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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择才入主，臣自再归工曹。
这份文书很有意思，刘澜就算不去琢磨推敲，也清楚徐宣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当今各曹长史，谁不知晓商曹乃是第一大肥差，孙邵如此有原则一人，尚且经不起诱惑，有贪墨之事，何况徐宣，说白了一句话，徐宣就是奔着商曹这块肥肉来的，可换个角度来说，商曹如此重要的部门，也确实如徐宣说的那样，而眼下最为合适的人选，又自然是徐宣无疑。
所以刘澜的回复也很简单，工商本奶一家，汝与邵自是一体，此所奏甚是。然商曹兹事体大，恐如难经诱惑，汝当克己奉公，万不可为一己之私行贪墨龌龊之事，如若查实，汝犬马不如矣。孙策遇到的勾心斗角说白了还真不算什么，因为是孙家内部事务，可刘澜遇到的这些，那就多少有点与封建王朝天子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互相试探、互相利用，这么一说看起来好学又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不管是古代的地位也好，还是刘澜也罢，刘澜用人是干什么，是用来治理自己控制的郡县，而这些人才也就是所谓的大臣首先当然是要从刘澜或者是天子的手中获取高官厚禄，那么他就首先要替刘澜和天子分忧，简而言之一句话，把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
这样刘澜能轻松，起码不用一天又操不完的心，而大臣身居高位，说白了名利二字罢了，要么是青史留下姓名，要么就是捞取利益让自己和家族活得更舒服，这就是宗族观，家族观，自己好是肯定的，可如果还能让子孙后代一直好，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天子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各取所需，可问题是各取所需哪那么容易，大臣如果真获得了自己的需求舒服了，那自然就会让天子不舒服，而君王一舒服了，那大臣可就得忐忑难安。
简而言之一句话，天子要让自己过的舒服一点，那就只能用大臣来替他去管理国家，而用大臣，却又不能让大臣太舒服，太舒服你就要捞利益，不舒服又怕他不办事，所以要用他们还要防着他们。
那么君王和大臣之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相爱相杀的局面，尤其是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更是如此，手腕强的君王压制宰相，宰相哪里敢得罪天子。反过来宰相则压制君王，谋朝篡位更是屡见不鲜，就算没有成功，那也绝对是权倾一时，相权大于君权。
而刘澜现在的情况说白了和天子已经没什么区别，他看上去是一方诸侯，可是他的权利可不就是治下的土皇帝，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刘澜想轻松就不能让他的大臣轻松，他的大臣想轻松，就不能让刘澜太舒服，所以互相试探，相互去摸对方的心思成为了最基本的日常，而为此刘澜学习了后市的内阁制度，不过用着用着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内阁制度。
第二千一百三十九章 平定扬州（170）（）
徐宣一道文书说了一个内容，就是要暂领商曹，但是其真正的用意，可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一是试探刘澜的是否已经有商曹人选，其次主动请缨则是要将商曹保下来，最少要在他们这边，或者更简单的说，要在以孙邵为首的丹阳郡守府管理下运转，最后当然就是商曹的油水，别说他自己惦记，秣陵上下都在惦记，
但不管是徐宣也好，还是背后的孙邵也罢，急于自荐，说白了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商曹在孙邵接手这几年来一直都是直接归刘澜领导，虽然孙邵之前的职位不高，但却比一些县令甚至是郡守们更有实权，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直接向刘澜汇报，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内阁成立之初与张昭抗衡的关键，也是他一步登天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以地域划分的话，那么可以简单的把孙邵和张昭归纳为一方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一方是传统保守的守旧派，所以刘澜对孙邵的使用力度之大几乎达到了让人嫉妒的地步，可不是刘澜真的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那些人观念陈旧，只有孙邵等少数几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和想法，与其说是刘澜重用孙邵，倒不如说是他想用的人就那么几人。
