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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后，卡罗琳轻轻地叩了下门，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好像是一瓶果酱。
“詹姆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这瓶欧楂果冻给波洛先生送去？我答应过给他的，他从来没有尝过自制的欧楂果冻。”“为什么不叫安妮去跑一趟呢？”我冷漠地说。
“她正在缝补衣服，腾不出手。”卡罗琳和我四目相对。
“好吧，”我站起身，“如果你一定要我拿去的话，我就把它放在他家门口，你听明白了吗？”姐姐扬了扬眉毛。
“当然，”她说，“谁还敢叫你做其它什么事叫呢？”看在卡罗琳的面上，我答应去跑一趟。
当我打开前门准备走时，她说：“如果你碰巧见到波洛先生的话，你就告诉他有关靴子的事。”多么巧妙的嘱咐啊。其实我也非常想解开靴子这谜。当一位带着布雷顿女帽的老夫人给我打开门时，我木然地问波洛先生是否在家。
波洛闻声跳了起来，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我。
“请坐，我的老朋友，”他说，“坐这张大椅子呢？还是坐那张小椅子？房间是不是太热？”我感到这屋子太闷热，但我还是克制住自己，没说出来。窗子都是关着的，而且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
“英国人有一个癖好，喜欢新鲜空气，”波洛说，“要吸新鲜空气外面多的是，这是属于屋外的，为什么要放它进来呢？这些老掉牙的话题我们就不多谈了。你是不是给我拿来了什么东西？”“两件东西，”我说。“第一件——这个——这是家姐送给你的。”我把一瓶欧楂果冻递给了他。
“卡罗琳小姐真是太好了，她还记得她的诺言。那么第二件呢？”“可以算是一条信息吧。”我把会见艾克罗伊德太太的经过告诉了他，他非常感兴趣地听着，但并不显得特别兴奋。
“这就弄清楚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这对核实女管家提供的证词有一定价值。你肯定还记得，她说她发现银柜的盖子是开着的，当她从旁边路过时顺手把它关上了。”“她说她到客厅去看花是否还新鲜，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啊！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一点，是吗，我的老朋友？她的话显然是个借口，这是她在匆忙中捏造出来的。她认为有必要对自己呆在客厅的原因作一番解释——顺便问一下，对这件事你可能从未想到去询问一下吧？我当时想这样做很可能出于这么一种印象，认为她动过银柜，但我现在认为有必要寻找另一个原因。”“是的，”我说，“她出去跟谁会面？为什么要跟那人会面呢？”“你认为她是去会见某个人吗？”“是的。”波洛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认为。”他若有所思地说。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
“顺便说一下，”我说，“家姐托我带给你一条信息。她说拉尔夫·佩顿的靴子是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我告诉他这条信息时，眼睛仔细地察看着他的——表情。一瞬间我发现他的神情有点烦乱，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常态。
“她能绝对肯定不是棕色的吗？”“绝对肯定。”“啊！”波洛非常懊丧地说，“太遗憾了。”他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
他没作任何解释，马上转了个话题。
“女管家拉塞尔小姐那个星期五早上找你看病——能不能冒昧问一声你们谈了些什么？我的意思是除了跟看病有关的细节问题。”“完全可以，”我说，“跟疾病有关的问题谈完后，我们谈了一些毒药问题，还谈了有关中毒后是否能够检验出结果的问题，最后学谈了吸毒和吸毒者的问题。”“尤其是可卡因，是吗？”波洛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感到有点吃惊。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起身走到归档的报纸跟前，拿了一份九月十六日的星期五的《预算日报》给我看，上面有一篇关于可卡因走私的文章。内容耸人听闻，叙述生动形象。
“这就是她谈起可卡因的原因，我的朋友。”他说。
我原想进一步询问，因为我还没弄懂他的意思。但就在这时门开了，杰弗里·雷蒙德出现在门口。
他走了进来，还是跟往常一样气色很好。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俩打招呼。
