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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副官工作感到头疼，想重新当连长，成天向艾伯纳西唠唠叨叨。有一天，他终于对我讲了几句阴阳怪气的话：“你当过连长，而且当了两次，尽管时间不长。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你现在是第3次在上尉的职位上工作。既然如此，恐怕谁也不会再把你派回连队。”这话似乎是说我已经跳过了那一高度。我还是想当连长，但是艾伯纳西的话是对的。
1961年夏季，我第一次去牙买加，用我亲戚们的话说，是头一次“回老家”。德文斯堡的生活严肃紧张，但总不像在西德冷战前沿那样令人兴奋。我想找点新鲜事干干。我当时一月薪金是290美元，花了182美元买了一张去牙买加的往返机票。临行前，我回家查询家谱，弄清楚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以免闹笑话。
地球上还能找出两个地方像德文斯堡和牙买加一样相差那么大吗？转眼之间，我降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身前身后全是娇艳的鲜花，受到姑姑姨姨、叔伯姑舅和堂亲表亲们的热情欢迎，就像故人重逢一般。我在报名参军时，曾经填写过海外关系，仅父母的亲兄弟姐妹之中家在牙买加的亲人，就有28名。可是，我有点失礼。他们以为我是从富国来的“阔亲戚”，我却没有给他们带什么礼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热情接待，把我从一村送到另一村，一家接到另一家，从姨妈姨父到姑妈姑父，仿佛传看一件奖品似的。
我一到西印度群岛，就观察到家家是妇女当政。她们辛勤工作，循规蹈矩，生儿育女，督促子女上进。某些男人却被认为是不怎么样。我见到了所有的姨妈姑妈，而见到的叔叔、舅舅、姨父、姑父却少一些。一天，我和表兄弗农·梅克尔一起开车到金斯敦城里去看望艾丝丽姨妈和威特姨父。我们遇到红灯停车时，弗农指着街角上站着的一个人说：“那就是你的鲁珀舅舅。”
“我想见见他。”我说。
“不行。”弗农回答。
“为什么？”我问道。原来，鲁珀似乎是麦科伊家的败类。玩了太多的女朋友，却又没钱糊口养家。弗农说的话是对的。艾丝丽姨妈也不喜欢这个弟弟。
可是，他毕竟是我的舅舅，我还是去看了他。在这么多亲戚当中，鲁珀竟是格外有趣的一个。只要我花钱给他买兰姆酒喝，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花钱买酒听他讲故事，有3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我陪他喝酒太多，休假期的最后两天，不得不回到纽约昆斯区家里休息，等头不疼了，才返回兵营。
1961年夏季，我3年义务服役期满，本可以离开部队，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离队。我是一个年轻黑人，除了当兵，别的我都不懂。我离队后干什么，跟我父亲进服装厂吗？以地质工作者身份去俄克拉何马钻石油吗？当时正是经济衰退时期，我留在军队，很快就可以一月挣360美元，一年挣4320美元，这收入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在军队，我的才干有多大，就可以走多远。在美国社会里，一个黑人从事任何别的职业都不会有这样多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我爱当兵这一行。因此，我告诉父母我不回家了，这使他们诧异不已。
对于服兵役，美国黑人一向有一定的矛盾心情。多少年多少代，这个国家不曾为我们而战，还实际上拒绝赋予我们基本的权利，我们又干吗要为它而战？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甚至不能进白人享用的餐厅和一般生活设施，还叫我们怎样为它服务呢？可是，不论是受到珍重还是受到轻蔑，不论是受到欢迎还是仅仅受到容忍，依然有千千万万的黑人为这个国家服兵役，有史以来一向如此。在马萨诸塞州——我此前服役的地方——早在1652年，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曾经应征当民兵。美国革命时期，曾经有5000多黑人在华盛顿将军麾下服役，帮助这个国家争取到独立，而他们自己却并未享受独立。内战期间，将近22万黑人在联邦军队伍中作战，阵亡了37500人。黑奴得到了解放，但他们回到家里仍然被人瞧不起，还得忍受三K党的猖獗和私刑。
