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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师，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明神宗非常尊敬与信任这位老师与大臣，给他几乎相当于君王的权力，但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就大肆清算张居正，只差没有鞭尸而已，为什么？因为张居正死后，他的政敌纷纷上书指控张居正罪行，特别是生活骄傲奢侈的一面。皇帝派人调查，发现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而张居正却是在讲学时口口声声要皇帝遵循圣人简朴之道，这让皇帝不得不怀疑张居正在皇帝面前是一套，背后又是另外一套，最后对张居正的看法产生180度的变化。（详见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未完待续）
第十二章 【唐明皇12】（）
李隆基的心态，某个程度跟明神宗相似（但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会感到不满，这时很合理的。而另外，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即是对姚崇能力与权力的恐惧。如前面所说，姚崇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李隆基把所有的事交给他，感觉很放心，但真的那么放心吗？如果姚崇有私心，如果姚崇有野心，是不是自己会受到威胁？所以李隆基决定拿赵诲这个案子来试姚崇，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私心，想结党。不料姚崇这么聪明的人竟然在此时犯了大错，出面营救。
这样结局已经很明显了，姚崇如果自己不主动下台，下场只会更难看，还好他急流勇退，顾全大局，至此君臣互相谅解，一场危机和平落幕。
姚崇向皇帝提出辞去宰相职位的同时，也做好了准备，这个准备主要就是针对继任人选的推荐，这个人如果推荐不当，不但影响唐帝国的政局，也会对姚崇个人的安危及名声产生不利因素，历史上后任倒打前任一耙的案例可多的是，所以姚崇不能不谨慎，几经思考后，他决定推荐宋璟。
宋璟跟姚崇都是三朝元老，共事时间比较长；特别是二人在睿宗时代得罪了太平公主，一起被贬到地方当州刺史，算是有革命情感的经历。而且宋璟为人正直，值得信赖，如果由他来领导政局，相信自己所规划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李隆基来说，宋璟是个不错的选项。他的经验丰富，资历够深，在官员中也很有声望，另外就是李隆基虽然想要调整人事。但并不是对姚崇的施政有所不满，而主要是一些情绪性因素及害怕大权旁落的担心，姚崇愿意主动提出辞职。李隆基也希望大家维持好关系，就接受姚崇的提议。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二日。首都长安发生一件怪事，太庙中的四个祭祀崩塌，幸好无人受伤，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为了回应，李隆基改穿素色衣服，在偏殿主持朝会。用以化解上天的不满。
这时的宰相二人组除了姚崇推荐的宋璟外，另外原来的二把手源耀乾也调离职务（李隆基大概为了掩饰调离姚崇的尴尬吧，让副手也一起下），新的副手宰相是苏颋，具体职位上，宋璟是吏部尚书兼黄门监（门下省长官），苏颋是紫微侍郎。
原本按照计划，李隆基接下来要前往东都洛阳，在发生了太庙倒塌的事件后，宋璟苏颋两人出面劝告皇帝不要前往。奏章上说：
“先皇（睿宗李旦）去年去世，陛下三年之丧还未期满，不合体制。而且前阵子上天已经显示异像来警告陛下，所以我们认为陛下应该遵从天意，留在长安。“
（今日第二更）
李隆基其实不想留在长安，他听了两位宰相的话后，心中不太高兴，于是又问姚崇的意见，姚崇说：
“太庙所使用的建材，是前秦苻坚（公元338…385年，距此时超过三百年以上）时期留下来的木材。时间这么久，木材自然都腐朽不堪。因而崩塌，这是很自然的状况。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灾异；陛下因为关中地区（京畿）收成不好，所以前往东都，行程准备已经完成，自然应该按照计划前往，不能失约。至于太庙崩塌一事，可以将神主牌位先迁到太极殿，然后派人修缮太庙就可以了。“
李隆基听了姚崇的提议，十分高兴，不但按照姚崇的提议进行，而且马上赏赐姚崇绢二百匹，每五天上朝一次，有大事情时都会咨询姚崇的意见。
宋璟听到姚崇对李隆基的建议后，心中有些疑惑，在下朝后，就私下问姚崇说：
“姚公，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但今日你对皇上之言，说太庙建材乃是前秦时期所留，似乎与实情不合。“