“你好，医生。波洛先生，这是我今天早晨第三次来你这里了，我到处在找你。”“那么我先走了。”我尴尬地说。
“不要因为我而走，医生。不要走，就呆在这里吧。”他说话时，波洛向他挥了下手，让他坐着说。“我是来坦白的。”“En verite（法语：真的吗）？”波洛和气而又关注地问道。
“嗯，只是一点点小事。但事实上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的良心一直在折磨着我。你指责我们所有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事情，我服罪，我确实有件事瞒着你。”“是什么事，雷蒙德先生？”“我刚才已经说了，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这么回事，我负了一笔债——比较大的一笔债，就在这危难时刻，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得到一笔遗产——艾克罗伊德留给我的五百英镑。这笔钱能帮我渡过难关，而且还有点结余。”他坦然地向我们俩笑了笑。这位年轻人的微笑确实讨人喜欢。
“你是了解情况的，那些警察非常多疑，如果我承认手头拮据的话，他们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来。但我确实太傻了，因为从九点三刻到十点，布伦特和我一直在弹子房，所以我有无可辩驳的旁证，证明案发时我并不在现场。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但你昨天严厉地指出每个人都隐瞒了一些事，听了这番话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我想还是把它说出来好。”他又站起身，向我们笑了笑。
“你是个有头脑的年轻人，”波洛边说边赞许地点了点头，“跟你实说，当我知道每个人都对我隐瞒了一些事情时，我想有些隐瞒的事可能非常严重。现在你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这样做就对了。”“能摆脱嫌疑我感到很高兴，”雷蒙德笑着说，“我该走了。”“就这么点小事。”当年轻的秘书出门后，我说了一句。
“是的，”波洛同意我的看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如果他不在弹子房的话，那就难说了。因为许多人仅仅是为了得到不足五百英镑就会去犯罪，去谋杀。这取决于多少钱才能把一个人逼上绝路。这是相对而言的，你说对吗？你想过没有，我的朋友，那幢房子里的许多人都能在艾克罗伊德先生死后得到好处。艾克罗伊德太太，弗洛拉小姐，年轻的雷蒙德先生，女管家，这些人统统能得到好处。事实上只有一人没得到好处，就是布伦特少校。”他说布伦特的名字时，语调有点特别，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心里充满了疑惑。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指责的那些人中，已经有两个人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我。”“你认为布伦特少校也隐瞒了一些事？”“关于这个问题，”波洛若无其事地说，“有句老话说，英国人只隐瞒一件事——爱情。有没有这回事？我敢说布伦特少校不善于隐瞒。”“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否对那一点下结论为时过早了。”“哪一点？”“认为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必然是谋杀艾克罗伊德先生的凶手，这种看法是不是正确？”波洛使劲点着头。
“很好，实在太好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你自己的想法。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就是那封信不翼而飞了。当然，正如你所说的，信并不一定就是凶手拿的。你最先发现尸体，帕克可能趁你不注意时把信拿走了。”“是帕克拿的？”“是的，是帕克。我老是想到帕克——但并不是认为他就是谋杀艾克罗伊德的凶手——不，不是他杀的。但胁迫弗拉尔斯太太的那个神秘的恶棍很可能就是他。他可能从金帕多克的仆人口中打听到了弗拉尔斯先生的死因。不管怎么说，他比那些偶尔来此作客的人，比如布伦特，更有可能知道这件事。”“拿走信的人可能就是帕克，”我说，“我后来才注意到信不见了。”“是什么时候？是布伦物和雷蒙德来房间之前还是在他们之后？”“我记不清了，”我思索着说，“我想是在他们来之前吧——不，在他们来之后。是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在他们来之后。”“那么范围就扩大到三个人了。”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但帕克的可能性最大，我想做个小小的实验来试探一下帕克。你认为怎么样，我的朋友，你愿不愿陪我一起去弗恩利？”我对他的邀请默然认可，随后我们就出发了。波洛要求见艾克罗伊德小姐，不多久她就来了。