农业也就是现在的农曹有国渊，商业有孙邵以及工业有徐宣，如今孙邵迈出一大步，成了丹阳郡守，商曹自然就出现了空缺，本来刘澜治下就缺乏这类的革新人才，现在出现空缺，惦记的人虽多，但也都清楚刘澜用人的态度，尤其是这几个刘澜一手成立的部门和盯着的改革，自然不会随便挑选主官，而大多数人说白了再此之前都没有在商曹工作的经验，这些人肯定不在刘澜的考虑范围。
那么这些人选中，首先在沛县商曹工作过或者是在丹阳商曹工作的这些人比如就会成为刘澜的首选，但是这些人因为孙邵的关系，又几乎都在这些年成为了他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要在孙邵打下良好基础的商曹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加上孙邵虽然离开了商曹，但却更进一步成为了丹阳郡守，所以就算能成为商曹，其实还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不再是直接向刘澜汇报，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起点，刘澜这次对商曹主官的选择，就是一次态度的释放。
如果还是孙邵系，那么工作自然很好展开，可如果是张昭系或者辽东系，那么就算搞好了，也是在孙邵的领导之下，毕竟人家打好了基础，可如果搞不好，那就是其废物无能了，所以除了江东系，谁坐上商曹这个位置，孙邵这座大山都不可能饶得过去，一句话就是费力不讨好，看起来油水多，但风险更大。
面对徐宣的试探，刘澜的回应看起来只是单单十几个字，但其内容却也和徐宣一样透露了好几种回答，而这对刘澜来说无疑是在这个这个时代才学会的说话艺术，或许在后世也有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当时刘澜还很年轻，才刚毕业，哪里经历过这些，所以这些说话的艺术，刘澜完全是在这个时代学来，或者说想不学都不行，你要不学你要不会，你要什么都说，那你被这些人玩死，都不知道原因。
所以，看看刘澜的回答，想说的话都在字里行间之中，而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换言之，如果刘澜的意思真要直接表达出来，那意思就变了，刘澜一直以为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说话艺术，可是要真仔细想想，这绝对不是什么糟粕，而是世界通用的说话艺术，回想后世的各个国家的发言人，不都是这一套？
谁会把话说在明面上，不都是用最隐晦的说辞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一套用在哪里都不会有错，如果不用，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麻烦，当然刘澜还算好的，只是现在在逐渐适应，想想以前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他哪里会想这么多，一个允字或者一个不允就解决了一道文书。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刘澜对治下颁布的一道决曹审核令，汉代审理案件，各亭里由有三老，选年高有德者，调息争讼，体现汉代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县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专理司法，郡由郡守兼理司法，并设决曹掾专理司法。
而刘澜进行改革之后，将决曹设置成为了四级，第一级为各亭最基层决曹，主官为决曹吏掾，第二级为各县中级决曹，设决曹史专理司法，断罪决狱。第三级为郡也就是决曹掾史，第四级为决曹从事，最后还设最高级决曹长，由张昭兼任。
这是刘澜仿照后世设立的司法体系，虽然缺陷很大，但毕竟在这个年代，刘澜现在有精力做到这些已经真的不错了，换成任何一方诸侯，这个时候也不会向刘澜对司法体系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但刘澜做事就是如此，既然要改革司法体系，建立军事法庭那么就干脆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方，先把摊子铺开，然后一步步完善呗，这就是刘澜最初的想法，当然他真正的想法还是要把死刑的权利拿回来，交给决曹长来处理。
而在决曹长的处理中，同样斗智斗勇的情况发生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刘澜与张昭之间的隔空较量。