姚崇微笑道：“广平（宋璟字），这你就有所不知了，皇上对前往东都，心意已决！而关中今年收成不好，如果我们让皇上留在长安，一来造成关中地区物价上升，对百姓不利，二来皇上心绪不好，也非社稷之福。你知道我一向实事求是，不信灾异之说，所以故意这么说，是为了让皇上有台阶下，如此一来，皇上满意，百姓也免去物价腾飞之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宋璟听了，虽然觉得姚崇做法有些过于权谋，但毕竟是出于善意，也就接受，而不再纠结这件事。但朝中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就很愤怒的上疏抨击：
“隋文帝富有四海（唐朝太庙是隋朝时建成的），怎么可能用符坚时期的建材？姚崇逢迎皇上的意图，是谄媚之臣，应该给与处罚，我希望皇上能遵守上天的劝诫，远离谄媚之臣，接纳忠言。“
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言词，李隆基完全不予理会，开始准备前往东都洛阳。
车队浩浩荡荡的前进，行至崤谷（三门峡与洛阳中间，大约离洛阳一百公里路程）时，李隆基发现在狭窄的道路上，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山路上杂草丛生，落石挡路，十分难行。根据历史记载，这一趟路在开元五年正月初十从长安出发，到达东都洛阳的时间是二月三日，足足走了二十四天，大约每天走二十公里。本来这样的速度在古代也不算非常慢，但李隆基带着一大群人到洛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吃饭的，俗话说：“吃饭比皇帝还大”，现在竟然有人让皇帝吃不了饭，而且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路程的状况下，当然要生气，于是就下令将河南尹（东都首长）李朝隐及知顿使王怡（出行护驾总管）两人免去官职。宋璟这时随行，就劝阻说：
“陛下现在是在外巡视（把吃饭说成巡视，有水平！），如果今天为了这件事处罚两人，我担心以后地方官员都会为了迎合陛下，在陛下出行时。无节制的利用民力来为陛下修路，甚至更进一步产生铺张浪费的行为，这样老百姓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李隆基一听。有理！于是就立刻下令释放二人，不料宋璟又进言：“陛下已经下令处罚。现在因为我的建议而赦免两人，是我代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恩德，于公于私，都不该如此。“
李隆基生气的说：“刚才我要处罚他们，你说不应该处罚；现在我要赦免他们，你又说不应该赦免，那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呢？“
宋璟急忙说：“皇上，微臣确实建议应该赦免两人。但此恩应该出自陛下，建议先让他们到东都待罪，等皇上到时再赦免他们就比较妥当了。“李隆基一想，这宋璟还想的挺周到的，于是就按宋璟的建议执行。
宋璟获得皇帝的信任，另一位宰相苏颋也跟他配合无间，宋璟自己本人是这样评价苏颋的：“我跟苏家两代一起在中央政府任职过，苏环（苏颋之父），宽大敦厚，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谈到决策建议及行政事务的干练。苏颋的能力在其父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宋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姚崇，大权在握。于是不少投机分子想要巴结他，以求当官的机会。
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问大臣孙嘉淦（看过雍正王朝的应该记得这个人）：“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臣认为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又问：”那孙爱卿你是那种人？“孙嘉淦回答：”臣不爱钱“。显然的，非常清廉的孙嘉淦也承认自己爱名。
但宋璟不只不贪财，在开元六年初，广州当地人民因为感念之前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对人民的帮助，打算在当地建立遗爱碑，此事被宋璟严正地拒绝了。可见他似乎也不爱名，那究竟要如何巴结他呢？
（连载更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当时有名的隐士范知璿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之前的人之所以无法打动宋璟是因为他们马屁的手法太过粗糙，只要手段够高明，拍在心坎里，拍的不着痕迹，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因为人皆有爱名之心，范知璿深深的这么认为。
