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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被裁定无罪，明切案再次被搁置。
与此同时，调查一九八三年雷丁凶杀案的警员正对门策尔和洛展开调查。
三十三岁的雷丁来自洛杉矶长滩，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三日失踪，当天他在好莱坞，乘坐着一辆豪华轿车到餐厅赴会，商讨为电影《棉花俱乐部》筹钱的事情。他的腐尸一个月后在格尔曼野外射击场被发现。
门策尔和洛被认为是这起凶杀案的可能嫌疑人，不过调查进度非常缓慢，直至一九八七年县治安官才联系到威廉 赖德尔，他是色情杂志Hustler发行人拉里 弗林的前任保安主管，他因工作关系结识了门策尔和洛。
凶案详情 据法庭记录和“棉花俱乐部”一案的审讯显示，赖德尔告诉调查人员，门策尔和洛把他们涉及的凶杀案都告诉了他。一起是雷丁凶杀案，另一起是谋杀范努伊斯的一名女子，他们起初还以为她是个变性人。
赖德尔告诉调查人员说，一九八六年，他和洛曾在得克萨斯州一起做保安，洛跟他谈过话。“洛喝多了，告诉赖德尔说门策尔曾杀过一个黑人变性人。”治安官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他酒后的话还有：“洛说，他开着接应的车辆，门策尔向当时站在圣费尔南多谷斯普韦达大道外的女子开了几枪……门策尔也对死者的同伴开了枪，不过同伴没死。
“洛声称，门策尔开枪后还大叫受害人的名字并踢她，当时坐在接应车辆方向盘后的洛不得不把门策尔喊回车内，他们才得以在警察来之前逃走。” 子弹与手枪吻合 调查人员由赖德尔讲的故事联系到明切案。赖德尔后来告诉调查人员，他无意中借了枪给门策尔杀人，并把一支配有消声器的点二二半自动手枪交给警方。法庭记录显示，调查人员把枪与杀死明切的子弹进行了比对，枪弹吻合。
赖德尔后来为调查人员做卧底，同意与洛、门策尔及帕斯卡公司的另一名保镖见面，此人是三十八岁的罗伯特 勒鲁瓦 德莱莫尔。他们的谈话全被秘密录了下来。
据治安官的调查报告，一九九八年五月，他们坐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车里，德莱莫尔说起明切凶杀案，说他在凶杀案发生后还开车送门策尔回案发现场，让他看看警察在做什么。第二天，赖德尔与洛在弗雷德里克的酒吧见面，在这段被秘密录下的谈话中，洛透露了他在凶杀案中的角色。
两个月后，轮到门策尔了。赖德尔与他在洛杉矶碰头，在谈话中把话题引向凶杀案。据档案记载，门策尔透露，凶案发生前几周，他在明切的车里放置了枚炸弹，可是炸弹没有爆炸。他还说自己曾经闯入明切的公寓，用枪抽打她。门策尔表示，他枪杀明切用的是空心弹，因为他相信残留的子弹不会与发射的枪匹配。其实这是错误的。
谈话的录音带以及赖德尔的证词将是针对门策尔和洛的不利证据，如果两人接受审讯的话。当局上周透露，德莱莫尔已经同意指证两名保镖同事，以换取不被起诉。
尽管当局确信他们最终会知道明切是如何被杀，但下令杀害她的幕后指使人仍是个不解之谜。
第三次破案 今年早些时候，在治安官的调查取得突破后，洛杉矶警方第三次重开这个案子。
“我们会追查案中的遗留问题，”恩特威斯尔称，“还有涉及本案的人逍遥法外。” 当局拒绝评论幕后主犯是谁。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很确定，即格里高利 卡瓦利不会再被审讯。
“就卡瓦利先生而言，这个案子已经结束，”负责一九八六年那桩失败起诉的地区副检察官安德鲁 W。戴蒙德表示，“他不可能再因杀害明切而被起诉。” 负责门策尔和洛一案的地区副检察官戴维 P。康对此案拒绝置评：“我不想就格里高利 卡瓦利的角色做出猜测。” 卡瓦利上次审讯后就搬到加利福尼亚南部，我们找不到他发表对此案的看法。
帕斯卡护卫公司已经搬到贝弗利山，公司所有人帕斯卡上周证实，门策尔和洛是他公司的员工，当时两人被卡瓦利家族聘为保镖。不过他拒绝评论其他案情。帕斯卡没有被指控任何犯罪。
14高潮
惯偷比利 《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 比利 施罗德才二十四岁，不过他看上去却像个四十岁的中年人。把他放在几年前拍下的稚气未脱的大头照旁边对比，可以看出照片里的那个男孩儿已经不见了。漂过的金色头发如今变成褐色，颜色渐渐退去。身体也因沉迷毒海而日渐消瘦。双眼深陷，脸色潮红。他的眼睛像玻璃一样，虽然待在一个六英尺乘六英尺的房间里，脸上却是一副望向千里之外的表情。
