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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抗争的方式，那可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几乎调动了西宁教师的所有才智，后来有人说，西宁帮选择辞职方式进行胁迫，是出于一时之怒，轻率之极，尽显其幼稚。殊不知此时的西宁帮与罢饭时时期的雏形不可同日而语，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比以前成熟，而愈加富有经验。持此一端的人不晓得抗争方式经过多次筛选和筹划的过程，因而不足为怪。也有的论之为胡搅蛮缠惯用伎俩的发挥极致。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这种人恐怕连作梦都没有想到西宁帮所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胡搅蛮缠，也并不欣赏这种市井小儿之所为。就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更加热衷于计谋筹划，更加宗尚理智延伸出来的魄力。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某些决策人物对西宁帮的素质的估测时而偏高，时而偏低。估测的不确当，必然引致施策的失误，于是总免不了失之交臂，作茧自缚的结局。
抗争方式的选择颇费脑筋，过则失利，不及则无关痛痒。既要把握好时机，又要行之有效，这对西宁帮而言，无疑有些超负荷了。另外，西宁帮尽管名声在外，但摄于政治性压力，也唯恐染有〃 小集团〃 之嫌，这恐怕也是观念陈旧，自我意识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吧。既要抗争，又要避嫌，这就决定着抗争方式的选择难循常规，必出奇兵。
一种方式是集体请愿，索兴直接面谒县府官员，办陈境遇，以求青天之佑。但肯定会栽在〃 调余济缺〃 的口实之下，更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官官相护，一致排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种方式是罢课抗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走此极端，不说理由尚欠充足，就是西宁帮中也没有几个真的有此胆量。
一种方式是要下都下，全集中于申中公社，整体迁移，另辟一片天地，再作图谋。但这一招却失之于天真了。人事调配权握在人家手里，你一动，正中其下怀，趁机拆散调配，东南西北，天各一方，分而处之，还怕你能掀起什么大浪？到那时，只有自己吞下苦果，后悔莫及了。
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新闻媒介，大造舆论，求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声援。但国家之大，如此区区小事，一定能使人正目以视吗？况且即便舆论掀起，恐怕也是县官不如现管，鞭长莫及，更不说必会拖延时日，效果如何，难说！这一招的确有些软弱，秀才造反，纸上谈兵。
欲进无策，欲退无路，干脆辞职回家，另谋生计，自然也就成为彼时彼地唯一的善策。
客观地看，西宁帮决定集体辞职的初衷，并不含有胁迫之意。
辞职，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穷途末路。这，西宁帮考虑到了。辞职，伴随而来的是压力：拮据、羞辱和焦虑，这，西宁帮也考虑到了。但除此之外，又有何途呢？下公社意味着被永久性地打入冷宫，调动之门也就彻底封死了。与其人不人，鬼不鬼地受煎熬，真不如回家卖凉面，营业执照的旁边高悬毕业证，乐得逍遥自在，且不说将来的形势的发展，谁也说不清。
西宁帮拍板定夺，但欲求全体辞职，的确是强人所难了。因此，在有明确表示不参与或不便参与的情形下，没有掺杂任何程度上的逼迫成份，包括被刺中者在内一共有六位西宁教师书具了辞职书，并且为避〃 小集团〃 之嫌，辞职理由各不相同，三月一日下午先后递交到校长手中。
辞职事件遂告开端。
辞职的人坚信这是理智之举，那自然也就有理智的延续，这又一次证明了西宁帮绝非那种只逞一时之勇的草莽之辈。
西宁帮开始预测可能的结果并拟定相应的对策。
一种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教育局实行惯用的拖延战术，这往往是对会棘手问题的最佳对策。辞职肯定超越了决策人物的想象力，往往对其后果的考虑远比辞职者要周祥得许多。不理不睬，不置可否，一拖再拖，直至耗尽其锐气，拖得你也自觉无趣时，避其锋而攻其弱，分而击之，一举奏效。西宁帮的对策：不断地制造紧迫感，穷追不舍，非让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直至明确表态为止。
