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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动荡。市场大乱,生意几乎完全停摆。当时是宋璟跟苏颋两人建议动用太府寺存款两万串,来购买人民卖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时也让两京的文武官员预借薪俸(可见长安洛阳是靠政府消费为主的都市,跟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钱提早流入市场,危机才解除。
但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点是江淮一带,恶钱不准流动后,新钱无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钱荒,货物无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损失(钱收不回来,货卖不掉,资金无法周转),百姓手头没有正钱(开元通宝),也无法买到商品,很不方便。
造成问题后,皇帝没办法,只好替罪羔羊出来,恶钱的事,表面上还是禁止,但实际上大为放松,恶钱当然再度在市场流通。
宋苏两人挪窝后,李隆基点选京兆尹源乾曜当黄门侍郎,并州(山西太原市)长史张嘉贞当中书侍郎,两人都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对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就不多介绍;而张嘉贞能够从并州长史的位置回到中央任宰相,算是很大的提升,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快?主要是在开元六年的时候,张嘉贞担任天兵军使(天兵军团指挥官,驻扎并州,不过天兵这名字也太好笑了……)时,有人检举他在军中贪赃枉法;政府派人调查,发现不是事实,皇帝很生气,打算命诬告者反坐(诬告者接受其诬告罪名的刑法)。张嘉贞上疏说:“他的行为虽然不端,但如果现在处罚他,恐怕阻挡言论管道。让天下事无法传到陛下耳中,我建议特别赦免。“那个人遂得免除斩首,减刑一等。李隆基很赏识张嘉贞的忠心。所以本次职位调整时就提拔他当宰相。说实话,这种伎俩实在太过老套。没想到李隆基竟然还吃这一套,无语!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当宰相还是源张两人时,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小官(正八品)上书谈一件事,引发了唐朝中期最大的经济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持续了将近十年,而且其政治盟友之一操纵了开元天宝年间二十余年的朝政。这个小官员叫宇文融,其政治盟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林甫。
宇文融出生于世家。其父系家族出自于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的后裔,母系家族是京兆韦氏,外祖父及二位舅舅都当过宰相,史书记载:“十数年间,一门三相,衣冠之美,振古难俦”。他的祖父宇文节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当过宰相,可惜因为卷入房遗爱的谋反案件中,被贬到桂州(广西桂林市),所以宇文融的父亲宇文峤只当到了莱州长史而已。而且历史上几乎没有宇文峤的任何记载。
宇文融少年是不是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诗词歌赋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学堂上,夫子在教古文时。他也只是人云亦云,没有特别的天分。
成年后,宇文融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录取,所以只能走门荫的路线。本来按照规定,他祖父曾经加银青光禄大夫,可以荫一子从七品下,荫一孙从八品上。但因为宇文节曾经被流配,宇文融出仕时难免受到影响。所以不是太顺利,经过一阵子资历的累积。在开元初期,才当到到富平县主簿(正九品上)。按照这种情况,宇文融根本没有机会爬到太高的位置。
但宇文融并不因为自己担任的是小吏就自暴自弃,他似乎天生对管理财政有天赋,在富平县主簿的任上,整个县的户数,应缴纳的税赋,田地数的账目,都一清二楚。富平县属于京兆府,在京兆府的县份中,富平县总是在最早就将应交的赋税缴齐,而且财政帐目一清二楚,富平县令觉得自己有这个部下实在是太幸运了。
有一天,时任京兆府尹的源乾曜到富平县巡视,县令照例要向府尹汇报该县的状况,但县令报告的七零八落,而当府尹问一些细节问题时,县令更是一问三不知,源乾曜觉得很奇怪,因为富平县平常表现在所辖的县中是最好的,为何县令表现这么差?
眼看县令无法招架,宇文融决定挺身而出,他告诉源乾曜,县令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好,这些地方事务都是由他代为处理,可否由他来代替县令回答府尹大人的问题?
源乾曜看了一下这个三十来岁的主簿,面貌并无特殊之处,但跟他的目光相对后,对方一对眸子透出精明干练的神气,叫人不敢小视,不禁有些动容。
(近日更新)
源乾曜随口问了一些县里的状况,例如当地的农产状况,农民生计,征税情况等,不料这位主簿侃侃而谈,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位主簿对这些问题不但完全了解状况,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大人,如您所知,富平县在京兆附近算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加上靠近京城,当地豪强结合朝中官员或是皇亲,在这里占有土地超过政府规定的有很多例,而且大多是比较肥沃的地段。自开国以来,这几年没战乱,人口增加很快,土地不够分配,再加上有不少人在荒年时交不起租调(唐朝的税赋政策为租庸调;简单说,租就是缴交粮食,庸就是服劳役,调就是缴交布匹),就将土地转给当地豪强。如此一来,贫者越贫,最后只好流亡他乡,所以本县人口这几年下降的很快。”
“另外为了逃避租调,本县还有很多人利用关系取得僧籍,这样就可以不用交纳赋税。这些人不但将原有的田产出租给别人收取田租,还娶妻生子,或是吃肉喝酒,不守清规。”
源乾曜当京兆尹的这几年,对下属的这些县份也有所了解,就他从别的县份所听到的消息,这位主簿所讲的,大抵是事实,但过去没有人讲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源乾曜不禁想了解,对这些问题,眼前这个人是否有什么解决之道。
“那你认为朝廷该如何处置?”
