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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向善，而邪伪、嗜欲在不知不觉中消除，即潜移默化。什么是教？刺史、太守、县令、三长们教导百姓行孝悌、仁顺、礼义，使民众慈爱、和睦、敬让。有了慈爱就不会抛弃亲人，和睦就不会与人结怨，敬让就不会起争执。三者具备，那么王道可成了。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无不由此。
这就是治国大道。苏绰的教化说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化把德治同法治有机结合，引导百姓把遵纪守法止恶行善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让我做转化为我要做。教化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孤立地进行，按照苏绰的论点，实施教化的前提是官员们能够清心修身，具备教化百姓的能力。
官员有了教化百姓的能力，还需要教化百姓的条件，如前所述，百姓们只有吃饱穿暖了才能考虑教化的事，如何让百姓们吃饱穿暖呢？
这又涉及到经济问题，苏绰把它归纳为尽地利，发挥土地的作用，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产量，多产粮食布帛，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让人们饿着肚皮空谈礼义廉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主动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苏绰出台了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第三条：尽地利。（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苏绰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吃饱穿暖是第一需求，吃不饱就感到饥饿，穿不暖就会感到寒冷，犹如百姓衣食不足却要他们去行礼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古代的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首先要让百姓衣食富足，然后对百姓进行教化。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要做到这点，就是让土地发挥最大的能力，牧守令长要做好劝课农桑。
为什么各级官员要劝课农桑，难道百姓们自己不会主动去春耕秋收吗？苏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认为老百姓愚钝，智慧不足，一定得等到有人劝说和教育，然后才会尽力去耕种，这项任务各级官员们责无旁贷。
苏绰在诏书中引导各级官员说，百亩之田，一定要经过春耕、夏种、秋收，供冬天食用，前三项缺一就要饿肚子。所以先王的劝诫道：一个农夫不耕作，天下必然有因此挨饿的人；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一定会有一次受寒的人。（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七章【下诏书】（）
因此，当官的在三时季节不理事而造成农民荒废农业，就是在要百姓的命，把他们往死路上赶。
劝课农桑的具体措施是：一、各州郡县，年初要敦促百姓无论长幼凡是能够操作农具的人全部去耕田，及时耕种，不能耽误了农时。二、下种完了，还要敦促大家搞好田间管理，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能少，等到了麦子熟蚕成茧的收获季节，同样要老少出力，男女同做去抢收，抢手就像救援落水的人、救火、贼寇将至时一样紧急，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夫一年的耕种有收获，蚕妇的劳动看到成果。
三、有的人家缺乏劳动力，有的人家没有耕牛，应该劝他们相互帮忙，互通有无，共同有个好收成。四、农作的空隙，赶上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可以引导大家可以种桑植果、种菜修园、养鸡养猪发展副业辅助主业。
五、若是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四体不勤的人，正长把名字报到郡县，太守县令根据情况严厉处罚，罚一儆百。这五条是贤明的宰守应该做的事情。另外，苏绰还对官员们的日常政务提出了要求。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了百姓就觉得太烦。劝课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了百姓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一定会简凡适中。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
这就是苏绰制定的发展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农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文件讲得非常具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的确是各级官员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南。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再好必须靠优秀的官吏来执行，那么当时的选官制度能把好官选上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魏晋以来，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由各级官员和专门的人才办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做官，但是正如歪嘴和尚念经，过于主观的推荐设计给谋取私利的人钻了空子，职位成为官员的私物，由此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准贵族阶层的出现，世家大族把持朝政。门第成为选官第一条件。