张昭对于刘澜的任免给出的回答是精力不济，很难兼顾，所以请主公考虑他人，或就保留现有司法体系，以各州刺史为最高决曹长，负责死刑审核，对于张昭请辞决曹长一职，刘澜有些出乎意料，可细细一琢磨，却也反应过来他这是在以退为进。
说白了首先是他认为现有的司法体系是健全的，大汉朝已经用了四百年，没出现什么问题，其次他是对刘澜莫名其妙的改革不是很满意，以他的思想，司法体系完全没必要改革，毕竟大汉朝的虽然承秦律，但终究还是讲究德主刑辅。
徐宣一道文书说了一个内容，就是要暂领商曹，但是其真正的用意，可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一是试探刘澜的是否已经有商曹人选，其次主动请缨则是要将商曹保下来，最少要在他们这边，或者更简单的说，要在以孙邵为首的丹阳郡守府管理下运转，最后当然就是商曹的油水，别说他自己惦记，秣陵上下都在惦记，
但不管是徐宣也好，还是背后的孙邵也罢，急于自荐，说白了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商曹在孙邵接手这几年来一直都是直接归刘澜领导，虽然孙邵之前的职位不高，但却比一些县令甚至是郡守们更有实权，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直接向刘澜汇报，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内阁成立之初与张昭抗衡的关键，也是他一步登天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以地域划分的话，那么可以简单的把孙邵和张昭归纳为一方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一方是传统保守的守旧派，所以刘澜对孙邵的使用力度之大几乎达到了让人嫉妒的地步，可不是刘澜真的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那些人观念陈旧，只有孙邵等少数几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和想法，与其说是刘澜重用孙邵，倒不如说是他想用的人就那么几人。
农业也就是现在的农曹有国渊，商业有孙邵以及工业有徐宣，如今孙邵迈出一大步，成了丹阳郡守，商曹自然就出现了空缺，本来刘澜治下就缺乏这类的革新人才，现在出现空缺，惦记的人虽多，但也都清楚刘澜用人的态度，尤其是这几个刘澜一手成立的部门和盯着的改革，自然不会随便挑选主官，而大多数人说白了再此之前都没有在商曹工作的经验，这些人肯定不在刘澜的考虑范围。
那么这些人选中，首先在沛县商曹工作过或者是在丹阳商曹工作的这些人比如就会成为刘澜的首选，但是这些人因为孙邵的关系，又几乎都在这些年成为了他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要在孙邵打下良好基础的商曹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加上孙邵虽然离开了商曹，但却更进一步成为了丹阳郡守，所以就算能成为商曹，其实还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不再是直接向刘澜汇报，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起点，刘澜这次对商曹主官的选择，就是一次态度的释放。
如果还是孙邵系，那么工作自然很好展开，可如果是张昭系或者辽东系，那么就算搞好了，也是在孙邵的领导之下，毕竟人家打好了基础，可如果搞不好，那就是其废物无能了，所以除了江东系，谁坐上商曹这个位置，孙邵这座大山都不可能饶得过去，一句话就是费力不讨好，看起来油水多，但风险更大。
面对徐宣的试探，刘澜的回应看起来只是单单十几个字，但其内容却也和徐宣一样透露了好几种回答，而这对刘澜来说无疑是在这个这个时代才学会的说话艺术，或许在后世也有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当时刘澜还很年轻，才刚毕业，哪里经历过这些，所以这些说话的艺术，刘澜完全是在这个时代学来，或者说想不学都不行，你要不学你要不会，你要什么都说，那你被这些人玩死，都不知道原因。
所以，看看刘澜的回答，想说的话都在字里行间之中，而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换言之，如果刘澜的意思真要直接表达出来，那意思就变了，刘澜一直以为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说话艺术，可是要真仔细想想，这绝对不是什么糟粕，而是世界通用的说话艺术，回想后世的各个国家的发言人，不都是这一套？