他双臂缠满文身：狮子、老鹰和骷髅头。从他身上可以很容易看出他的信仰。哦，提醒你，那是他以前的信仰：他是个吸毒者。他二头肌上文着一个词：过瘾。这些都是他在坐牢时文的。
看着比利 施罗德，我们不难相信想象你回家后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是个多么可怕的噩梦。尽管这不经常发生，但去年施罗德就进出过数千所房子。他是个入室盗窃犯，是当地警方近来最熟悉的惯偷。
有一阵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拦得住他。他晃荡在布劳沃德南部和戴德县北部，穿过后门和窗户，有时候一天连偷五家。他为了筹集毒资一年至少偷三百五十家，变卖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赃物。
虽然的“战绩”如此显赫，但他并不是个神偷。他花销大，偷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吸毒者，与其说手艺精，不如说他运气好。这会儿他被关起来时还是坚持这个看法。而且他会告诉你，成也运气，败也运气。
“我以为我是个挺好的小偷，但看来我只是走运罢了，”他说，“我那时手脚不快，他们要真的想抓住我很快就把我逮住。我真希望他们早些逮住我。我的好运其实是霉运，我觉得。” 入室盗窃是中等程度的犯罪，这意味着就严重性而言它远低于谋杀，但比小偷小摸高一点儿。这也意味着它在大部分警察和检察官心目中占据类似的位置。
不过，入室行窃是影响社会所有阶层的犯罪，无分贫富男女老幼，并且这是我们社会中最多发的犯罪。布劳沃德县去年发生了两万五千起入室行窃案，棕榈滩县发生了两万两千起。整个佛罗里达州则发生了二十五万起。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入室行窃案会抓住偷窃者。
这个布劳沃德县“神偷”的故事并不仅仅讲他如何沉溺毒海或毒品如何害了他。他只是社会流行病的一部分。讲比利 施罗德的故事，还应该讲那些被他偷的人的故事以及那些追捕他的人的故事。
比利 施罗德出生和成长于好莱坞蓝领社区，森林湖区。他家里还有妈妈和姐姐，有时候他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他四岁后就失去了父亲，在街头学会了掌握权力和显示男子汉气概。十一岁时街头生活已教会他吸毒和偷东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抓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摸进了邻居的家里，被判少年犯罪缓刑。
从那时起他在毒海和偷窃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因在厕所吸大麻被霍兰德高中开除。他曾向一位卧底警察贩卖安眠酮，结果被捕。
失去自由对施罗德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了，不过他逃脱了牢狱之苦，每一次都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事情在一九八一年有了改变，十七岁的他作为未成年犯人被送进德索托惩教所，原因也是入室行窃。他在牢里读完了高中，学会了做木工，文了身，暂时戒了毒，最重要的是，他在等待着出狱的那一天。一九八四年底他出狱了，回到从小成长的地方。
施罗德表示，他当时戒毒已经一年多了，一开始在加油站做服务员，后来重拾狱中学会的木工手艺。当他抵挡不住昔日吸毒和偷窃的诱惑时，就会很细心地摊开藏在钱包里的出狱证明。
“每一次要滑回那个深渊，我就会看看证明。”他说，“我不想回去。我看着这些证明对自己说，我已讨回自由，付清我欠的债。” 可是在一九八五年底，比利 施罗德把那些证明放错地方了，他开始往下滑落。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来他的公寓，介绍他一种叫快克的可卡因毒品。吸了第一口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施罗德学会的教诲全部消失。他的电视、音响、客厅家具都不见了，被拿去变卖买快克。一周后他的工作也随之没了。毒品再次控制了施罗德。他第一次破门入室盗窃是到邻居家偷东西。
