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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侍御使、殿中侍御使、监察御使等职，主管纠察、弹劾百官事务，类似于现在的检察院。
三省六部是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除此之外，还设有诸多使职，典型的如枢密使、宣徽使等。
枢密使是唐代宗年间设立的主管军政大权的官职，至唐末一直由宦官担任。
后梁开国后，废枢密院，改设崇政院，以亲信大臣敬翔为崇政院使，列班在宰相之上，是国内的首席大臣。
后唐灭梁后，罢崇政院，复设枢密院，以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其中郭崇韬兼领宰相，仍为国内的首席大臣。
总体而言，五代枢密使职责和唐代变化不大，只是改为由大臣担任（唐末朱温诛杀宦官后，枢密使已改为宦官担任，但此时距唐亡仅有四年，故忽略不计）。
宣徽使是唐末设置的官职，分南、北二院，以南院为先。宣徽南、北院使主管宫内诸司及郊祀、朝会、宴饮等事务，为宫廷事务总管，并能参与军国大事，权势极重，其地位略低于枢密使，等同于节度使，是朝中要员，多由皇帝亲信或外戚担任。除枢密使及宣徽使外，本书中常见的还有皇城使（宫廷守卫）、
客省使（皇家礼宾）、飞龙使（管理马匹）、武德使（后期皇城使）、庄宅使（管理京畿官田）等使职，因重要性略低，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主要介绍一下五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使职，即三司使。（未完待续。）
第96章【大周帝国】（）
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三个财政部门的统称。唐代这三个部门各自设有长官，分别掌管赋税征调、财政收支、盐铁之利，对判三司事的宰相负责。大唐天佑三年（906年），昭宣帝将朱温任命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这是三司使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朱温并未接受。
第二年，朱温篡唐，历史步入了五代，随后朱温建立建昌院，使其执掌天下钱粮、盐铁、度支等事，以养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灭梁后，废建昌院，先置国计使，随后又将三司事务归于租庸使之下，但仍没有给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将这三个部门统一起来，任命张延朗为三司使，从此三司职权合而为一，成为了全国最高财政长官，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司使因为掌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所以地位非常高，成为朝中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的要员，被称为次相或亚相。
三司使的出现是五代官制的一项重大突破，其余中央官员，基本沿用唐制。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制度，实行方镇、州、县三级管理制度，不再一一赘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军队系统。
五代军队主体可分为禁军和地方军两类。地方军是各地藩镇统属的军队，负有对外防御及稳定地方的责任，也有协同禁军作战的义务。
不过由于唐末以来，节度使权力过大，地方军队都是由节度使招募而来，所以直接听命于节度使。地方军队的统帅为节度使。下设押衙、虞候、兵马使等将佐，
其规模大小取决于藩镇的大小以及财力的强弱。五代中前期，藩镇势力极为强大。曾多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到后晋年间。虽然也时有叛乱发生，但破坏程度开始减弱。而柴荣在高平大战获胜后，已经基本将这种形势扭转过来。
五代的禁军系统要从后梁说起。朱温篡唐时，虽然名义上兼领二十一道，但实际上归他直属的只有宣武（汴州）、宣义（滑州）、天平（郓州）、护国（蒲州）四镇兵马，他就以这四镇兵马建立禁军，最初称“元从亲军”，并以元从都押衙刘鄩为都指挥使。其后随着兵力增多。
朱温因循唐制，于次年建立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左右龙骧等军，为六军十二卫，以亲王为军使，以重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其中最为核心的那支“元从亲军”改称为“侍卫亲军”，这是侍卫亲军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现。
后梁禁军中又分马步军，各设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名，也称统军。从统军开始，向下为“厢、军、指挥、都”等编制序列，如某统军下分左右厢、某厢下分第几军。某军下分若干指挥，某指挥下设若干都，到“都”这一级就是最低编制了。大约在一百人左右。当然也有特例，如南汉末年专为下海采珠而设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编制。
李存勖灭梁后，将崇政院撤消，建枢密院，主管军国大事，但不统军。军队的最高统帅仍为蕃汉马步总管，此时该职由兼领幽州节度使的名将李存审担任。侍卫亲军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亲军“帐前银枪都”的基础上自建“从马直”作为天子亲军。但是到了李嗣源称帝后。由于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审为蕃汉马步总管，所以在登基之后就撤消了这一官职。并在次年重设了侍卫亲军。此后侍卫亲军司就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后晋年间，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被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设都指挥使一名，下设副都指挥、都虞候各一名。侍卫亲军又分马、步军，建制与上级单位相同，下分左右厢，皆有军号，厢下分军，下分若干指挥、若干都。
到这个时候，侍卫亲军司已经成为了统领全国禁军的正式机构，而且侍卫亲军的规模的扩大，已经开始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讨叛乱，甚至要出镇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而六军诸卫制也因此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后汉年代较短，基本上因循晋制，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已身在顾命大臣之列，职权越来越重，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一机构进行制衡，所以到了后周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禁军系统，即“殿前司”。
关于殿前司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宋人叶梦得称：“殿前军起于周世宗”。这个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郭威在临死前，特意将殿前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找来参拜柴荣，这说明早在柴荣继位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机构。
而近代有学者认为殿前军起源于后晋年间甚至更早，因为在史料中曾见过“天福（后晋年号）初，累遣奉德军校，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
