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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
海军节那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观看闪闪发亮的各类舰艇进行模拟海上战斗。这次演习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都有薄薄一层气度非凡的虚假外表。在外表的后面，破败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许参观精锐的伞兵部队，但是我要看看从东欧撤回的苏军的生活情况的请求却被拒绝了。食堂里张贴着花哨的照片，共有7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们与从公用大桶中盛给红军兵士的大锅菜极不相称。在为我们表演的闪闪发光的战舰后面，我们看到了码头上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舰船。与我同行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杰里·约翰逊海军上将以专家的眼光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后说：“这是一支该退役的舰队。”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几次首脑会议的极有自信心的人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他所经受的连续不断的打击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试图会见普通的俄国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莫伊谢耶夫不断把我引向装甲运兵车。我们于星期五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们驱车进城的过程中，我发现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里，当我们乘车回机场时，情况正好相反。我向司机打听。“人们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说，“所以一到周末，他们就去乡间照料菜地。他们在国营商店中买不到像样的东西。菜园子给他们增加一点吃的，可能还有点收入。他们像蚂蚁一样工作。你应当看看他们生产的东西。”个人小块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按相应的比例计算要比集体农庄生产得多。
7月28日，我们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回国内，当时在将远东军区的一件礼品装进我们的707飞机时遇到了麻烦。他们送给我一个硕 大的麋鹿头，留着角，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木质底座上。装箱后，麋鹿头需要4个壮实的俄国兵才能搬上飞机。
莫伊谢耶夫和加拉前来送行，我们4人的周围布满了一层被闪光灯吸引而来的西伯利亚蚊子。我紧紧拥抱莫伊谢耶夫说：“米沙，保重自己。”我这是一片真情。我对这个诚实的军人产生了好感，而且我为他担心。我看到一个栖息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建筑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伤心神色告诉我他理解我。我们大家拥抱告别后，阿尔玛和我登上归途的飞机。
至于麋鹿的头，当我们在迈尔堡6号住宅内展示时，把我的两岁孙子吓得半死。我最后设法将此野兽的头转移到离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资深参议员，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
8月19日午夜过后20分钟左右，我刚睡着，就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有人正发动政变想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布什总统在缅因州肯纳班克港的避暑地。副总统奎尔在亚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钓鱼。吉姆·贝克在怀俄明州钓鱼。我“一个人在家”。我给切尼的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打去电话，迅即把情况告诉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钮，发现苏联常规武装力量的警戒状态没有变化。苏联人有一个系统叫“加盖夫”，使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装置，一旦发生核危机，一小批领导人可以用来互相通信联络。我们能够监测这个系统，并且了解到苏联的核态势也无变化。
布什总统很快回到华盛顿，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那天我得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按预约进行年度体格检查和紧张程度测试。当时感到有点紧张吃力。政变后的那天，总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把“八人帮”召集到寓所。
总统问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科林？”
我说：“你注意到坦克怎么开进莫斯科的吗？它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没有特定的前进方向。人们挥着手，把鲜花献给坦克手们，同他们交谈。”我指出，没有坦克封锁克里姆林宫或俄国议会，没有部队接管中央电话交换局，而这些都是政变期间的标准的操作程序。“所有这一切说明，总统先生，”我继续说，“政变的密谋者不掌握军队。军方不支持这次政变。”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见到5位愁眉苦脸的政变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吉米·布雷斯林书中描述的情况：这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员①并接管狗栏。
①捕狗员，俚语，指美国政府部门中最低级的官员——译者注。
没过3天政变就垮台了，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未遂政变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末日的到来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崛起。未遂政变策划者之一季米特里·亚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接替，任国防部长。我曾相识的列宁格勒的老战士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政变后不久自杀。莫伊谢耶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显然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保卫政府，未能中叶利钦的意。于是莫伊谢耶夫很快也销声匿迹了。
他的失踪令我不安。也许这是一个不同的俄罗斯；但我仍无把握说处理失势者的老方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试图通过在华盛顿的俄国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谢耶夫的下落。我一无所获。4个月后，我终于接到莫伊谢耶夫的一封信，说他和加拉活着，身体健康。他后来成了高技术通信顾问，一个事业有成的资本家。据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莫伊谢耶夫发财了。
