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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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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那家族重新在漠北竖起了突厥牙帐,一跃成为东北方草原的霸主。

    但启民可汗却以身子骨无法忍耐漠北寒风为由,不肯归还暂借的土地,带领阿史那家族的嫡系部众继续在大隋北部边境内寄居,并于6o7年入朝纳贡,尊隋天子杨广为“圣人可汗”。

    如果大隋朝一直保持强盛的话,这种寄居与依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大隋却因征辽和内乱,在几年内迅速地衰落了下去,所以“暂借”便成了永久割占,启民可汗的继承人们还不时派遣部众南下试探,企图趁着中原衰弱之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隋朝末年对外征战不休,征高句丽又导致义军蜂起,便渐渐无暇顾及北方。

    而大量内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兵役迁入突厥,让突厥人口大增,**在始毕可汗的率领下重新成为北方大国,态度逐渐强硬,时常小规模犯边。

    要是大隋国力尚有当年的三分之一,那些义军流寇就都不是问题,这些外族的入侵也根本就不会出现。615年八月,隋炀帝北巡至雁门郡(今山西代州)。

    由于对之前隋炀帝封其弟俟利弗设为“南面可汗”,以分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始毕可汗策划了一次“斩首行动”,数十万突厥大军攻占雁门关天险,将代州古城团团包围,大隋举国震动,史称“雁门之变”。

    突厥人这次入侵蓄谋已久,几年以来,他们的营地一直慢慢向边境靠近,有些过去胡汉交杂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突厥人的牧场。

    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但隋炀帝正苦于义军蜂起,便以“胡人不识礼数”为由一直不予计较,结果这种宽容忍让导致了这次的危难。眼见兵临城下,杨广一面命将士拼死固守,一面诏令四方郡守勤王。

    由于没有准备,城内粮食只够吃二十天,突厥人深知饥饿是最好的武器,所以用重兵包围雁门,只准来援的队伍进,不准里面的人离开。

    等到突厥人把两万来援的雄武营放入代州后,粮食就更加不足,城池岌岌可危。突厥人大部分为骑兵,野战和乘胜追杀正是他们的强项,所以杨广也不敢冒险突围。

    好在各地援军救援得力,与突厥的打援部队在代州城外展开激烈战斗,眼看援军越聚越多,始毕可汗被迫于九月撤围而走。在此役中,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人攻破者三十有九,那三十九个城市从此再不能称之为城市,二十年内都无法恢复生机。

    草原士兵抢遍了塞上的村落,掠走女人,杀死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孩子,点燃房屋……每一个被突厥人攻下的县城内都是人间地狱,无一户不死人,无一家再完整。

    “雁门之变”后,隋朝与突厥交恶,但谁都无法奈何对方。然而随着隋朝在内乱中进一步衰弱,北方的农民军和一些割据势力(李渊、薛举、王世充、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依次向突厥称臣献礼,其中一些还受封为突厥的“小可汗”。

    为了加剧隋朝的分裂局面,从而坐收渔利,突厥对这些大隋的国家分裂势力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他们抵御前来平叛的隋军。

    隋末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之所以长期无法剿灭,就是因为得到了突厥这个境外强援的支持,有补给有后方,令派来镇压的隋军始终难竟全功。

    可以说,隋朝最后被拖到义军蜂起,四面割据的惨状,与突厥这个“境外势力”在背后的挑动支持有着重大的关联。

    功在千秋1、泽被后世隋炀帝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他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价值。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

    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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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一代英主】() 
唐朝那些事儿;第十一章【一代英主】

    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举动虽然给当时的河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但利在千功万代,论起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人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谓弊留当代,功在千秋。濠奿榛尚

    运河修好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还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水患,直到宋代发大水时,这条千里隋堤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唐人皮日休曾寄宿汴水河畔,见运河之上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货船游船如织,天下繁荣兴盛与此河密不可分,便做了一首《汴河怀古》,以评述大运河开凿之功过。

    此诗一成,天下传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不仅盛赞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更将隋炀帝大修运河的历史功绩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评价可谓极高。

    而所谓的“水殿龙舟事”,是指皮日休认为隋炀帝修大运河并非为了百姓安乐,而主要是希望乘龙舟去江南享乐,这却是皮日休在唐廷舆论的误导下产生的错谬见解了丹心一片隋炀帝力主开凿大运河,真正的动机有三点,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而绝非为了自己享乐。

    然而由于李唐王朝十分成功地对他进行了丑化;加上隋末义军蜂起,所以一贯不问情由力挺农民起义的我朝自然也要将农民军的敌人杨广定性为大反派,便以被李唐王朝歪曲的历史为基础,进一步将他妖魔化。

    于是如今的主流舆论对杨广修大运河均持反对态度,异口同声地谴责他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妄自大兴土木……而在这样的偏颇误导之下,当今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大运河对后世中国的繁荣稳定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

    也不知道这项工程给华夏大地上历代千万百姓带来了14oo多年的好处,更对杨广排除万难,不顾各方阻力坚持去修大运河的伟大魄力和长远眼光视而不见,反倒把大运河视为劳民伤财的暴君工程,认为杨广根本就不该推行,这无疑是非常不客观公正的一种认知。