内战以后，国会授权成立了4个黑人团：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团，第九和第十骑兵团。据说由于他们皮肤黑，头发卷曲，身穿野牛皮上衣，作战勇敢，被印第安人叫做“野牛勇士”。然而，这4个团的建立并未带来种族政策上的开明。美国政府只不过是希望在向西移民时让白人移居者受到保护，防止印第安人袭击。“野牛勇士”帮助白人获得土地并保卫土地，可是黑人大都没有获准拥有土地。
你若仔细瞧瞧那些描绘西—美战争期间特德·罗斯福率领义勇骑兵在古巴圣胡安山冲锋陷阵的油画，就会发现那上面没有一个黑人面孔。但是当时倘若用照相机拍照，照片中就会有黑人，因为义勇骑兵中确实有黑人，其中7人在古巴之役中还荣获军功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参军的黑人将近100万。其中一些人，如“塔斯克吉人”——第一批黑人战斗机飞行员——证明黑人有能力也有勇气担负任何作战任务。可是，他们1945年复员回到南方亚拉巴马州的吉姆克罗地区，那里依然是种族隔离。黑人进单独的学校，这些学校与白人学校不一样。黑人就业困难重重，还忍受种种侮辱，例如只能进“有色人种”厕所，连街头的饮水喷头都不能与白人共用。在美国其他许多地方，也存在种族主义，只不过不那么露骨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有难时，黑人还总是响应号召？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兵打仗是允许他们行使公民权利的唯一领域。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表现出同等的勇敢，作出同等的牺牲，为国而战和为国捐躯，那么随后一定会得到平等的机会。例如，安德鲁·杰克逊① 曾许诺说，跟随他作战，特别是参加了新奥尔良战役的黑人，将被赐予土地。黑人跟随他打仗，有些人还阵亡了。但是，硝烟散尽，危险度过以后，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直到1948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才签署了结束军队中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既然允许黑人士兵平等地为国捐躯，那就应该允许他们在军中平等的服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而我是在这之后10年才进入陆军的。我记得在本宁堡的步兵军官基本训练班上，我有两位最亲密的黑人同学，唐·菲利普斯和赫尔曼·普赖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我们3个人恰好排在一起，站队时恰好肩并肩，看起来仿佛陆军仍然在搞种族隔离似的。菲利普斯后来成为一名正式上校，担任过首都华盛顿陆军仪仗团的团长，是该团的第一个黑人团长。普赖斯后来当了军医，成为陆军的首席心脏病医生。另一个黑人军官兰杰·科菲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他们以及其他黑人军官的生涯，都是得益于迄今为止几乎尚无人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在体现民主理想方面，陆军在美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从50年代起，陆军中的种族歧视比较少了，赏罚比较公平一些，军营内的赛场要比任何一个南方的市政厅或北方的公司内的赛场平展一些。因此，尽管陆军仍有种种缺陷，它依然让我比较易于爱我的国家，全心全意地为我的国家服务。
第03章 追求阿尔玛
1961年11月的一天，我在德文斯堡单身军官宿舍闲躺着，我的朋友迈克·亨宁堡突然闯了进来，要我无论如何帮他一把。迈克的家也在纽约昆斯区，和我一样也有混合的血统，他家是黑人，但有德国人血缘关系，所以他父亲的名字是阿尔冯斯，他哥哥的名字是古斯塔夫。迈克在波士顿交了一个女朋友，叫杰姬·菲尔兹，他对她一见钟情。他求我说：“请你跟我一起进城，去应付杰姬的同宿舍女友。”
“盲目约会？”我担心地问。迈克点点头。不预先跟人约好，就去瞎闯，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盲目约会的成功机会也许比摸彩票更少。不过，我原先在纽约的女朋友已经跟我吹了，没有熬过那16个月的分离期。这时我是光棍一条。在德文斯堡我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潘兴步枪会”会友德佩斯及其夫人桑迪，在本宁堡时的好友普赖斯及其夫人玛德琳，以及新朋友C。 C·沃克和埃兹拉·卡明斯等等。不过，在谈恋爱方面却无所作为。我说：“好吧，迈克，我给你打掩护。”