你再有才，出身寒微同样不得重用，你再愚笨，只要出身高门，政府的大门依然向你敞开着。靠这种人执政。苏绰的敦教化、尽地利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苏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六条诏书的第四条专门就选官提出了新的观点。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对门阀制度的危害有所认识，在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已经开始了以反腐为旗帜的打老虎行动，他亲自主持吏部，把一大批贤能之人充到了各级政府要害部门。
左厢大都督李虎明确表示反对。李虎。字文彬，也是贺拔岳武川老乡会的一名重要成员。按照李家的族谱，他们家出自世家大族陇西李氏。李虎的祖父李熙起家金门镇将，以良家子镇武川，从此在武川安家，他的父亲李天赐做过武川镇的下级军官，李虎少有大志，喜读书。善骑射，为人轻财仗义。深受贺拔岳的喜爱，很早就跟在贺拔岳左右。曾经跟随贺拔岳平定元颢获取了爵位，后贺拔岳经略关中，李虎以功授。。。。。。标记一下，以后慢慢看。这段历史对以后的隋唐有深远的影响
六条诏书第四条：擢贤良。（任贤用能；与网上流传的苏绰用贪官的谬论大不相同；那个是如真包换的假冒伪劣产品）苏绰向魏晋以来主流的选官制度开刀了。
苏绰认为，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能力搞什么自治（民主斗士不乐意了，苏绰就一古人，甭跟他较劲），所以需要有人来进行管理，拥立君主就是为了管理百姓，但是被管理的人太多，事务太繁忙，君主能力再大水平再高也忙不过来，为解决这个问题君主设置了大臣的职位来协助自己，上至朝廷，下至郡国，得到贤明大臣的协助就会大治，失去贤臣的帮助就会大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无论经历多少君王的更迭都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律。
再看看当前的现状，刺史守令下边都有一帮子具体办事的下属官吏，他们是帮助长官统治一方的。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则由长官自己设置。
长久以来，州郡大吏只看门第资历，不管本人是否贤良，末曹小吏只看文笔不管其人品。先不说苏绰对统治集团存在的必要性所进行的辩护对不对，也不说他针对吏员不针对宰守是不是有局限性，仅就他观察到的官员选择胥吏的做法而言，可以说后果很严重，却是有汉以来的通行做法。
（事实上，苏绰避重就轻只是谈到州吏以下官员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减轻各级官员们对改革的阻力，事实上，朝廷大员的选拔任命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模式，不过，如果直接指出了，不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甚至触到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层；那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即毁掉自己。）
社会上很多人崇拜世家大族，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出任管理百姓的官吏，而有些官员们为了自己不为公务所累，更喜欢找一些文笔好的人来帮自己处理文书。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无处不在，家族政治的影子一直幽魂不散。
当然，吏的*也可能超过官的*，他们是具体办事的，《红楼梦》中葫芦僧判葫芦案中的那个门子正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的出现，贾雨村开始胡乱判案。所以从吏的选拔任用入手整顿吏治也不是没有道理。
苏绰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他摆事实讲道理，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种只看重门第和重才不重德的选吏方式，看看他对门第和才艺的看法：门第资历？
那是你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努力工作而得到奖励，门第高说明你的先人们曾经很牛。但不能保证你也很牛，贤良的父亲生出一个愚蠢的儿子并不稀奇，而文笔是身外才艺，是一种可以学会的技术活，文笔好与你的品行毫无关联。（
后世很多无良作家写出了惊为天人的文字。汉奸一样可以成为文学大家，他们以行动证明了苏绰的先见之明）当然，苏绰也不排斥世家大族（他自己就出身于关中大族），若从门第高的世家大族中得到贤良之人，则如骑骏马行千里，自会一路顺风地到达目的地；若从门第高的世家大族中得到的是庸才。则如土牛木马，外形相似，却无法骑着去奔驰千里。同样，若选上来的人文笔不错德行又好，则如金相玉质。里外都美，这样的人实为人中龙凤，上等人才。
若选上来的人文笔好但品行不佳，则如朽木之上的装饰，虽然一时可以看着悦目，不能做栋梁之用，品行不好的人必然有私心，有私心就会干坏事。
对此。苏绰亮出了自己的用人观。选官应当不限门第，选拔人才是第一位的。若得到上佳人才，自可如伊尹、傅说。虽然出身低微一样可以提拔为卿相，何况是州郡里的小小官位。
若不是人才，即使是丹朱、商均这样的帝王后代一样也不能守住百里的封地，与他们相比，公卿们的后代又算得了什么。选拔人才，首先要重视德行。
为什么要寻求有才能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用来更好地管理百姓。有才能又正直的人，一定会自觉把他们的才能用来更好地治理百姓。如
果一个人有才却为人奸诈。让他做官就是大乱的开始，更谈不上治理好百姓了。所以。要想得到人才，一定要先看他的德行。
德行好的人就举荐，德行不好的人即使才能再好也要丢弃。苏绰说得很好，让人无可辩驳，但那些官员们仍然找到了问题反诘苏绰。
有人反驳道：报告苏大人，我们这里没有贤人，不知道该举荐谁。苏绰回答：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人才不是没有，而是你们不细心去发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绰开始引经据典。为什么说你们不负责任？
古人说：明主将兴，不向上苍祈求人才；大人开基，不会向后世选拔人才。一辈人做一辈的事，所以殷周的帝王不会去等待稷、契，魏晋不需要萧何、曹参来辅佐。孔子说过：只有十户的乡村，必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之人。圣人都说十户八户的乡村里都有人才，在我们这些万户聚集的大城市里却说找不到人才，有这样的道理吗？
出现这种状况只能说明或者没有用心去寻找，或者没有好好去选拔，或者用错了地方，或者没有量才使用，人才被埋没了，所以说没有人才。（按照后世韩文正公的说法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没有慧眼识才的伯乐，千里马同劣马混在一起，终究被埋没了。）