施罗德很快对毒品和偷窃重新上瘾了。两样东西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东西，缺一不可。他开始游荡于南布劳沃德，穿件假的佛罗里达电力公司的衬衫，带着螺丝刀。
一九八六年复活节，星期天，格拉迪斯 琼斯（化名）成为比利 施罗德的一个统计数字。当她打开好莱坞附近的家门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时，那感觉就像是一只冰冷的手指滑下她的脊梁。她立刻看到餐具柜的门全都洞开，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地板上。她望向左边，看到客厅的架子上空空如也，电视不见了。
她立刻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膝盖一软，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年逾花甲的格拉迪斯扭头就跑了出去。
她两个小时后才敢回来。警察取证人员来了又走了，警犬来了又走了，她的女婿还仔细察看了家里，她这才敢回来。格拉迪斯脚底下发飘地走回家里，清点了入侵者偷走的物品。她发现地板上有一些明显是行窃者想拿走但最后放弃的东西。珠宝盒子丢在床上，格拉迪斯的内衣抽屉也被翻过，为外孙女准备的复活节篮子也被打翻在厨房地上。
清点到一半时，她发觉她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内心的宁静。她要求女儿陪伴她。她不敢一人睡在那间屋子里。
布劳沃德县治安官调查员比尔 克劳德调查入室行窃案九年了。他的经验告诉他不同的行窃案都有两个不变的地方：如今几乎全部窃贼入屋偷窃都是为了找钱买毒品；为钱偷东西的贼都很大意，甚至在去别的地方偷窃前连窝边草都不放过。
一九八六年初，克劳德案头开始出现森林湖区类似的入室行窃案报告，他感觉这是有一个惯偷在这里连续作案。因此他来到社区街头，从他联系的线人那精选了一张嫌疑人名单。
上面的一个名字是比利 施罗德。克劳德在犯罪记录数据库里搜索了这个人，看到了施罗德的犯罪登记表。之后他要求治安官办公室的鉴证室做一个比对，把施罗德的指纹与在森林湖区入室行窃案提取的指纹进行了比较。由于鉴证室的工作量巨大，这个比对要几周才能完成。在等候比对结果时，克劳德把附有施罗德一九八三年大头照的传单分发给治安官及警察局。然后他出去到街上看看。
比利 施罗德的工作时间让人羡慕，通常一天不到五个小时。他有需要才去工作，那就是说他的可卡因存量不多，而他身体非常渴望可卡因的时候。他会穿上佛罗里达电力的衬衫和帽子，这是他从一个跳蚤市场卖T恤衫的地方淘来的，然后把一罐梅斯毒气（一种伤害性压缩液态毒气）扣在腰带上。这身装扮让他看起来像个电力抄表工。他在社区周围开着一部借来的车，时间通常选择在午饭前后，也就是早上六点到十一点以及下午两点到四点，此时人们通常不在家的。物色到目标房子后，他就走上前敲门。
如果有人应门，施罗德练好了各种对白来应付，然后就借故走人。如果敲门没有人应，他就会绕到屋后装作抄表工在干活的样子，然后查看一下警报系统后就破门进去。有螺丝刀这个好帮手，他绝对是撬门、打烂窗玻璃、拆掉百叶窗的高手，他知道如何打破玻璃滑门，他甚至可以把整个玻璃门弄碎，而不惊动邻居。
进去后，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冰箱。他吸毒时不想吃东西，偷东西时就大快朵颐。他胡乱吃了点东西后，抓起个袋子或枕头套就装东西，拉开所有的抽屉、柜子和隐秘的地方。
这是个飞快的作业：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现金、珠宝和枪假如有的话，走出去时还顺道拿大件，比如电视或录像机，两者皆有最好，这些都是佛罗里达州毒品市场热门的交易物品。“被邻居或他人看到我也无所谓。”他说。有一次他在撬一所房子的前门，当时街对面有个女人在浇花。她叫起来他才逃走。又有一次他开在米拉马街上时透过一所房子的前窗看到里面亮着灯的圣诞树。他倒车，钻进前面的窗子，把圣诞树下摆着的礼物搬到车上，来回三次之多。
每一天入室行窃后，比利会带着赃物往西好莱坞的毒品窝点去换毒品。由于他每次都有珠宝换，在窝点外叫卖的毒品贩子都喜欢称呼他为“黄金人”。若运气好的话，他一天会搜掠四五家。