我们开车到波士顿的后湾区马尔波罗街372号去接两位小姐，来到一幢高级住宅一层内背阴的一个一居室的单元门口时，杰姬·菲尔兹小姐出来迎接我们。几分钟以后，另一个姑娘出现了。杰姬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室好友阿尔玛·约翰逊。”
她皮肤较白，浅棕色头发，体态优美。令我着迷的是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眼珠带有很少见的绿色光泽。她举止端庄，谈吐文雅，带有一点南方口音。我心里想，这次盲目约会也许倒是闯对了。
很久以后，阿尔玛向我谈了她在那初次见面时的感受。杰姬要她出面，她争辩说：“盲目约会我不干，跟当兵的盲目约会更不干。”谁知道那个闯进来的家伙是啥样子？她压下心中的烦恼，故意穿得邋邋遢遢，在卧室里慢慢化妆，想拖着不跟那个生人见面。可是她向起居室一瞅，意外地发现这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一副娃娃脸，脸颊还冻得红红的。她以前约会过的人都比她大四五岁。“可是你当时看上去像是个乳臭未干的12岁毛孩子。”于是，她悄悄溜进浴室，换了衣服，重新化了妆，松开自己一直揪着的心弦。
迈克和我带着两个姑娘到了多切斯特区一家俱乐部。我们喝饮料，边听音乐边聊天。我原先接触的姑娘都是满口纽约腔，这时倾听一个南方姑娘的低声细语，很是入迷。那晚上主要是阿尔玛说话，我呆呆地听着。她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在当时那个强迫兵役制时代是很自然的问题：我在军队里还要呆多久？她认识的年轻人都是入伍后巴不得尽快退役，他们甚至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他们还得在军队里呆多少分钟。可是我告诉她我不打算退役，我是职业军人。她瞅着我，仿佛是在看一个外星人。
我平生最愉快的一个夜晚终于结束了，迈克和我驱车回德文斯堡。第二天，我给阿尔玛打电话，约她再次会面。
我们开始经常约会，见面越多，我越喜欢她。阿尔玛出生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并在那里长大。她父亲罗伯特·C·约翰逊是该市两所黑人中学之一——帕克中学的校长。她的舅舅乔治·贝尔是另一所黑人中学——厄尔曼中学的校长。阿尔玛的母亲，米尔德里德·约翰逊，是黑人女童子军活动的一位先驱者，而且是公理会教会的全国领导者之一。阿尔玛自己上学时多次跳级，19岁就毕业于纳什维尔市的菲斯克大学，然后回伯明翰，在广播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叫作“与阿尔玛午餐约会”。她在这一节目中介绍家庭百科常识，并播放一些主要是电台管理人员所要求的缓慢旋律和伤感歌曲。但是，当阿尔玛替班主持夜间流行音乐节目时，她就播放自己喜爱的现代爵士音乐。
阿尔玛从来不喜欢自己的故乡伯明翰。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当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实际上，由于她父亲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是比较优裕的。可是她生性好动，感到伯明翰空气太沉闷，她希望到外面闯闯世界。所以，她到了波士顿，在埃默森学院进修听力学。当我们相识时，她是波士顿听力弱者互助协会的一名听力学专家，经常开着一辆面包车到全市各地，帮人们测试听力。她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出诊，是有一天到坎布里奇的一座耶稣教修道院，为教士们做听力检查。
在我们相识后大约一个月，阿尔玛回伯明翰老家过圣诞节。我们约定，她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路过纽约，到我家里参加除夕晚会。我相信阿尔玛会喜欢我的亲人们，但也许不会马上就适应。她是一个很有涵养的女孩子，出身于南方一个有教养的家庭，而我的亲戚们是些好说好闹、好开玩笑的西印度群岛人，她要逐渐接触他们才会建立起感情。
除夕晚会安排在我家地下室的起居间。水泥地板上铺了塑料贴面。墙壁和天花板蒙上了棕色软木板条。房内一角摆了一个不大的酒吧桌，刚够摆放酒瓶、酒杯和各种饮料。酒吧桌上方挂了几个用椰子刻成的海盗头形。一幅罗斯福总统像端端正正挂在酒吧桌后面。沿墙摆上了长凳，一个角落里摆了两张飞机经济舱坐椅，那是当年我和我的“潘兴步枪会”会友从艾德尔维德机场（现名肯尼迪机场）上一架没人要的破飞机上拆下来的。