    其实在之前的各个朝代,大骂隋炀帝者都不乏其人,很多大运河的受惠者非但对隋炀帝没有丝毫感激敬佩之心,还把他建大运河的初衷曲解为巡游享乐,文人墨客们一边泛舟运河,赏景吟诗,一边在享受大运河之便的同时,高声詈骂隋炀帝这个建造者倒行逆施、不恤百姓,其“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无耻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隋炀帝在初登帝位后雄心勃勃,颇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开疆扩土之外,对内更希望长治久安。在他看来,中国在之前已经历了太久的南北分裂,人心已散,国家的归属感不强,只有将南、北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再行分裂,令华夏大地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给北方外族入主中原造成机会,再次上演“五胡乱华”时百姓民不聊生的惨剧。

    而在杨广看来,修建大运河正是融汇南北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也证明,隋炀帝的眼光非常准确,在几大水系串通后,极大地增进了江南和江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更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原文化被带到更北方和南方的同时,也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水乡文化引入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后来甚至还惠及到国际交流。

    除了迅速破除了南、北百姓心中的隔阂外,大运河还大大提高了运送军队和补给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地区的能力,加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

    自大运河修成之后,北方的都城才能彻底将南方疆域纳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通过强化南北运输能力来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大幅改善民生和国力;同时还寄望于“以点带面”,带动运河沿岸的发展,这两点后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向来是依河而兴,大运河出现后,直接导致了几十座沿河的城市拔地而起,直接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些大都市的出现。

    近千年来,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华夏后续的影响既深且远,这都是拜大运河所赐。北宋时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内有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每日所需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这全靠汴河运输才能支撑。而汴河就是隋朝时开掘的通济渠,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运皆靠此一渠。

    隋炀帝开凿运河,除了目光长远,欲建立泽被后世百姓的善业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即要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北方,以便用来征伐辽东大国高句丽。

    高句丽是当时大隋东面第二强大的邻国,屡屡犯境烧杀抢掠,在隋朝打服了突厥,并成功让其分裂之后,高句丽就变成了隋朝的首要大患,彻底征伐高句丽也就成了隋唐年间中原帝王的必修课。早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杨坚就曾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

    有鉴于此,隋炀帝在立下征伐辽东的国策后,便将打通南北水运,保障军粮补给当成了必须实现的准备工作,南、北同时开工,耗时数年,终于将扬子江、淮河、黄河、滹沱河、桑干水等天下大河连为一体,彻底解决了“南粮北送”这一难题。

    隋炀帝推行大运河工程主要有三个动机,这三点最终都实现了,大运河也确实泽被后世,造福万民,但为华夏百姓立下盖世奇功的杨广却最终身败名裂,被后人唾骂千载,这未免令人感到颇为心寒。

    在如今的办公室文化中,一向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无错”,尸位素餐混日子者逍遥自在,毫无风险;做实事者反倒常因百密一疏,做事未达完美而被众多无所事事的闲人痛斥指责,甚至最后因之丢官受责,这无疑与过去达成了一种古今怪诞文化的统一。

    当然,除了希望能让大隋变得国富民强外,杨广大修运河也未尝就没有半点私心。以他素来重视身后名的性格来看,很可能也希望藉着大运河这个泽被后世的工程在史书上留下千古英名。同志们记住一点,历史都是有胜利者来写的,大隋王朝经历二代一灭就被大唐王朝扣了个这样的千古罪名,漂唱,渐隐自己父亲的妃子,弑父杀兄,都统统给杨广在上了。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真正的历史,小学教材都是货诱人的。众口铄金隋炀帝执政共十四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在前一多半的时间里,他都堪称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君主。杨广很少呆在京都的皇宫之中,更不会把精力放在与妃嫔嬉戏之上,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在全国各地巡游视察之上。

    隋炀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便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第四年又出长城,巡行塞外,直至五原;6o9年,他西行到张掖,接见了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615年又北巡长城,威慑北胡,足迹可谓踏遍了西北各处。

    杨广四处巡行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希望沿途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好让自己能够了解国情,合理执政,不为手下臣属所蒙蔽。其中一些巡游还伴随了开疆扩土,扬大隋国威,强化国防,在政治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各种势力等目的。此时的杨广雄心勃勃,眼光长远,态度积极,处处表露出一种明君的气象。

    历数各朝君王,有几个皇帝肯为了国家的稳固发展而如此不辞劳苦?又有几个皇帝能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不畏艰辛地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等塞外苦寒之地呢?

    然而在大唐建立之后,杨广四处巡行的勤政表现却被新朝刻意丑化,竟然将他的初衷歪曲成了性喜游乐,进而又变成了他劳民伤财,为了自己玩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铁证。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已经成了主流言论,令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其实这种诋毁的破绽非常明显。就以西巡张掖而言,主要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有着鲜明的开疆扩土、经营商贸的动机,又岂能偏颇地归结为游山玩水?

    而且西部大漠边关的环境恶劣,当时的交通又极其不变,根本就不是游乐的好地方,杨广不疯不傻,跑那儿游玩做什么?其实隋炀帝在历次巡游中历经了不少艰难和危险,曾在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峡谷中遭遇暴风雪,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杨广自己也吃尽了苦头,狼狈不堪。

    而615年北巡长城,则是因为之前征辽失败,所以希望藉此激励军队和百姓的士气,完全是一腔为国之心。此行艰难危险,最终杨广还被数十万突厥大军围在雁门,差点作了俘虏。可如今有些人居然说他这次巡游是为了去塞外游玩赏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皇帝会到危险的边界上游玩赏景呢?脑子进水了不成?显而易见,为了糟蹋杨广的名声,很多人已然连脸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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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一代英主】() 
唐朝那些事儿;第十二章【一代英主】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濠奿榛尚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积毁销骨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

    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

    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

    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

    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o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

    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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