施罗德偷什么就卖什么，把每一样东西都换成毒品及钞票，钞票用来付酒店房费。他在酒店房间里吸毒，度过吸毒后的沮丧期并躲避追捕。克劳德估计，如果施罗德偷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物品的话，那么他换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价值几十万的毒品和钱，相当于一美元变成十美分。
“几乎每一天我都在打劫一个家庭，”施罗德回忆道，“开头是一天做一单来买毒品，那时候我需要两百元。之后升到三百元，我得做两单才行。再升到五百元，这就相当于四单。以后越来越多。” “这像个游戏似的，我不考虑任何其他东西。我就是沿街开车，一、二、三、四数房子，数到哪家房子就偷哪家。” “我那时活着就为了毒品。那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未来。我把钱全花在这上面。” “后来我害怕了。我想警察可能在到处找我，因为我的指纹都在屋里面，于是我住在酒店，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从不出门，除非是去偷东西或买毒品。我会在房间里呆着，防盗链、门闩都扣上，再用桌子顶在门后面。” 施罗德的指纹与入室行窃现场提取的指纹有几处吻合。克劳德要求州检察官办公室发出重罪搜查令，在法律泥沼中这个过程又需时几个星期。不过，这次克劳德知道自己要抓的人是谁。他必须抓住比利。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探员好莱坞、霍兰德、米拉马和西迈阿密都清楚施罗德是个越来越活跃的入室行窃惯偷。
“甚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一拿起入室行窃报告就能分辨出是比利来过这里，”霍兰德的探员德尔默特 芒甘说，“如果窃案在白天发生，屋内还有大肆搜掠且食物被吃过的痕迹，那么通常就是他干的。” “我们都在追捕他，”克劳德回忆道，“我曾经接到过线报，说他要去某个商店兑现支票。我在那里等他。他看到里面有个穿夹克戴领带的人就立刻跑掉了。他一直疑神疑鬼，以至于认为穿西装的人就是警察。那次他刚好就猜对了。我们很多次都像这样让他溜掉。在汽车旅馆，在街上，有时候就差那么几分钟。抓住他似乎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被盗后格拉迪斯每天忙着给家里装这装那，屋外要装上灯，窗边的灌木丛要砍掉，每个窗户安上钢制的防盗网。
“我很讨厌这样做，”她说，“房子看起来很可怕，它让我觉得自己是犯人，其实我是受害者。一个人呆在这儿我还是会害怕。” 案发很久后的一个晚上，格拉迪斯准备外出赴宴，她伸手去珠宝盒拿一条金项链。那条项链不见了，它是被盗珠宝中的一件，而她却没留意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又让她重新感受了不愉快，房子被入侵，丢失财物以及愤怒。这简直是最坏的事，它又燃起了她内心的恐惧。
格拉迪斯开始算着离两年后退休还剩多少天。到时她就把房子卖掉，搬离南佛罗里达。然而，晚上她会清醒地躺在床上。从外面回来时，开门后她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
她独自一人在家时，会经常问自己，是外面有什么声响还是自己的幻觉？她说，比利 施罗德留下的后遗症将永久伴随着她。
比利 施罗德本来可以逃得掉的。在北戴德的一次入室行窃中，他中了大奖成堆的珠宝给他换来了一袋袋钞票和毒品。
“我最终换来了两万美元现金，”他回忆道，“我对我女朋友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我有钱了，我们进个戒毒所，把毒瘾戒掉。’” 他们决定去新泽西州，连机票都买了。就在去机场的路上，比利和他的女朋友去朋友家道别。他们还顺道用毒品庆祝离别。几个小时后比利拿着满满一袋可卡因住进了希尔顿酒店套房。几天内他就花光了大奖的钱。
施罗德没有另一次逃脱的机会了。他毒瘾越来越大，每天要花一千美元买毒品。他每天到更多的房子盗窃，手脚越来越不麻利，风险也随之加大。他甚至都不穿那件用来掩人耳目的佛罗里达电力公司的衬衫了。
一九八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