即便类似史料记载无误，或是真有类似官职存在，但似乎也很难得出殿前军早在后周前就存在的结论，因为在晋、汉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规模征调殿前军的记录。
如果殿前军真是作为高级别禁军建制单位存在的话，在那个战乱多发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证据。以此推测，殿前军的真正设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时代中后期，而成熟期则必然是在柴荣时代。
柴荣继位后，后周即遭北汉入侵，柴荣率军御驾亲征，随后爆发高平大战，这其中就有殿前军的参与，应该能断定此时的殿前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高平大战胜利后，柴荣趁机下诏“广募天下勇士，不问来历，由各州县直接送往开封。编为殿前诸班。”编成了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优良部队，至此。殿前军军威大振。
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
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
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
然而，这个时候施道芬堡的国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义、真理以及全体人类的幸福，这就与他一直忠于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施道芬堡能在这个时候，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他的行为就是光荣的，以及无比高尚的。（未完待续。）
第97章【大周帝国】（）
还有一种“忠”，是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忠”。 具体就表现为一个人能信守诺言，忠于职守。比如说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轻易向人许愿，但只要答应了别人就会全力去做，即便做不到也能尽力而为。又比如一个人喜欢跳槽，动不动就从这家公司跳到那家公司。
那么具体到冯道这个人来说，又该如何去对他进行评价？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如果单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对冯道进行评价，那么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为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权夺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恋美色，不贪图财物。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特是在冯道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去害过人，仅在这一点上，就足以令人对他肃然起敬。后世的儒家们，因为冯道曾历仕过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击他无耻，这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乱之世，一个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么冯道大隐于朝，又有什么不对？而且在当时，朝代更替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论来讲，当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些忠贞之士都要为国尽忠，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岂不都要死绝了吗？
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人说，不死也可以，但是冯道不应该再去做官了，而应该选择去做那种孤臣孽子，一个人只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已经很无耻了，何况冯道在那么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这种理论来看，冯道确实是很无耻，但是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为肯定还有一个人要比他无耻得多，这个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活在东周。出生在鲁国，当时周天子既在，鲁国也没有灭亡，那么孔子也只有去为周天子或是鲁国国君服务的道理，他又凭什么去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儒家在这一点上攻击冯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忠，只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内。就全心全意地为这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人。反过来有的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经常把会自己公司的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牟利，或者干脆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财物，难道这种人对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吗？
实际上，在冯道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评价也非常高。冯道死时是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龄，所以当时的人并不难过，反而争相传颂，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评价冯道称：“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后周宰相范质则称：“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
冯道在后晋年间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准备以天子礼仪迎接他。而即便是被冯道冲撞过的柴荣。对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后立即将其追封为“灜王”，谥号“文懿”，可见评价之高。（
谥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经天纬地，二曰道德博闻，三曰学勤好问。四曰慈惠爱民，五曰愍民惠礼，六曰赐民爵位。而懿有温柔贤善之意。冯道历仕五朝，不可能被谥为“文正”，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谥号了。）
看得出来，冯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没有一句对他贬低的话，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单从个体层面来衡量，冯道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