“弗洛拉小姐，”波洛说，“我不得不向你透露一个秘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相信帕克是清白的。我想请你协助我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来试探他一下。我想叫他把那天晚上的举动重新表演一扁，但我们必须找个借口——啊！有了。我可以对他说，我想弄清楚门廊里发出的说话声是否能在露台上听见。好吧，劳驾你摁铃把帕克叫来。”我按他的指示行事，不久男管家就来了，他仍跟往常一样喜欢讨好人。
“是您摁的铃吗，先生？”“是的，帕克，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让布伦特少校站在书房窗子外的露台上，我想证实一下，那天晚上站在那里的人是否能够听到艾克罗伊德小姐和你在门廊里的说话声。我想叫你重新演示一下这个场面。可能你还要去拿托盘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吧？”帕克出去了，我们一起来到了书房门外的门廊上。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大厅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响声，帕克端着托盘出现在门口，托盘里放着一根吸管、一瓶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等一下，”波洛举起手叫喊着，他看上去非常兴奋，“一切都必须按先后顺序，就像当时的情景一样。这是我办案的方法。”“这是国外的习惯，先生，”帕在解放前，“人们管这种做法叫犯罪的再现，是吗？”他显得非常沉着，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波洛的吩咐。
“啊！你懂得还真不少，帕克，”波洛大声地说，“你一定读过这方面的书。好吧，劳驾你一切按原样进行。当你从外面的大厅过来时，小姐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弗洛拉站在书房门外的那个位置上说。
“完全正确，先生。”帕克说。
“我刚把门关上。”弗洛拉接着说。
“是的，小姐，”帕克确认了她的说法，“你的手就像现在一样还握着门把。”“那么开始吧，”波洛说，“给我表演一下这个小小的喜剧。”弗洛拉手握着门把站在那里，帕克端着托盘从大厅走来。
他刚跨进门就停下了。接着弗洛拉说：“喂，帕克，艾克罗伊德先生吩咐今晚不要去打搅他。”“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她低声添了一句。
“在我的记忆中你是这么说，弗洛拉小姐，”帕克说，“但我记得你当时用的是‘今夜’，而不是‘今晚’。”接着他像演戏一样提高了嗓子，“照办，小姐。要不要跟往常一样把门锁上？”“好吧。”帕克退了出去，弗洛拉跟在后面，随后上了主楼梯。
“就这些够了吗？”她回过头来问道。
“太好了，”波洛搓着手说，“顺便问一下，帕克，你是否肯定那天晚上托盘里确实有两只玻璃杯？那么另一个杯子是给谁的？”“我每次总是拿两只杯子，先生，”帕克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谢谢。”帕克退了出去，自始至终他都很严肃。
波洛皱着眉头站在大厅中央，弗洛拉又下楼回到了我们这里。
“这个试验成功吗？”她问道，“我还不太明白，你知道——”波洛对她笑了笑。
“是否成功还不能肯定，”他说，“请你告诉我，那天晚上帕克的托盘里是否确有两只杯子？”弗洛拉皱了皱眉头。
“我确实记不清了，”她说，“我想可能是两个吧。这——这就是你做试验的目的？”波洛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拍了一下。
“跟你这么解释吧，”他说，“我对人们是否说真话特别注重。”“帕克说的是真话吗？”“我想他说的是真话。”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几分钟后我们又顺原路回到了村子。
“你提杯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道。
波洛耸了耸肩。
“人们在一起总得说一些话。”他说，“提这一个问题跟提别的问题完全是一回事。”我迷惑不解地盯着他。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他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弄清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第十六章 打麻将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小的麻将聚会。这种简单的娱乐在金艾博特村非常流行。晚饭后，客人们穿着套鞋和雨衣纷纷到来，他们先是喝咖啡，然后吃糕饼、三明治，或者喝茶。
