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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念过的台词。
算了，我心里想，就此结束……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尔·施伦特，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算了，我心里又这样想。我对自己以及对我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抱怀疑的态度。可是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
我答应试试。正如歌德所说，有时候意志能“指挥诗兴”。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十分轻松的玩意儿，有两大段抒情的富有戏剧性的独白。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愿望。所以，这篇附带的应命文章写起来倒很顺手，不仅显得娴熟，而且充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因为这出剧是属于城堡剧院的。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一只手套那么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三遍：“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到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忧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生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海旁的房子》，并已写完了导演手本。
13（下）
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应验呢。……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
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厄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穷人的羔羊》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1935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把自己的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他说，皮兰德娄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samai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举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首演……
……可是真像鬼魂作怪一样，在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当我一天清晨打开报纸时，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莫伊西患着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因他患病排练将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会十分严重。但是当我去探望我的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安慰自己说，天哪，幸亏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当年我徒劳地去探望凯恩茨的情景骤然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可是，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在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又在一位当时最伟大的德语演员身上重演了。由于高烧他已神志昏迷，我没有被允许再看一看莫伊西。两天以后，我站在他灵柩前，而不是在排练时见到他——一切都像当年的凯恩茨一样。
看到第二个演员在开演前死去时，周训的心里就开始发冷。和他的小说用语相比，茨威格是以近乎淡然的语气叙述这一系列事情的，他并没有特意用许多渲染气氛和心理的形容词。可正是这样有疏离感的叙述，尽量克制不流露内心情绪的态度，让人没办法对他说的事情产生怀疑。
等看完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四宗死亡事件，周训已经明白费城为何会这样惊惶失措，如果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恐怕还要更加不堪，现在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已经手脚冰凉了。
“你是怀疑，怀疑你叔叔的死，和这有关系？”周训深吸了口气问。
费城倒是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点头说：“我叔叔的死有太多巧合，原本就有些蹊跷，如果茨威格的剧本有着让人神秘死亡的诅咒力量，我没法不产生这方面的联想。本来，人已经死了，究竟是不是诅咒，能否破除已经无所谓，如果我再早些日子看到茨威格的这本传记，或许就不一定会选择接过我叔叔的工作，把《泰尔》导出来。”
“啊。”周训一声惊呼，他这才想起来，要是费城坚持要搞这个话剧，诅咒的力量或许还会延续！
“实际上，昨天晚上就出了事。〃费城把煤气泄露的事情简单说了。
周训仿佛觉得周围阴风阵阵，原本已经湮灭在历史中的不明诅咒就这么在半个多世纪后从欧洲漫延到中国来了吗？
他不禁一哆嗦，对费城说：“那你来找我干什么，照我说，赶紧把你手上的活停了才是正理。”
“停？”费城一扬眉，“怎么停？资金方落实了，夏绮文都被我请动了，你让我怎么停？而且，如果这个戏上演了，会有多大的轰动谁都想得到，你以：为我很喜欢当经纪人吗，这才是我想做的事，这么大的希望在前头，我自己都不能允许自己放弃！这是一个莫须有的诅咒，也许只是巧合呢？”
“巧合？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从心里相信这是个巧合吗？骗谁呢，骗你自己吧！”
费城苦笑，“说不慌是不可能的，不慌就不会来找你了。”
“找我？”周训瞪起眼睛，“找我有什么用，哦天哪，你别把我扯进这件事里，你不怕我还怕呢。”
“那个神秘主义沙龙不是你召集的？我上次听你还做了个开场白，你对这方面总该有些了解的吧。”
周训连连摆手，“你这可是绝对的病急乱投医，上次我说的那些全都是网上搜来的，哪里有什么研究。召集那个沙龙只不过因为这是个热门话题，大家都会有兴趣，聚起人来比较方便，不至于太冷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也时常能听到这方面的八卦而已。这件事情，我想帮你参谋都找不到方向啊。”
“这样啊。”费城掩不住沮丧的神色。周训说得没错，他真是病急乱投医了，可是他能想到的，可能会懂神秘主义的，也只有周训了呀。那些云里雾里的命理玄学大师，不说到底有几分真材实料，那让他去哪里找呀？
“有一个人，是你上次在沙龙上见过的，韩裳，记得吗？”
“韩裳，是她？”费城愣了愣，他当然记得这个把一屋子人说得哑口无言的女人，他走得早，不知道这场争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可是，她不是对神秘主义持否定态度的吗？”费城不解地问。
“她是什么态度并不重要，她正在念华师大的心理学硕士，要写一篇有关神秘主义的论文，即使她反对神秘主义，也肯定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时候敌人比朋友更了解你’这句话，要驳倒一个论点，当然要先了解透彻才行。我想她能给你一些切实的意见。”
“好，把她电话给我，我这就去找她。”终于找到一个了解这方面的人，费城心里稍稍踏实了些。
他告辞离开。才走出周训家没多远，就开始拨打电话。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已关机，请稍后再拨。”从手机里传出让他失望的声音。
他抬腕看表，已经九点半了，这个时候怎么会还关着手机呢？