谁会把话说在明面上，不都是用最隐晦的说辞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一套用在哪里都不会有错，如果不用，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麻烦，当然刘澜还算好的，只是现在在逐渐适应，想想以前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他哪里会想这么多，一个允字或者一个不允就解决了一道文书。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刘澜对治下颁布的一道决曹审核令，汉代审理案件，各亭里由有三老，选年高有德者，调息争讼，体现汉代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县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专理司法，郡由郡守兼理司法，并设决曹掾专理司法。
而刘澜进行改革之后，将决曹设置成为了四级，第一级为各亭最基层决曹，主官为决曹吏掾，第二级为各县中级决曹，设决曹史专理司法，断罪决狱。第三级为郡也就是决曹掾史，第四级为决曹从事，最后还设最高级决曹长，由张昭兼任。
这是刘澜仿照后世设立的司法体系，虽然缺陷很大，但毕竟在这个年代，刘澜现在有精力做到这些已经真的不错了，换成任何一方诸侯，这个时候也不会向刘澜对司法体系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但刘澜做事就是如此，既然要改革司法体系，建立军事法庭那么就干脆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方，先把摊子铺开，然后一步步完善呗，这就是刘澜最初的想法，当然他真正的想法还是要把死刑的权利拿回来，交给决曹长来处理。
而在决曹长的处理中，同样斗智斗勇的情况发生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刘澜与张昭之间的隔空较量。
张昭对于刘澜的任免给出的回答是精力不济，很难兼顾，所以请主公考虑他人，或就保留现有司法体系，以各州刺史为最高决曹长，负责死刑审核，对于张昭请辞决曹长一职，刘澜有些出乎意料，可细细一琢磨，却也反应过来他这是在以退为进。
说白了首先是他认为现有的司法体系是健全的，大汉朝已经用了四百年，没出现什么问题，其次他是对刘澜莫名其妙的改革不是很满意，以他的思想，司法体系完全没必要改革，毕竟大汉朝的虽然承秦律，但终究还是讲究德主刑辅。
第二千一百四十章 平定扬州（171）（）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不管何时何地肯定都用得着也一定会用得上，但是如果是刘澜们使用，那又会变成另一种情况，博弈，不错，因为这就是政治，而政治是需要博弈的，不管是你的的大臣们还是你的对手，都不可能太直接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文书写得越好，态度表达的越明确，那回旋的余地也就会越大，这就是政治，张昭如果不上这封婉拒的文书，他就不可能拿到刘澜为他做主的许诺，可张昭上这道文书，难道只是为了拿这份保障？
当然不是，他是想拿‘尚方宝剑’，刘澜当然清楚他的心思，他主持内阁，却没有实权，这情况完全就是有丞相之名，而五丞相之实，他这个位置看起来位高权重，可说白了他自己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唯一有的内阁权利，也需要内阁通过才可作出决定，而不是他自己做决定，而这个大决曹同样如此，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利，所以他看似推脱，好像有很大的困难，说白了这个职务看上去是最高的司法机构，却又没有与廷尉相同的最高司法权利，他当然要推脱，以此来给自己争取类廷尉的权利，但最后的结果是刘澜退了一步，张昭也退了一步，不能说皆大欢喜，但都能接受。
这就是政治，而政治所包含的可就太多了，就好像军事和外交，你可以说他们属于政治，也可以说他们涉及政治，当然军事和外交又不等同于政治，很奇妙，但却又彰显出政治的特性。
外交辞令的表达用委婉的说辞去表达自己的中心目的，而战争又是政治外交的第一步或最后一步，刘澜对孙策的第一次九江之战就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而这一次的战争虽然没有使用，可战争爆发的原因却是豫章突发的战事，但与荆州的联盟，却无疑是战争外交的重要一环。
而历史上的连横合纵还是远交近攻，其实都属于战争外交的一种，包括刘备与孙权联盟，大多时候刘澜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战争，但现在的世道，战争才是主流，但按照刘澜的预期，最多三五年，当官渡之战能够有了一个结果大致的结果时，那时，关东的战场将不再只有战争，外交将会成为主流，因为刘澜是肯定不会让袁绍做大的，更不会让曹操灭了袁绍。
所以未来关东毫无疑问将会变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袁绍与曹操再加上他刘澜，三大诸侯将会是未来合纵的最大看点，那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