那天晚上我们的客人有甘尼特小姐和住在教堂附近的卡特上校。在这种聚会中，人们常常会传播一些小道消息，有时甚至会干扰游戏的顺利进行。我们的游戏通常中打桥牌——我们边谈边打，打得很不认真。我们发现打麻将比打牌要温和些。在打牌时，你的合作者没有打某一张牌你就会厉声责怪他。在打麻将时，虽然我们也会坦率地批评一两句，但绝对没有恶意。
“今晚太冷了，是吗，谢泼德？”卡特上校背朝炉火站着问道。卡罗琳把甘尼特小姐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帮她脱下了臃肿的外套。“这又使我想起了阿富汗的情景。”“是吗？”我彬彬有礼地问道。
“可怜的艾克罗伊德死了，这确实是个难解的谜，”上校一边接过咖啡一边说，“肯定是摆布命运的恶魔在捣鬼——这是我的看法。谢泼德，有件事你可别跟别人说，我听到有人提到敲诈之事！”上校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件事涉及到一个女人，”他说，“你完全可以相信我，这里面一定有个女人。”这时卡罗琳和甘尼特小姐过来参加我们的谈话。甘尼特小姐喝着咖啡，而卡罗琳拿出麻将盒，把麻将牌倒在桌子上。
“洗牌，”上校开玩笑似地说，“是的，叫洗牌，我们在上海俱乐部里就是这么说的。”卡罗琳和我心里都暗付着，卡特上校这一生从未去过上海俱乐部，他最远只到过印度，再往东就没去过了。大战期间他在印度做过牛肉罐头、李子苹果酱的生意。但他的确是军人，在金艾博特这块地方，人们可以大肆吹嘘自己的一丁点儿功劳。
“开始吧。”卡罗琳说。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最初五分钟里没有人说一句话，因为这里面有一场秘密的争斗，看谁能最快把牌理好。
“开始吧，詹姆斯，”卡罗琳最后说，“你是东风。”我打出第一张牌，过了一两圈，沉闷的气氛被单调的叫喊声打破，“三条”、“二筒”、“碰”。甘尼特小姐经常叫“碰”，然而马上又改口说：“不碰”。因为她有一个习惯，总是没看清牌就仓促叫“碰”，然后又说“碰不起”。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弗洛拉·艾克罗伊德，”甘尼特小姐说，“碰——不——不碰，我又看错了。”“四筒，”卡罗琳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她没看见我，”甘尼特小姐回答道，好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啊！”卡罗琳饶有风趣地说，“恰。”“现在的正确说法是‘吃’，不是‘恰’。”甘尼特小姐逗趣地说。
“乱说，”卡罗琳说，“我总是说‘恰’。”“在上海俱乐部，”卡特上校说，“他们都说‘恰’。”甘尼特小姐不再吭声。
“你刚才说弗洛拉·艾克罗伊德什么来着？”卡罗琳专心地打了几分钟牌后突然问道，“她跟别人在一起吗？”“是的。”甘尼特小姐说。
两位夫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好像是在交换信息。
“真的？”卡罗琳很感兴趣地说，“是打这张吗？哦，我早就料到了。”“卡罗琳小姐，我们在等你出牌呢。”上校说。他装出一副男人的直率样子，专心打牌而对流言蜚语不屑一顾。但他的装模作样一眼就能看穿。
“如果我问我，”甘尼特小姐说，“亲爱的，你打的是条子吗？哦！不对，我看错了——是筒子。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弗洛拉是非常幸运的，她的运气特别好。”“你打的是什么，甘尼特小姐？”上校问道，“那张牌我碰。你从哪一点看出弗洛拉小姐是幸运的？这个姑娘确实迷人。”“对犯罪的事情我知道得并不多，”甘尼特小姐说话时，那种神态好像世上什么事情她都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案发后人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最后看见死者还活着的人是谁？’而这个人总是怀疑的对象。在这个案件中，弗洛拉·艾克罗伊德是最后看见她伯父还活着的人。应该说这对她不利——很不利。我的看法——根据分析得出的看法是这样：拉尔夫·佩顿是因为她而隐惹起来的，目的是想引开人们的注意力，不去怀疑她。”“这怎么可能，”我心平气和地驳斥了她的说法，“难道你认为像弗洛拉·艾克罗伊德这样的年轻姑娘也会无情地对自己的伯父下毒手？”“这可说不准，”甘尼特小姐说，“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这两天正在读，书中描述了巴黎下层社会的情况，那些最坏的女罪犯往往是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