另一种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一种可能性，毅然批准，任尔为之。但教师辞职在当时终属少见，其影响、后果恐怕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局长所能担负得了的。假如真是如此，西宁帮准备大动干戈，全力以赴，集体回西宁摆摊，名则维持生计，实则以身示警，断其人源，大造舆论，恶其名声。真是如此，恐怕很难善罢甘休了。
还有一种可能，因其可能性甚微，以至尚示列入。这就是教育局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查究缘由，宝剑收归。既然没有列入可能性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拟定出相应的对策，及至这一甚微的可能突然之间成为现实时，西宁帮反倒没了主意，束手无策了。可见西宁帮根本不足以对其重兵压境，只需略施小计，只要明智之士多一些，明智之举多一些。
若真是如此，必然会有人攻之为软弱，后患无穷；也有人归之为无能，助长不利因素；更有人会论之为荒唐，受人摆布，威风顿失。但也许有人会拍案叫绝，以退为进，以大局为重，还有比此更为明智的吗？假如〃 也许〃 的人多一些，位置高一些，那么没有必要的对抗也许就会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也许就会轻一些了吗？更也许被耽误的子弟不也就少多了吗？
姑且不论西宁帮的是与非，对抗的对象应该是谁，单就这种群体意识而论，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斗转星移，将其疏引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上，利用其一损俱损的互相牵制因素，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那将如何呢？至少会如何呢？
身置局外去辨析是非，说几句不用负责任的风凉话，谁不会呢？但若身置局内，能够静思反省，及时更改无效的行政措施，那可就非同儿戏了。
辞职书转呈到教育局后，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形，就算是不曾身临其境，倒也不难想象。但西宁帮绝非料到教育局的反应之快，尽快平息事端的决心之大，的确是一种有魄力的果断之举，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教育局的决策人物清楚地意识到，把一切过失统统归于西宁教师的不安心工作，恐怕有失公允。因而某些生硬、粗暴的行政措施没有把握好分寸，成为显而易见的失策之举，那么由此推之，西宁帮的辞职就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胡搅蛮缠的大帽子而继续施之以更强硬的对策。明摆着是，硬度也需要审时度势，否则就如同闭着眼睛捉麻雀的蠢行。好在教育局的周旋余地很宽，还不至于成为西宁帮直接对抗的对象。因此，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予以调解，平息事端，稳定人心，再图良策就是行之必然的了。
为了不使冲突双方因得势或失势而节外生枝，再生变故，教育局先采取折衷的办法，收回调申中公社成命，改调二中（距一中不远）工作，设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会晤辞职教师，以尽安抚之意。
有一点即使是当事人也深感惊奇，这次晤谈，无形之中成为一次双方善意的勾通。彼此互诉，言语直率。这并不是双方过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此之前双方多是事务性的接触，见面只言片语，互相了解不多，多的只是耳闻。但这次因辞职事件而坐到了一起，难道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教育局一方谈到本地师资缺额严重，而补充渠道单一，且时断时续，根本不能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放调西宁教师显然不现实。唯一出路就是在补充条件有所改善时，开始施行调动循环制。初步打算每一循环周期为五年，只要年限够了，想走者教育局尽量满足，决不设卡刁难，何必强留呢？一者解决了你们的实际困难，一者相对稳定了教师人心，不也是两全其美吗？在循环周期内，我们有责任为你们创造安心工作的工作环境。一中有些做法是有过头现象，是失当的。但何必走此极端呢？有意见可以到局里反映吗，领导也会有失误的地方，人无完人，何必大动干戈？
