弹进行着各种猜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小时前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的B—52轰炸机发射了巡航导弹。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飞越边界并击中了伊拉克的早期预警雷达。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驾驶着从沙特机场起飞的F—117A型隐形战斗机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A—6型攻击机。我们在波斯湾和红海中的战舰发射了“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伊拉克防空部队向伊拉克首都的上空盲目地打高射炮。那是中东地区的1月17日。萨达姆·侯赛因称之为“战斗之母”的空战阶段开始了。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胜利。我们有军队，有武器，还有周详的作战计划。我惟一不知道的是战争将打多久，我们部队有多少人将再也回不来了。
第19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1月16日至17日夜间，我几乎整夜未睡，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并用眼角的余光看着电视。在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当时，电视将现场实况以卫星传送方式从敌国首都转播出来。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刚过，施瓦茨科普夫给我打电话，传来空战的首份综合报告。诺姆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不会因初胜而忘乎所以，但也难以掩饰激动心情。他对我说：“我们出动了850架次，命中了大部分目标。”伊拉克主要的生物武器和核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西部的防空系统被摧毁，补给品仓库陷入一片火海，两个“飞毛腿”导弹发射场已被破坏。他接着说：“巴格达闹市区的国际电话电报大楼大火冲天。我们还炸毁了萨达姆的一个行宫。”
这是个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道：“损失如何？”
他说：“科林，令人难以置信。”迄今为止好像只有两架飞机被击落，而我们原先预计第一次出击将可能损失约75架飞机。我们的F—117A隐形战斗机像一群幽灵一样通过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进入目标上空。这种飞机以前只在巴拿马的战斗中使用过一次。伊拉克的防空火力乱糟糟的，缺乏战斗力。伊拉克空军的飞机几乎无法升空。这就是整个第一天的战况，几乎是所向披靡。
仅就空中交通管制而言，它就是一个惊人的奇迹。第一夜，共有700架多国部队的作战飞机袭击伊拉克。战斗中首次发射了巡航导弹。160架加油机盘旋在空中给空中机群加油。管制这一群群的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和导弹的任务使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相形见绌，显得像个县级机场。
首次打击后，我看到一个电视台记者将他的话筒举到一个年轻飞行员的胸前，这位飞行员执行首次作战任务后刚下战机，头盔夹在腋窝下，氧气软管晃动着，满脸汗痕，头发杂乱。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飞行员刚要走开，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着摄像机说：“感谢上帝，保佑我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善良妇女的爱。感谢上帝，我是一个美国人和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我坐在那里，激动不已。这就是我要全国上下看到的军人形象，他们不是人们固有成见中的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痞子，而是聪明伶俐、士气高昂、热爱祖国的年轻美国人，是出类拔萃之辈。
第一天的兴高采烈实际上造成了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沃尔夫·布利策尔从五角大楼所做的报道，使人感到剩下要做的事情好像只是组织祝捷游行了。我给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打了个电话。“皮特，”我说，“告诉布利策尔和其他新闻记者降点温。战争才开始，这不是球赛的结束。”在这种瞬时信息时代，人们往往期待瞬时结果。在随后的几天里，人们的心情很快从兴高采烈转为灰心丧气。我们为什么还未打赢？出问题了吗？事实真相是，尽管遭到沉重打击，与空中力量的狂热鼓吹者们的期望大相径庭，但伊拉克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屈膝投降的迹象。
22日上午，我上楼去见国防部长切尼。“迪克”我们得采取行动以正视听。“我说。当时，美国人民只在电视上看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五角大楼的战况通报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解释过战争的进展情况。”得有人做这件事。“我说。
“我们明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决定说。
我接着叫来了标图人员，让他们制作一些地图。除了详细通报作战情况外，我还想讲一点体现此次作战实质的有感染力的话。当天下午，我坐在办公桌前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地为记者招待会做发言准备。我凑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切断伊拉克军队，使它孤立无援。”不，切断它并“攻击”它。或许可改成：切断它并“歼灭”它。更贴切些，但我仍不满意。我要的是铿锵有力、不会被人误解和简洁明了的字句。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总是留心守候着我。这时他来到我办公室，“戴夫，”我说，“我想让你听听我写的东西。‘这是我们对付伊拉克军队的计划。
首先，我们打算切断它，然后再歼灭它。“
戴夫流露出略显不安的神色。“听起来有点露骨，”他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比尔·斯马伦进来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安排问题。我把我的稿子又重复了一遍。斯马伦睁大了双眼。“是不是太激烈了？”我问。
“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解。”比尔回答说。
第二天下午2点，切尼和我在E翼2层的情况通报室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先开头，作了简短的评论，并且概括说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进程。他将被打败。”
他接着让我唱主角。
我解释了作战计划。我们首先使用空中力量摧毁伊拉克的防空、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使敌人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然后我们打算彻底破坏支援其在科威特驻军的后勤系统，其中包括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工厂和仓库。然后我们将向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占领军发起进攻。
我的介绍开头有意轻描淡写和不动声色，然后我抛出了关键性的警句：“我们对付这支军队的战略十分简单，首先我们要切断它，然后歼灭它。”这些字眼当晚上了电视的新闻报道，翌日又登载在各家报纸上。它们达到了我企求的目的。它们让全世界——特别是伊拉克——明白无误地了解我们的战争目的。