当阿尔玛和我到家的时候，房间里已挤满了我的亲戚们，他们正高兴地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又唱又跳，而且又在谈论“回老家”的事。吃的东西从厨房源源不断供应上来。当年姐姐16岁生日时，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电唱机，这时用来不停地播放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舞曲。
我陪伴阿尔玛进入这个欢乐世界。我父亲主持晚会，他那副庄严的神态，很像《教父》影片中为女儿主持婚礼的科莱昂教父。他和我妈妈热情拥抱阿尔玛，然后向她逐一介绍室内的亲戚。
阿尔玛总算应付了这第一个回合。有一个时刻挺不是滋味：她刚在一张坐椅上坐下喘口气，贝丽尔姑妈就坐过来仔细端详她。姑妈自己没有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她的侄儿侄女们，尤其宠爱我，一向把我叫作“科科”。在她看来，阿尔玛似乎有严重缺陷：不是牙买加人，甚至不是西印度群岛人，而且也不是纽约人。姑妈在阿尔玛旁边坐下，从头到脚打量着阿尔玛，而又一言不发。客人们这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都在悄悄观察贝丽尔姑妈的神情。阿尔玛最后站了起来，姑妈也站了起来。阿尔玛挪了两步，姑妈也挪了两步。每次阿尔玛一转身，总看见满脸怀疑神色的贝丽尔姑妈出现在她身旁，而且依然是一言不发。
最后，贝丽尔姑妈终于走开，跟别的亲戚说话去了。阿尔玛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姑妈对大家说，“科科”快25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咱们不能再等啦。尽管这可怜的姑娘不是牙买加人，“科科”可以追求她。可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在追求阿尔玛，只以为自己是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而已，真是个白痴。
回到马萨诸塞州以后，阿尔玛在周末搭公共汽车到德文斯堡来看我。我们和我的一些单身朋友们一起去拉思克勒俱乐部吃汉堡包，拜访我的一些已婚朋友。阿尔玛认识了普赖斯夫妇、艾伯纳西夫妇、埃利森夫妇和德佩斯夫妇。她原先以为当兵的人都盼着退役，现在却见到了另一幅军人生活情景。在陆军里，有的夫妇之间和朋友之间是不同肤色，但也能相亲相爱，这一点对她这位南方黑人姑娘触动很深。她从一开始就跟我的朋友们相处融洽，见到我上级的夫人们时，她既有礼貌又不失身份，言谈举止总是令人产生好感，似乎生来就有交际天才。
阿尔玛和我很快就感到彼此不能分离。每到星期六，我都是急不可待地盼着校阅早点结束，好跟阿尔玛聚在一起。我沉浸于热恋之中，竟对周围的事朦朦胧胧。不过我想我会清醒过来的。
当时，恰比切克舞和摇摆舞风靡一时，可是跳舞从来不是我的长处。只要撒上足够的滑石粉，我可以跳西印度群岛即兴舞，相当来劲，而跳林迪舞、默朗格舞和恰恰舞都笨手笨脚，凑凑合合。我的牙买加祖先的异族通婚阻碍了我身上篮球基因和舞蹈基因的发育成长。可是既然你不是白人，又头发卷曲，别人总以为你是会跳舞的。阿尔玛的中度摇摆舞跳得不错，她当了我的老师，终于把我训练到说得过去的程度。
1962年夏季，我在德文斯堡服役已满18个月，等待调令。8月份命令下来了，调我去南越工作。我对那个国家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肯尼迪总统往那里派了几千名军人当顾问。第一批人发回了一些零星的报告。我们参与了南越的“建国”活动，试图拯救它，抵御从柏林墙延伸到东南亚稻田的红色威胁。我要去打仗了，感到很兴奋。
当然，我也有点焦虑。试飞飞行员起飞之前总有点焦虑。独奏演员在音乐会揭幕之前以及足球队员在开球之前也是如此。可是我是一名军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心里想的是跃跃欲试。我成了同级军官们所羡慕的人，因为人们认为被挑选去南越当顾问的人都是重点培养对象，前途光明。秋天我将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接受5个星期的军事顾问训练。我还可以指望在出发去南越之前晋升为上尉。
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和朋友们打了电话，接着同阿尔玛也通了电话。我意识到她对这个任命并不是和我一样热心。我驱车去波士顿，向她当面解释为什么这是好消息。我说我就要去实践我的事业。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