“小人只是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大人所问的问题,题目太大,应该由朝廷重臣来商讨,非小人可以置喙。”
“但说无妨,权且当做是纸上谈兵,如何?”
“大人既然这样说,小的就斗胆试言几句”
这时源乾曜看到眼前这位小吏似乎一下子变高大了许多,脸上也充满了自信与光彩,他情不自禁的集中精神,听着这位小吏在那儿侃侃而谈:
“小人认为,当今第一要务,乃在于括户(检校户口)。当今各州县,人口流动迁移甚多,但各州县因为自身原因,增加人口的州县不愿主动提报,以免增加租调负担;而人口减少州县,少数据实以报以减轻负担,更甚者担心户口减少会使考评被列为下等,于是不上报,这样所增加的租调需要有出处,就会被摊派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身上,增加他们的负担。”
“如果进行括户,朝廷就可以知道各州县的实际户口数量。对于流亡的户口,我建议凡是已经在当地占有田地者,应该命令他们调整户籍,归为流亡所在地州县的户籍;至于没有占有土地的户口,可以由政府补贴旅费,命令他们前往户口较少的地方,如江南/岭南等地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土地,朝廷在租调上给于适当的优惠,以资鼓励;另外如果有愿意返乡的,州县因该协助他们取回被侵占的土地,或是调整职田(朝廷发放给官员的土地)及寺庙占地的田地,这些田地也可授予返乡的流民,如此一来,流民得以安置,朝廷对租调有所掌握。加上籍户口数必然增加,朝廷财政也可获得喘息,遇到天灾或是边境有战事时,才有余裕来处置,这是一举多得的善政。”
源乾曜表面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是十分佩服。听完后,他问了一句: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融!”
“平昌县公宇文节可跟你有关系?”
“正是先祖父!”
“好,宇文融,我记住你了!哈哈哈……”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 【唐明皇14】()
源乾曜回到京城后不久,再度被转调为黄门侍郎并兼任宰相(前文有提到,跟张嘉贞一起接替宋璟/苏颋),他想起在富平县时看到的这位主簿,觉得这样的人才埋没在地方太可惜了,于是就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品级是正八品。
宇文融这次提升,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很重要,因为不仅是在品级上有提升,而且是到中央任职。监察御史的品级虽不算高,但可以独立上书,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宇文融开启了盛唐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
开元九年二月(公元721年),监察御史宇文融上书:“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
皇帝看到奏章后,不太清楚宇文融是谁,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于是找来两位宰相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张嘉贞自然搞不清这件事,源乾曜却胸有成竹,于是一五一十的把他之前在富平县跟宇文融的对谈内容及后来自己提拔他为监察御史的过程,说了个太概。
李隆基这几年本想对突厥吐蕃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因为天灾屡现,国用不足,所以一直隐忍。现在听到有人说可以安抚流民,还可以增加国库收入,李隆基一下子就动心了,于是就跟源乾曜说,你把上书的这个御史找来,我想当面跟他聊一聊,了解状况。
源乾耀下朝之后找来宇文融,跟他说明皇帝想召见他,要他做好准备,想好自己该如何应答,宇文融自然了解,于是就回答说:“下官明白,请大人放心。”源乾曜又交待了一些面圣该注意的事项就走了。
那么张说是怎么又回来当上宰相的?
据说跟王毛仲有关。此时王毛仲是李隆基身边最宠信的人,其权势甚至连高力士都有些惧怕,而王毛仲却帮张说讲了不少好话。当然帮忙讲话是有条件的。又据说张说送了不少金银珠宝贿赂王毛仲,请他在皇帝面前多多美言。所以张说才有机会回锅当宰相。
张说为什么有钱?因为这时候他不当文官,而是当天兵军节度大使,俗话说“穷文富武”,张说这时指挥数万大军,而且他一向贪财,弄点银子自然不困难。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张说贪财:据说姚崇临死时,怕张说报复自己的儿子,还希望自己死后有好名声。就交待儿子说:“我跟张说一向不和,我怕我死之后他会来找你们报复。你们到时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古董。张说来吊丧时,如果看到这些珍玩仍然不顾而去,表示他还记仇,你们就赶快打道回老家,别在京城逗留!如果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你们可以传我遗命,将这些古董都送给他。然后求他作一碑文,等待他把碑文写好,你们要马上刻好立碑。并呈皇上御览。如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经有赞扬之词,以后即使他想寻仇报复,也会顾全名声,不会太过分。”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唁,姚崇的儿子依父亲的话,将珍玩摆列。张说见了珍玩,不禁上前摩挲赏玩。
这时,姚崇的儿子姚彝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您是当代文学大家,先父希望由您替他撰写墓志铭。这样他在九泉之下,得以心安。为了报答您。愿意把这些珍玩都送给您。”张说心想,我跟姚崇素来不合,料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佩服我的文才,也罢,不跟死人过不去,何况,还有这些珍玩古董可拿。于是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应声而去,即日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
张说将碑文交给姚家,姚家人连夜让人刻碑,同时将底稿呈上皇帝。李隆基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
张说不久后就醒悟,想说自己从宰相位置被贬到外面近十年,都是姚崇害的,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要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一听,长叹一声说:“唉!想不到死掉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
这个故事是否是真已不可考,但张说贪财一事似乎不假。
言归正传,王毛仲虽然愿意帮张说说好话,但前提是张说也要有可以说功绩才行,那么张说有没有呢?有的!