数月前，在我们一次出差海湾地区后回国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边，重新提起了我喜爱的一个话题。我曾下令联合参谋部就战术核武器的用途进行研究。联合参谋部的建议是放弃由火炮发射的小型核武器，因为它们容易引起麻烦，需要很多钱才能使它现代化，而且在当今常规武器精度很高的情况下用处不大。我将研究报告发给四军种参谋长，因为它的结论影响诸军种联合军事原则。卡尔·沃诺——我的老伙伴、老知己和拥护者——在许多问题上支持我，但卡尔还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关炮兵的声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种自我放弃一部分。卡尔这位美国陆军的资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将其他军兵种首脑联合起来反对该建议。报告送到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部门——里根时代强硬派的避难所——他们从保罗·沃尔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盘否决了它。不过，这是我在飞机上拿出来并交给切尼的建议，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别助理戴维·阿丁顿在上面写满了批评语句的文件。切尼发出哼声，但他开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几位参谋长合起来以4票对1票反对我，”我说，“所以否决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担心，我明年再提，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迪克看着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职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你。”他说。
我取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像您一样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并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华盛顿后，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切尼在核问题上并不是死脑筋。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远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他命令他的文职分析人员以新的眼光研究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的核目标。实际上，切尼提出了一个40年来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多少数量才足够？他的参谋人员发现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研制成功，制定单一统一作战计划的人员就另寻新的打击目标，并且达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程度。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把一枚弹头对准一座苏联桥梁，而市政厅只隔几个街区之遥。根据当时的计划，单单乌克兰首都基辅就有近40件武器对着它。在华沙条约解体和东欧各国成为民主国家后，五角大楼就取消针对东欧的目标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切尼和他的文职分析人员彻底改变了长达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想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核打击目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不再用核武器瞄准对方了。
海湾战争后数月，即9月5日，在国家安全班子的一次会议上，布什总统敦促我们就军备控制问题提出更新的思想。到这时，海湾战争胜利之花已部分凋谢。我们又回到超级大国的角逐场所，在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
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仅保留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大胆地关闭尽可能多的“民兵”导弹发射井。这一次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作出反应的四军种参谋长署了名，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强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准备顺着变化的风向而动。没出三个星期，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些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建议。
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我国武装部队拥有2。3万枚作战核武器。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倡议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之间，我们应在2003年前减少到8000枚弹头，即减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虽然布什总统任命我担任第二届两年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他支持制裁并反对战争——设法确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确认。听证会持续了两天，在会上，纳恩批评我与鲍勃·伍德沃德的讨论，就如伍德沃德书中报道的那样。我不否认同伍德沃德谈过。政府中有许多人也同他谈过。会谈不是什么秘密：切尼和我也经常谈起这些会谈。纳恩还试图证实，对于延长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样的观点。我提醒他，我们实行制裁几近6个月，而它未能打动萨达姆·侯赛因（在随后的4年中也没有）。是否实行更长时间的制裁是一个政治决定。布什总统做出了该项决定。在决定发动战争时，我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纳恩将听证会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后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时，我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是代理主席，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将让出这个职务。于是，他迅即将我的重新任命付诸表决。我得到参议院的一致确认。
海湾战争后，《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休·赛迪写道：“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像乔治·布什这些天来那样以非凡的气度驾驭着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学家仍绞尽脑汁……搜索着可与之相比的事例。他们一无所获。”即使现在，即7个月以后，对总统的支持率仍达到稳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确认后，看来在乔治·布什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我还将担任相当长时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第20章 换帅
“沙漠风暴”过后数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