我走到作战图前描述炸弹造成的损坏时说：“我已对它们作了删节处理，你们不可能真正弄清我所谈的内容，因为我不想让伊拉克了解我所谈的内容。”而且我又笑着补充说：“但相信我的话。”记者们好像被逗乐了，而且未再追问我。
由于空中战争在继续，有一回我对媒体不大坦率，后来对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从利雅得通报情况，他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是身材魁伟，富有自信心，谈吐诙谐，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诺姆放映了录像片，显示我们的一枚灵巧炸弹向着4个圆柱形物体疾驰而去。由于屏慕上出现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图像，像日本“任天堂”电子游戏一样激动人心。他宣称4枚“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已被炸毁。
它们被炸坏了吗？我的情报官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过了一小时左右来见我。“主席先生，出问题了，”迈克说，“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飞毛腿’导弹，它们是停在路侧停车带的4台约旦油罐车。”
“你打哪知道的？”我问道。
“施瓦茨科普夫参谋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员说的。”麦康纳尔说。
“那就让这名上尉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去电话，说他们搞错了。”
“那里没有人敢对施瓦茨科普夫说他搞错了。”麦康纳尔说。
“那到底怎样让他了解呢？”我问道。我按下电话机键盘上的一个按钮。中央总部司令立即拿起电话。“嘿，诺姆，”我向他说明了麦康纳尔刚才告诉我的话。
我突然感到电话机像块滚烫的石头。“不是‘飞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华盛顿办公室的那帮子损起人来多轻巧？我难道就不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吗？”
“别激动，”我说，“我们的信息是你自己的参谋人员提供的。让你的情报人员再对袭击目标做一下分析，我们过会再谈。现在不要争论了。”
诺姆不久就回来电话。“老天作证，”他说，“它们是‘飞毛腿’，确定无疑。那位分析员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就不如其他人称职。但我告诉你，这种胡言乱语真叫人受不了，让我上电视，然后指使你的部下事后指责我。”
“这只是为了保护你的信誉，”我说，“这是一种宝贵的财产。”
第二天，我们的照相侦察专家给我拿来了难以否认的照片，那是4台油罐车烧毁了的外壳，肯定不是“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没有加以纠正。诺姆身上的担子不轻，使他保持镇定自若至关重要，因此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当时恰好有一位有线新闻电视网摄影记者从地面拍下了被摧毁车辆的照片。传播媒体的另一个有效的规律：主动认错比让人抓住辫子要明智。
“飞毛腿”导弹是一种成本低廉，制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苏制武器。在苏伊友好的日子里，俄国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数百枚这种导弹，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携带一个小弹头。“飞毛腿”导弹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进攻性武器。他们将两枚导弹焊接起来以提高射程，但这种导弹飞行时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携带160磅的弹头。如果这些“飞毛腿”导弹打到距目标2英里范围内，就算命中了目标。不过，城市是适于这种导弹攻击的大面积目标，而且有些国家的城市又处在其射程之内。所以当“飞毛腿”导弹开始落到特拉维夫和海法时，以色列人本能地想进行回击。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愿被人看成是无能保护它的人民免受来自阿拉伯的攻击的政府。然而，如果我们要想维护联盟的阿拉伯根基，我们就得不让以色列人插手这场战争。就这样，“飞毛腿”这种低劣的军事武器变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为以色列人开始计划自己接管寻猎“飞毛腿”导弹的任务。
1月28日，切尼要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我到他的办公室。3名态度非常坚决的以色列人也将光临。他说他们是：以色列大使馆国防武官海军少将亚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国防部局长戴维·艾弗里，以及以军副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将军。我们6人围坐在切尼的办公桌旁听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对伊拉克西部沙漠地进行陆空联合突击，搜索和摧毁“飞毛腿”发射架。计划很大胆，但会给联盟造成灾难性的政治问题。我问我可不可与巴拉克单独谈谈，军人对军人。我们两人转到了我的办公室。
“伊拉克的导弹攻击对我国人民起着破坏士气的作用。”巴拉克开始说，我进行反驳，提到我们正用“爱国者”导弹击落“飞毛腿”导弹。他回答说，效果不够好。有些“飞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须理解我们，”巴拉克继续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容许他人在我们的防区内威胁他们的生命是难以容忍的。我们想参与。”我重申了关于联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论点。“如果我们不参与清除‘飞毛腿’导弹，”巴拉克说，“萨达姆可能会在你们发动地面进攻时利用它们发射化学弹头。他们可能向我国城市发射神经毒气或生物弹头。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必须干的事。”
我十分明了他的意思。据报道，以色列的导弹发射人员已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而且谁知道他们会发射什么东西？
巴拉克解释说，以色列的先头突击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攻击“飞毛腿”导弹发射场。以色列的飞机将飞越约旦领空或穿过沙特领空。施瓦茨科普夫也曾提醒过我，沙特人将决不会接受以色列的这种入侵。而且我了解巴拉克情绪的激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国家已存在了40年，从来不理会敌人的恐吓。你可以在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每件事中都听到“下不为例”的回声。
最后，巴拉克和我又与其他人汇合。我方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不让以色列介入这场战争，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制止“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施瓦茨科普夫开始越来越多地调用他的战斗机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高峰时占所有出动架次的三分之一。美英两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潜入敌人防线的后方搜索“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被调来帮助保护以色列大城市。尽管还有突防的“飞毛腿”导弹继续打过来，但数量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们要奋力战斗，有时候最明智的武器则是克制。沙米尔总理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