西宁教师率直而言：辞职非我等本愿，确是迫于情势。一中领导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好全好，一坏全坏。这种主观片面的工作方法挫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又怎能有意识误人子弟？我们之中不也有为人父母的人吗？谁又愿意自己的子弟被延误呢？可是一中领导动辄扣工资，一开会就点名，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全是冲着西宁教师来的，弄得大家心情极不舒畅，因此而萌发对抗之心，行对抗之举，不也是情有可缘吗？不管循环周期是长是短，五年也好，八年也罢，总应有五年八年安心工作的环境，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五年八年吧？这不会是非分之求吧？西宁教师生活无人过问，业余生活单调，具体困难不说解决了，连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合理吗？而最让人厌恶的是，一中领导利用下公社进行恫吓，以此作为整人的工具，谁人可忍，谁人能忍呢？你如果处在我们这样的境遇之中，天天在你的头上悬着一柄宝剑，你能安心工作吗？
纷纷扰扰，洋洋洒洒，长长短短，一泄而出。诉尽苦衷，争得理解，对抗之势自然削减了三分。假如这种场面，这种气氛早一点儿在一中出现，岂能有西宁帮之古怪团体？罢饭、辞职之古怪现象？最后，双方握手而别，顿觉轻松了许多。
这次晤谈结束时，双方谁都没有再提辞职的事情，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事端到此结束的默契。夸张地讲，哪怕教育局此时就把那几份辞职书付之一炬，也绝无非议。这种默契无需挑明，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建立在彼此理解，坦诚相见，互不相逼的基础上。假如一中领导也领悟到这种默契，顺势摆出高姿态，假教育局之手缓解矛盾，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佳缘。可惜又一次错过了，他们不仅无视这种默契，反倒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度发难，自以为得计，却把自己推到行将垮台的边缘。
第二天下午，一中领导汇集在校长办公室，传来辞职者之一，郑重其事地宣布：批准辞职，立即办理离校手续。
菩萨好见，小鬼难缠。
假若没有那种神秘、微妙的默契，在教育局采取以硬对硬的策略情势下，一中领导这一招既损又狠，它足以动摇首鼠两端者，促其倒戈；打击坚定者，逼其屈膝；并使意欲步其后尘者望而却步。一中领导估测到辞职是假，胁迫是真。所以将计就计，断然批准，看你能有什么办法，以此打乱西宁帮的阵脚，瓦解阵容，秋后算帐，天下可告太平矣。
可惜的是，计策虽妙，但时机又错了。
一中领导错了，错就错在又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忽略了在与教育局开成默契后，辞职者已经此一时非彼一时也。这一招不仅触动不了辞职者，反倒公开与教育局唱起了对台戏。而教育局显然至今还沉浸在成功地平息了一场罕见事端的喜悦之中，而且终于找到了安定这些〃 大仙〃 们的良策，至少使其在循环周期内能安心工作。这对教育局而言，显然是受益非浅的。这不仅可以用于现时，而且也可以用于将来，在极可能会形成的教师往来循环格局中，岂不是一劳永逸吗？天知道一波将平一波又起，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因为默契的基础就是彼此的信任，最可宝贵的信任。一中领导这种所为，西宁帮有理由得出是教育局的一着怪招的结论，那么无疑自己就是被哄小孩一般地被欺骗了，信任再从何谈起呢？一个要平息，一个在扩大，平息者颇费精力，扩大者一意孤行，大唱反调，意欲何为？因此，从教育局心理趋向而言，一中领导的这种蠢举，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放火，简直就是在拆台。
这样一来，西宁帮优势陡增，舆论纷纷转向同情西宁教师，而对一中领导此举责难之声四起。稍有推断能力的家长即可推出：这样的人当校长，子弟能有不被耽误的吗？
教育局闻讯，只好旧戏重唱，再一次出面安抚，再一次平息。但这次的效果比起前一次大为逊色，西宁帮有所保留地鸣金收阵。
如果说轻率因之不成熟，那么失策又因之什么呢？
如果论之以是非，西宁帮尽可以论之为过激，教育局也可以论之为明智，那么，一中领导又该论之以什么呢？
无可置疑的是：这次对抗从开始到白热化，对抗双方都没有多少输赢感，因为结果都不那么尽己之意。但却有一方肯定是大输家，是谁呢？
八五年高考结束了，湟源一中的战绩给人以抹不掉的追忆：在全海东八县中倒数第一名！
异军突起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