于是范知璿就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文章，叫“良宰论“，内容主要是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宰相，写好了之后，范隐士就托人呈现给宋璟。
宋璟看到了之后，刚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的论点，认为这位隐士果然是人才，应该提拔他出来当官为民服务才是。但看了一阵子之后，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回，宋璟看出范知璿的用意了。原来，这篇“良宰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似乎只是一般性的论述，但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就是在讲宋璟本人，而且不着痕迹的拍马宋璟这样的宰相才是真实的贤良宰相代表。
宋璟不动声色，对家人说，你明天找呈现这篇文章的人过来。
隔天，帮范知璿呈现文章的人兴冲冲的到了。他想，这篇文章一定深得宋大人的欢心，所以这么快的把我找来，到时候，不仅范知璿有机会平地崛起，我也可跟着沾光。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宋璟到了，很严肃的说：
“你记清楚我的话，回去好好的转告范知璿。自古隐士应该是高风亮节，若有所言，也应该是对社会百姓有益的谠言直论。但现在他写的这篇文章，明显的是想要奉承巴结我，这不是一位隐士该有的行为，我为他深深感到不齿！请告诉他，文章既然写的好，就该循正规管道参加科考及官员选拔，不要用这种旁门左道的伎俩来获取官职。“
于是这个人就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
当然除了宋璟以外，可以请托的人还是不少，但宋璟严格遵守规定，将不符的人一一阻挡下来。
被挡下来的人有：皇帝本人想破例提升的老部下岐山县长王仁琛，宋璟的自称叔父（其实是堂叔父）候补官员宋仁超，宁王李宪（即李成器，李隆基长兄）想要提拔的候补官薛嗣先等人，最后还是回到吏部按照规范合理的调整职位。
在宋璟持续的努力下，请托的状况几乎完全杜绝。据史书记载，原来地方官员在秋季时派人上京朝贡的特使（驻京办），都会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找门路。通常在春季返回地方之前，地方官员通常会获得升迁；但是从开元七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可见在吏治清明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现在政府说要停掉省市驻京办，讲了老半天也没谱，真是今不如古啊！）
姚崇/宋璟是开元诸臣之首，两人协助让李隆基矫正了自高宗以来逐渐混乱的朝政与吏治，但是李隆基的野心不仅是做一个像汉文帝那样守成爱民的君主，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他开始要的更多，野心更大。另外，李隆基逐渐成熟，不干于把大权交付在一个首相手里，开始改变作风，找来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宰相，自己加以制衡，就可以大权在握。此时，姚崇宋璟一方面年龄已大，一方面想法跟皇帝不一致，也就逐渐退出政治的一线舞台，开元时期，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世致用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的固执到了极点，这也开始给他带来问题！
依唐律，被判决徒刑以上罪责的人，在判决结束后，审判官员需要向罪刑人及其家属公开宣读关于罪行的判决。如果罪责人不服判决，可以上诉。
根据这样的规定，有很多人即使罪证确凿，为了要有减刑或是免罪的机会，会提出上诉，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宋璟对那些已经明明有罪却还是上诉个没完没了的人（这边可能有点疑义，依唐律，上诉是有标准程序的，不太可能没完没了的上诉，但资治通鉴确实如此记载，存疑！），非常厌恶，就把这些人移交给御史台法办，吩咐御史中丞李谨度说：“如果服从判决的，就不再羁押，直接服刑期满后释放；坚持申诉的，就一直羁押，直到服从判决为止。”总共因此而羁押了三百多人。（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唐明皇13】（）
于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说，宋璟这样干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
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
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