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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突如其来的变乱使得十几岁的安禄山刹那间成熟了许多。在人生十字路口前，他不得不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而这个决定无疑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轨迹。
安禄山与堂兄弟安思顺和安文贞（两人均是安波注的儿子）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逃奔唐帝国，因为他们觉得开放的唐帝国可以敞开怀抱，接纳各个种族甚至各个国家的人，不过陌生的唐帝国也让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所以他们这次远行特意邀请了另外一个人同行。
这个人就是安道买将军失踪多年的长子安孝节。安孝节的弟弟安贞节此时正担任唐帝国岚州别驾。安贞节与失散多年的哥哥团聚后不禁喜极而泣。
安贞节自然对安禄山等人心存感激。所以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安禄山、安思顺和安文贞。
共同的逃亡生涯使得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三个堂兄弟走得很近，可是这三个人最后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渐渐长大的安禄山开始自谋职业。而他的目光投向了日益红火的边境贸易。
虽然唐朝人不像现在那样对外语趋之若鹜，可是掌握几门外语仍旧可以在就职时脱颖而出。
熟知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安禄山担任互市牙郎。唐帝国在边境设立用于国际贸易的互市。而互市牙郎就是利用语言优势撮合双方成交的中间商。
安禄山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奔波忙碌着。不知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还是经受不住诱惑临时起意。三十而立的安禄山因为一次偷窃行为险些招致杀身大祸。
关于这场风波发生的的时间，很多人轻信《旧唐书。安禄山列传》的记载，认为发生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可只要翻阅史书。我们就会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张守珪直到开元二十一年才从西北地区的鄯州调到幽州工作。《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对此均有记载。
《李永定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元）二十一载。节度使薛楚玉差公（即李永定）领马步大人。”
张守珪的前任薛楚玉到了开元二十一年还没有离任，所以张守珪调任幽州的时间绝不会早于开元二十一年，所以《旧唐书。安禄山列传》的记载有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很可能发现这个错误，所以他编写《新唐书》时并没有记述具体时间。
“安禄山偷羊事件”应该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或者之后的某一年。
当时，东北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少数民族契丹和奚给唐帝国东北边陲带来极大的军事威胁。张守珪的前任薛楚玉就因不称职而被免职。朝廷经过一番物色将能征惯战的张守珪调来幽州，担任节度使。不过他来到全新的工作环境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张守珪到任后铁腕治理幽州。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安禄山不幸被张守珪燃起的熊熊烈火烧到了！
安禄山因为盗窃别人家的羊被逮捕了。惊恐不安的安禄山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命运神奇地让安禄山和张守珪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相遇了。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封疆大吏，一个是身份卑贱的刑事罪犯。从两人的目光发生碰撞的那一刻起。安禄山的命运悄然发生着改变。
经过简单的审理，安禄山偷羊的犯罪事实清楚，而且嫌疑人安禄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张守珪紧闭的双唇蹦出两个冰冷的字：“棒杀”。
跪倒在地上的安禄山顿时吓得面如土灰。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会因为盗窃一只羊而丧命。量刑确实有些过重，可是谁让安禄山赶上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的“严打”行动了呢？倒霉的安禄山既不能提起上诉，也无须经过死刑复核。
行刑人员走到他的面前，准备将他拖下大堂，拖向行刑地点。
当衙役手中挥舞的大棒落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生命就会因为这个小过错而过早地陨落。二十多年后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叛乱也会消弭在萌芽之中，可是小小的偶然往往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安禄山展现出自己的过人之处。他知道自乱方寸只会丧失最后一丝自救的希望。
“大夫（张守珪兼任御史大夫）难道不想消灭两番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棒杀壮士呢？”
这句给力的话语居然使安禄山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因为这句话触动了张守珪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话不在多只要震撼心灵就会变得强劲有力。
此时，无论是身在京城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还是远在边陲的张守珪无不为如何降服桀骜不驯的契丹族和奚族而一筹莫展。
此言一出，张守珪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居然能够说出如此豪言壮语的胡人罪犯。
虽然重视内涵和内在美经常挂在很多人的嘴上。可是谁也无法否认外貌的重要性。
在《水浒传》中，晁盖七星聚义想要抢劫生辰纲时之所以力邀白胜加盟便是因为他独一无二的长相。他那猥琐的外表不容易引起负责押运生辰纲的军官杨志的疑心和警觉。
如果安禄山相貌平平或者像白胜那样丑陋不堪，张守珪自然会认为他不过是说说大话而已，可是安禄山却长得身材魁梧，体形健硕。硬朗的外形和豪迈的话语聚合在一起便带来强大的心灵震撼。这让求才心切的张守珪动心了。