——王安石
一中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败下阵来，惨不忍睹，不堪一击。这一败，不仅耻辱加身，而且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一中就在败北中开始坍塌，跌落……
全县为之哗然。
全县有多少子弟蒙难其中，又有多少子弟将要蒙难其中？刹那之间，风起云涌，消息迅速传播，如同一股往来奔突的电流，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触电效应：惊愕、焦虑、失望、气恼……
渐渐，人们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始承受败北的痛苦，否则又能如何呢？但是人们却根本无法承受以此类推的将来，将来的将来。如果一败再败，落考的子弟一多，就业问题就愈加严峻，由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何承受得了呢？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呀！
过去的事情无法避免了，那么能不能避免将来尚未发生的事情呢？于是家长们利用各种渠道向教育局，县政府，县委施加舆论压力，其来势汹涌，一浪催一浪，于是一种看法渐趋一致：一中该动动大手术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但无论如何，整顿一中迫在眉睫，百废待举，再不能临渴掘井了。
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出马，率领集各有关部门重要人物于其中的庞大的工作组，暑假前夕进驻一中，着手全面整顿。
工作组着手整顿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一中高考落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形成完整、准确的断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期一举奏效。但一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头绪繁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要想抓住问题的关键症结，实非易事。
但有一点不用找，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摆着：一中的人心散了。
工作组全面铺开，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完整的，零碎的，客观的，偏执的，什么都听，什么都记，来者不拒，随你怎么说，只要说出来就好，只是不表态。
在一中领导看来，工作组的真正意图尽管令人稍感不安，但自古双方相争信其尊。工作失误算不上错误，落败的原因当然要归于西宁教师不安心工作，自己是尽力而为了。这里面明显掺杂着对西宁帮的怒气，对教育局的怨气，但目标仍然是明确的：掌握主动权，影响工作组，寻求谅解和支持。
但有一点他们却未估计到，工作组的使命就是整顿，就是要把一根魔杖伸进一中深不可测的一潭之水，使劲地搅，搅起波澜，搅起沉渣，然后再视具体情况选择投放何种定海之珠。这无疑使一中内部矛盾运行加速，不断地、迅速地分裂、激化、冲突，以至发生出人意料，令人惊愕的裂变。各类组合，各种派别仿佛一下子被卷入了令人目眩的旋涡，身不由己地旋转着，旋转出古怪离奇，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矛盾加速度地旋转，打破了原有的对抗格局，更改了原有的对抗性质，一派全新人物立时崛起，使一中的对抗形势骤然升级。
〃 少壮派〃 披挂上马，闻风而动，杀出阵来……
〃 少壮派〃 大抵是由一些既不属于元老，又不属于西宁帮阵容中的一批中青年教师构成。正因这如此，他们原先在两大派的对垒中似有似无，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未构成过独立的团体。他们不象西宁帮都是〃 飞鸽牌〃 ，因而出于自身利益，心理趋向一般偏倒在校领导一边，但又总是被校领导，元老们拒之门外，且在某些方面与西宁帮有同病相怜般的共鸣。但西宁帮不屑与之为伍，另一边又不受领导重用，这就使得这一部分教师处于游离于两大对抗整体之外，扑朔迷离，左右摇摆。他们最愤怒的不是西宁帮的轻视，而恰恰是校领导及元老们的漠视，他们甘献犬马之劳，却屡遭白眼，他们极愿意为校领导出谋划策，却总是被闲置一旁，由此而生出弹铗之士不得明主的委屈感，日积月累，逐渐演变成极度的不满，这想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