苏绰又说：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现在那些因为才智被授予官职，德行闻名全国的人，岂不接近英隽之士？只要能勤观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优秀的人而任用，则不管民有多少，都不足以治理。看到这里，我也要提出一个疑问，世上名不副实的大有人在，有的人会装，没人搭理的时候做高洁的隐士，一旦做官就原形毕露，所以仅凭一个人过去积攒下的名望就认定人才的做法是不是不够全面科学？
对此，苏绰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大胆试用和用心考察。他说，美玉没有剖开的时候，外观上跟瓦块石头没有什么区别。骏马没有奔跑起来的时候，跟劣马混在一块无法分辨。等到将玉石剖开，让马跑起来，玉跟石头，劣马跟良驹才分得清。贤士未用之时，混迹于普通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所以要把贤能的人选上来，先试用试用，考察考察，那么是不是称职就明显了。从前姜太公在那里垂钓，百里奚在那里喂牛，宁戚扣牛角，管夷吾三败。这个时候，天下悠悠之口，谁能说他们是贤者？等到姜太公辅佐武王建立周朝，管夷吾帮助桓公成就霸业，数十年的时间。功成名就，人们才识别出他们原来都是当世奇才，于是后世对他们赞不绝口。
像他们这些不世英才，尚且不能在机会没有来的时候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何况不如他们的人。但是，如果一定要等待太公出现了再去用。必然出现千年过去了还看不到太公的影子。一定等待管夷吾出现才任用，必然出现百世过去也等不到管夷吾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士必从卑微到显著，功必积小以成多，哪里有还没有做事就有了成就。不经过历练就发达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可求，士人可选拔。得到贤人而用，得到士人而使用，则天下大治，有什么不能成功的。总之，给官员设定一个试用期，让实践去检验人才的真伪。这是一个创举。直到今天，设置试用期依然是考察人才的重要方法。另外，对于治理地方。苏绰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善于做官的人一定会先精简官位，官位少了，有德行的人容易当官，则事情没有办不好的，官位多了。其中一定会混入坏人，则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当官的少了事情少。事情少百姓们落得清静；官位多了事情多，事情多百姓们就会不胜其烦。是让百姓清静还是混乱。在于官员的简繁。
现在的的胥吏的数量不少，从前人多事多，还看不出人多，现在户口减少，还按照原来的编制配备，还觉得人手不够。
例如听说州郡里还有兼职的代理的，他们侵扰百姓，甚为无礼，这样的人，都应该裁掉，不能习以为常。不仅仅州郡的官员应该选择有德之人，至于党族闾里正长这些官员，也应当审慎选择，选上一方之贤才，管理好一方。里正、三长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牢固，上面才会安定。
求贤之路，不是只有一种途径，然而为了审慎，一定要试用，做好试用期的考察。访问其居家所为，打听其同乡之人，考察他的过去，用人之道很清楚了，是贤人还是不肖就区别开了。以这种方法求贤，一定不会后悔。
简评：苏绰的用人之道带着理想主义，事实上，即使采用九品中正制也是打着任人唯贤的旗号的，苏绰的贡献在于他明确反对把门第、文笔看做人才的唯一标准，而把德放在第一位；从有德的人中挑选能做事的官，为此他提出了选拔人才的新方法，即观察他过去的所为，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最终把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到各级政府中。
苏绰作为世家子弟，能有这番见识的确不简单，当然，有想法不一定能行得通，他也只是提出了州吏以下小官们的选拔，还未触及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当然，后知后觉的我们知道，真正不分贵贱地选人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固化下来。六条诏书第五条，恤狱讼。（慎用刑罚）审案用刑是官员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体现社会公正与否的标志
刑律运用得当，能够起到打击犯罪，褒扬正气的作用。反之，刑律运用失当，甚至人为制造冤狱，百姓怨声载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为此，苏绰从刑罚的目的、审案的方法、判决的结果等方面加以论述，批判了崇尚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提出了宁肯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的狱讼新观点。苏绰认为，各级官员在审案断案的时候一定要慎用刑罚，只有公正判决，赏罚得当，才能起到止恶扬善的作用。
他在六条诏书中写道，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本性有情绪，本性虽然善良，情感却可使人为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就得跟上。如果赏罚合理，就能起到扬善止恶，反之，民众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随之产生怨恨叛乱之心。正因为这样，先世的贤王们重视赏罚之事，特别提出要戒慎。
何谓戒慎？即负责断案的官员要全心全力地弄清楚案情，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还原案件的真相。对此，苏绰提出审案判决要分三步走：首先，要运用五听之法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分子的口供，得出基本结论。
笔者按：五听是《周官》中提出的古代断案方法之一，这套体系包括了“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就是要从嫌疑犯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呼吸急缓、听觉和眼神这五个方面进行侦破。其次，用获取的证据验证审讯得出的结论，以此推究出案情的过程，找到隐藏的秘密，让奸恶行为藏无所藏，犯罪分子无可逃匿。
第三，案情掌握后，根据犯罪事实适用的律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