张守珪不仅释放了安禄山，而且将他留在军中效力。
在唐代，门荫、科举、荐举、入流和军功无疑是步入仕途的最主要的五种途径。
门荫是“官二代”乃至“官n代”的政治特权。**可以根据父亲或者祖父的品级和贡献直接获得官职。“门荫”这条路对出身卑微的安禄山而言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科举无疑是广大寒族子弟实现政治理想最宝贵的机遇。当然这条路对目不识丁的安禄山而言是天方夜谭。
即使他饱读诗书并且学富五车，要想通过科举入仕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为标榜“以才取士”的科举考试比拼的绝不仅仅是才学。
关于科举考试的潜规则数不胜数。门荫是**裸的“拼爹游戏”，而科举却是暗流涌动的“拼爹游戏”。
《唐摭言》中记载的一件事让我们不禁为标榜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考试背后的黑幕惊叹不已。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太学博士吴武陵向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推荐大才子杜牧，并呈上杜牧所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
根据前人的描述和自己的想象。杜牧用大气磅礴的语言勾勒出阿房宫的壮美画卷。
如此雄伟的阿房宫最终被项羽烧毁（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让很多人唏嘘不已。
可是通过现代考古挖掘，阿房宫夯土层上根本就不存在包括瓦当在内的秦朝堆积层，而且根本没有火烧的痕迹。（未完待续）
第二章【安史之乱2】（）
《汉书。五行志下》明确记载：“（秦朝）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史记》也有这样的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这都说明阿房宫其实根本就没有建成，自然也就不会被项羽焚毁。
尽管如此，气势恢宏的《阿房宫赋》仍旧堪称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阿房宫赋》让当年的主考官崔郾惊叹不已。
吴武陵趁机说：“请侍郎大人点杜牧为状元”
“不好意思，已经有人了！”
“第三名也行！”
“不好意思，也已经有人了！”
“实在不行就第五名！”
崔郾陷入无尽的沉默之中。
“如果第五名都不行，那就请比试一下赋吧！看看到底谁更有才华！”
吴武陵的言外之意是以杜牧独步天下的文采考取第五名其实是屈尊的。
这句最后通牒般的话使得崔郾最终答应了吴武陵的请求。
在吴武陵的积极争取下，才华横溢的杜牧仅仅取得一个第五名。
暗中的博弈早在开考之前便已经开始了。考试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因为在考试之前很多名次就已经排定了！
在科举诸科目中，进士科最受唐代士子的钟爱。进士科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五十岁进士及第仍可称为“少进士”，足见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
对于极少数成功抵达胜利彼岸的人，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进士甲等及第者授予从九品上阶的出身，而绝大多数乙等及第者仅仅授予从九品下阶的出身。
唐代贡举考试与后世最大的区别是只给予行政级别而不直接给予官职，要想真正当上官必须通过吏部组织的铨选。当然也可参加科目选或者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不过这两条路更难走。
铨选不仅仅依据个人才能。更主要的是依靠社会关系和个人背景。
由于僧多粥少，所以进士及第者往往要等许多年才会得到一官半职，当然也有人一辈子也没有等到当官的机会。
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进士及第后“三举于吏部。卒不成”。韩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对于没有什么背景的寒族及第者而言。他们就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眼前一片光明但却找不到出路。
与科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门荫。李隆基得知宠臣王毛仲喜得贵子后当即赐予其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五品官。
唐朝正常的迁转途径是四考即四年进一阶，尽管当然这项制度从来也没有认真执行过。
破坏规则的人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或者与之关系亲密的人，因为这些人破坏规则后一般不易受到规则的处罚。
唐代的官员可不是终身制，任期届满后要等待朝廷重新分配工作。
循资格实行后，官员任期届满后需要停选一段时间，也就是下岗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是不是真的停选以及何时重新上岗还得看领导对你的态度。
即使不考虑循资格的影响，按照四年进一阶的升迁速度。如果一个从九品下阶的进士及第者要想达到王毛仲幼子的行政级别需要六十年的时间。
当然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华、出众的政绩或者过硬的背景，根本无法逾越正六品上阶这道坎。
荐举无疑是一条快速步入仕途的捷径。许多隐居在终南山中的隐士们一旦被荐举便可以迅速完成从民到官的华丽蜕变，可是要想走这条“终南捷径”，荐举人显得至关重要。
玄宗李隆基曾经下诏：“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
循资格实行后，官员任期届满后需要停选一段时间，也就是下岗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是不是真的停选以及何时重新上岗还得看领导对你的态度。
即使不考虑循资格的影响，按照四年进一阶的升迁速度，如果一个从九品下阶的进士及第者要想达到王毛仲幼子的行政级别需要六十年的时间。
当然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华、出众的政绩或者过硬的背景，根本无法逾越正六品上阶这道坎。
荐举无疑是一条快速步入仕途的捷径。许多隐居在终南山中的隐士们一旦被荐举便可以迅速完成从民到官的华丽蜕变，可是要想走这条“终南捷径”。荐举人显得至关重要。
玄宗李隆基曾经下诏：“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
荐举人必须是五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而且必须是清官。唐代官员有“清官”与“浊官”之分。清官就是领导重视、升迁便捷、前途远大的热门职位，类似于今天办公厅、组织部等单位的领导干部。