14
韩裳把手机关了。
她是特意关上的，虽然上海美术馆对参观者没有这样的要求，但她觉得这是对艺术和对欣赏艺术的人最起码的尊重。
同样，她也不希望自己在看达利画作的时候，会受到打扰。
萨尔瓦多·达利，这位超现实主义画派最伟大画家的天才之作会使人陷入迷离的境地。有人因此浮想联翩，也有人会很不舒服。但无论如何，这就是达利，来到达利的世界，就得有这样的准备，一切都不再受正常逻辑的控制。
上海这座城市近些年来，重大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似乎要开始和它的经济地位相匹配。尽管从骨子里透出的商业气息难以掩盖，但是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也恰恰因为商业性才得以实现。在这个月，达利画展是上海所有附庸风雅的人士最热衷的话题，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这个诞生了一百零二年的疯子天才到底想在画里表现什么。
主办方之一的意大利达利基金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许多美术馆和私人手中暂借来一百多件达利的作品，包括画作和雕塑，许多著名的作品都在其中。当然，还掺杂了一些真品的复制品或仿作。
和身边其他的参观者不同，韩裳来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萨尔瓦多·达利比弗洛伊德年轻几十岁，勉强算是同一时代的人。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整个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和激烈讨论的时候，达利风华正茂，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怪异的年轻人。可以想象，这套涉及到潜意识、梦境和力比多的理论会对这个年轻人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作画时，达利使用一种自称为“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觉。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从潜意识心灵中产生意象。
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平凡的日常物品以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方式并列、扭曲或者变形。许多人相信他在作画的时候真的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而对达利来说，他进人了至高无上的神秘状态。实际上，在五十岁之后，达利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并且信奉天主教，坚信上帝就在他心中，他是上帝的宠儿。他画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神秘气息的宗教画，比如《十字架上圣约翰的基督》、《利加特港的圣母》。
既然研究神秘主义，那么现代艺术大师中与神秘主义走得最近的达利的画展，韩裳又怎么可以错过呢？
韩裳是一个感觉非常敏锐的人，或者说有第六感。对于中国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体质容易撞鬼，要携带一些阳气重的饰品压一压；对于命理和星象学家，这则是最易和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沟通的体质。而韩裳觉得自己只是有些神经质，这是生理上的原因，外加一些心理因素。
可是，走进上海美术馆的达利作品展厅，韩裳确实觉得，四周悬挂着的一幅幅达利油画和在各个角度摆放的青铜雕像，仿佛协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力场，牵引着她的精神，往某些地方去。
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有两种选择来更深入地了解达利：中英文自动语音解说器和经过特别培训的解说员。当然后者的费用要昂贵很多。韩裳一样都没选，她想先用最直接的方法——进入达利的作品，对一个艺术大师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解他的途径了。每一幅作品都像一个婴儿，和父亲血脉相连，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后人所做的一切注释，都是给这个婴儿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
不远处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孩正微笑着向雇佣她的参观者解说着，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也围拢在周围，听她介绍达利。韩裳也稍稍凑近了些，因为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以及关于这个名字的一段她不知道的掌故。
“一九三八年，达利当时还是一个刚刚成名的年轻人，他在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引介下，拜访了他极为崇拜的思想家弗洛伊德。当时达利随身携带了一幅画，就是面前的这幅《那喀索斯的变形》。”
周围的所有人，包括韩裳，都顺着她的手势，望向这幅画。
“那喀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在水边顾影自怜的美少年，后来终于为了追随自己水中的倒影跌入水中死去，并在死后变成了水仙。达利向弗洛伊德解释说，他想表现的是从死亡到变成水仙的过程，用的就是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早期性心理方面的理论。这是达利向弗洛伊德的献礼，因为他一直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作为指导来作画。可是弗洛伊德却回答达利，他看到的不是达利的无意识，恰恰相反，是有意识。达利后来说，弗洛伊德从他这里得到的，远比他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的多。”女孩说到这里笑了笑，并没有对两位大师的交锋作出任何倾向性的评价。
这则有趣而莫测高深的故事正是听众们想要的，他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感叹声。
韩裳注意到，人们在这个“达利力场”中穿行，或者在某一处停留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共同的表现。比方说，他们会摸着下巴上的胡子茬，低声地问同伴：你觉得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们会带着不太肯定的语气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叉子，我看是对男性的异化。更多的人把狐疑藏在心里，只能通过他们的表情来推测。
几乎没有谁能完全猜到达利的意图所在，达利常常说自己是一个疯子，一个天才疯子或疯子天才，正常人很难完全理解他的行为。但是他的画却并不因为你不理解而丧失效用。恰恰相反，总是能带给站在它面前的人强烈的感觉。
通常这是一种怪异的、让人很不舒服的、惊慌的感觉，仿佛它一语道破了某些在心里隐藏得很深的可怕东西。
从踏入这问展厅开始，韩裳已经下意识地知道，达利会带给她特别的经验。潜意识会试着让人避开不愉快的事情，但这并不总是正确的选择。许多时候，人需要的是面对而不是逃避。
她抬起头，面前的是达利最著名的画作——《记忆的永恒》。
这幅作品完成于一九三一年，首次亮相于一九三二年纽约朱利恩·列维画廊的超现实主义多人展上，画中耷拉在树枝上的“软表”形象，已经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最具象征意味、最奇特的幻想之一。韩裳在印刷品上看过这幅画，但她没想到，和真正站到这幅面的面前比，两者之间的感觉差异会这么巨大。
躺着的怪物，几块软软垂下的钟表，盘子里的蚂蚁，远处的山脉和蓝色中有着一抹明黄的苍凉天空。这些极不协调的物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却组合成了强烈的宁静，而这宁静又延伸成了永恒——极其怪异的永恒。
韩裳的心突然猛地跳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