(连载更新)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天兵军驻扎並州(山西省太原市),紧挨着天兵军的是朔方军,驻扎灵武(宁夏自治区灵武市)。这两军都驻扎在当时的胡汉交界地区,境内有很多归降的少数民族部落。
这一年秋天,朔方节度使因为怀疑自己辖区内已经归降的突厥部落谋反,把他们给诱杀了,这下子让张说管辖下的其他部落也紧张起来了。这是不是唐朝的计划呢?先杀突厥,再杀我们,一个个杀光?所以,几个部落都人心惶惶。
张说了解状况后,让副大使看家,自己只率领着20个骑兵,直接就奔这些部落来了。这些部落的首领一开始得知张说要领军过来,以为是要来消灭他们,于是都很紧张的准备好防御计划,箭上弦,刀出鞘!没想到张说只带了20几个人来,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只好先解除戒备,上前迎接。
张说跟各首领握手寒暄后,就向各首领说明朝廷的立场,请大家不要紧张。张说完后,发现各首领似乎并不完全相信,于是说,这样吧!今晚我就住在你们这里,如果有人要攻击你们,你们可以拿我当人质或是把我杀了抵命,好不好?这样几位首领才相信了。
副大使听到属下回报,说张说今晚要住在部落的帐篷中过夜,吓了一大跳,急忙给张说写信,让他千万不要轻信这些少数民族。张说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意思是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怕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不怕人家喝。如今情况危急。这正是我报效朝廷的时候。我意已决,不必再劝!
果然这些部落首领都被张说的勇气感动,原本紧绷的气氛就此缓解下来,免除了一场危机。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说又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
原本在河曲地区(前套及后套,前套在宁夏自治区,后套即内蒙古呼市包头一带)被安置投降的胡人首领康待宾突然起来反叛,而且跟当地英勇善战的党项族(后来西夏人的前身)联合在一起。声势浩大。
朝廷得到消息后,赶快调动附近的几个军区的军队去平乱。张说接到命令后,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发现党项族是其中声势最大,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擒贼先擒王,张说于是帅领精锐骑兵一万余人,直冲党项部落的阵地,在出其不意之下,党项军被冲散大败,只好出面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协助唐军平乱。这时其它军区的指挥官认为,这些党项人带头作乱,现在情况不好就投降。是反复小人,应该杀掉他们!
张说一听,很生气地说:“我们是王者之师,又不是土匪,怎么可以杀投降的人?”坚持让党项人戴罪立功。这些党项人很感动,于是尽心的协助唐军攻击其它胡人,康待宾被生擒,整个叛乱因而迅速被平定。
张说有这样的功劳,再加上王毛仲在皇帝身边帮他讲好话。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回到长安,担任兵部尚书兼宰相。
在这时期。虽然宰相有三头马车,但大致上还是平和的。一方面前面说过。源乾曜的个性比较温和谦让;另一方面张说刚回来,主要负责的是国防(兵部)方面的事,而且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还兼任朔方军节度使,大家各有所司,比较不容易起冲突。
交待完朝政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括户事情的进展:
宇文融被任命为推勾使后,开始要求天下各州县要开始检括户口,并且张贴公告,让逃亡的百姓到所在的州县自首。命令传达之后,天下州县像炸开的锅一样,纷纷动员起来。
由于唐朝的组织中缺乏有效的一级政府(之前曾经设有十道按察使,但此时已经撤掉,而且按察使也没有常设的机关及人员可以办事),对中央政府来说,需要直接面对360个州,所以效率很慢,经过一年的时间后,才有初步的结果。
原本宇文融的估计是,靠近两都及原本人口密度较高的州县,或是陇西陕北等天然条件不好的地方,户口应该会有小幅的下降;而东南一带地广人稀,荒地较多的区域,户口数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特别是江南道(现在的苏南/浙江/福建/江西)有广大地域,总共有56个州,户口数应该会大幅增加才对。不料回报后的数字是:该减少的州县没什么减少,而该增加的州县更是几乎纹风不动,这结果出乎宇文融的预料,也让他大为烦恼。
(连载更新)
为了让地方州县能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