安禄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胡人别说得到这些高官的赏识就是与这些人见一面都困难。
这些掌握着荐举权力的官员们也要受到名额的限制，虽然每次荐举未必都像这道诏书中那样只许举荐一个人，但是名额有限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中的荐举权的使用慎之又慎，被荐举的人要么是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要么是感天动地的道德模范。
安禄山既没有学贯古今的才华，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模范事迹。而且他还是一个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胡人，所以这条捷径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条绝路。
相比较科举、门荫和荐举而言。“入流”无疑是广大寒族子弟入仕最现实、最艰辛但也是最无奈的路。
依靠自己的才能或者关系，先在衙门里谋一个差事。这些处于衙门最底层的没有品级的人构成了庞大的胥吏阶层。这些胥吏最大的理想就是最终谋取一官半职。从而完成从“流外”到“流内”的蜕变。
这些胥吏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看领导脸色，仰领导鼻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累弯了腰，熬白了头也未必能够如愿。如果胥吏能够幸运地获得从九品下阶（大致相当于副科级）这样的小官，肯定会感激涕零。
这些通过“入流”进入仕途的胥吏们很难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缺乏话语权，所以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是个九品官！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卑贱胡人，依靠军功入仕无疑是安禄山最佳的仕途选择。安禄山不仅歪打正着地选对了人生道路，更关键的是赶上了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如果安禄山生活在太宗朝也许终其一生也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安禄山之所以扶摇直上是因为幸运地赶上了盛产战斗英雄的“乱世”。
很多人会觉得开元盛世怎么会乱呢？这是因为内地的稳定与繁盛掩盖了边疆的动荡与混乱。
唐太宗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建立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大部落的酋长授予羁縻都督府都督职务，小部落的首领授予羁縻州刺史，而且这些职务由酋长家族世袭担任。
这种“一国两制”的政策既没有改变原来的部落管理模式又将归附的少数民族置于唐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
唐太宗李世民利用的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得边疆形势日趋稳定，而他也被各民族拥戴为“天可汗”。
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韦皇后以及太平公主三个政治女强人的干政使得唐朝政局持续动荡。曾经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部落相继叛变。唐太宗呕心沥血建立的羁縻府州制度日趋没落。
随着边疆局势渐趋紧张，原有的政治军事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政治军事斗争新形势的需要。
放权与收权一直是摆在皇帝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放权可以办事。但也会生事；收权可以平事，但难以办事。
帝国边疆常设军事机构都督府或者都护府虽然拥有直属部队并且承担稳定地区局势的职能，但他无法全权调动并自由指挥辖区内所有军队。
每遇到重大战事，朝廷均设置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统一调度。战事一结束，行军大总管或者总管便回朝赴任，可随着边疆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化和复杂化，战争变得愈加旷日持久，所以本来属于临时差遣性质的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迟迟无法结束使命回朝复命。诸如工资发放、社保转移接续、夫妻两地生活以及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节度使应运而生。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四月，贺拔延嗣担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朝廷授予节度使节制调度辖区内所有军队的权力，可以根据斗争形势“便宜行事”。节度使的广泛设立无疑使得帝国边疆政策由太宗朝确立的政治安抚为主、军事征讨为辅彻底转变为军事征讨为主、政治安抚为辅。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李世民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谛，而除了参加宫廷政变外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经验的李隆基却热衷于武力征服。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无疑给边镇将帅们带来错误的政策导向。也使帝国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但连绵不断的战争却给将帅的升迁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节度使在中下级军官升迁方面具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虽然安禄山歪打正着地选对了道路，赶对了时候，但他的从军之路却依旧曲折坎坷，险象环生。
惊心动魄的宦海沉浮
安禄山幸运地成为张守珪手下的一名捉生将，主要职责就是捉俘虏。“北漂”生涯无疑掀开了他人生历程中的崭新一页。
幽州节度使（又称河北节度使）的驻地在幽州。幽州的治所位于蓟县（今北京西城区）。唐幽州城基本上位于今天北京市二环之内。这可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弃商从军的安禄山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不用为户口发愁，不用为房子发愁。不用为车子发愁，不用为票子发愁。更不用为夫妻两地分居发愁，因为只要好好打仗。一切都会有的！
对于安禄山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