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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古代中国是以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来跟心脏地带以西的无比多样化的国家、民族联合体来竞争谁创造科学。从面积上来讲都不是对手，如果把汉地十八省当成是汉文化的核心，那就更不是对手。
世界主要的宗教全部都是在心脏地带以西产生的，这也许已经说明了一点问题。在现在看来宗教都是荒诞搞笑的，但在它诞生的时候代表的是最深刻的想象力，是可以把很多不相干的部落、民族、国家给团结起来的。
而且这几个宗教之间的交流很深入，被认为是宗教的高级形态的“一神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旧约。犹太人自己的宗教当然仍然忠于自己的旧约。
印度人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佛教，而且他们还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先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再传到西方，所以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印度的古代数学家还发明了数字“零”，这个占位符的出现，为大规模的数学计算提供了基础。
中国古代的数学是比较落后，你想，连零这个占位符都没有流行起来，怎么可能有深发展的空间？中国古代有“勾三股四弦五”的对直角三角形非常朴素的理解，这是一种很直观的计算方法，但是在古希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最显赫的成就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这可不是三、四、五这么简单的小学生都可以理解的东西，毕达哥拉斯这哥们是直接用几何方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的关系。
科学，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了苗头。当中国古代的工匠在掰手指头做算术题的时候，古希腊人在研究几何。算术题基本上只需要面对自然数，大家可以回味一下自己的小学生活。而几何学是跟空间的复杂变化打交道，会出现分数、有小数点等复杂的数学范畴，所以零传入西方时，一开始因为在除零的时候出现逻辑错误而被称为魔鬼数字，但很快就发现了它在处理几何问题时候的妙用，几何学很快就跟零干柴烈火、如胶似漆了。
希腊人因为雅典和斯巴达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落没，科学的接力棒交到了罗马时代的意大利人手里。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完成了对欧洲人的一次精神大融合，因为他发现一神的基督教的教徒非常团结，可以利用基督教让帝国臣民有归宿感。
一神宗教被认为是宗教的高级货，因为所有荣誉集于一身，所有神力集于一身，让教徒们的敬畏之心更加地彻底。在印度教里，神太多了，是一个动物就是神，大象也就罢了，猴子也罢了，连老鼠都是神，有一些地方崇拜老鼠，满大街都是过街老鼠，还要被保护，不能喊打喊杀，你说糟心不糟心？对神灵这么滥情，显然削弱了宗教的权威。
但是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这种精神上的统一不是令行禁止的，各国的君主要是觉得不爽了，一咬牙一跺脚一瞪眼，就可以反叛宗教势力。这跟古代中国自始皇帝以来的帝制是不一样的。
更何况北部还有维京人不断地南下，这些战斗种族逐步替代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日耳曼蛮族力量最终瓦解了罗马帝国，不过也可以说被罗马文明同化，基督教的势力就是借着蛮族南下拿掉罗马帝国的时候进一步夺权的，因为蛮族不会搞政治，神棍们成功地忽悠住了这帮蛮子，让他们皈依基督，并成为自己的爪牙。
也正是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最终无法忍受中世纪黑暗的政教合一残酷统治，从佛罗伦萨开始了“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科学事件，艺术家们如达芬奇之辈，为了更好地画人体，解剖了好多的尸体，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对人体内部的了解是进一步发展医学的基础。像中国古代那种对一根毛发都珍而重之，最多拿来扎小人画圈圈诅咒情敌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用“悬丝诊脉”的办法来避免男女授受不亲好呢？还把人体大卸八块好？哪种方法更能发展出现代医学？这是很明显的。这里再一次体现了文化的单一性对科学发展的致命伤害。不管瓷器国人口有多少，也没人敢天天解剖尸体。
解剖学的创始人盖伦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角斗士保健医生，这个奇葩的身份让他有大量的机会观察到人体，大家自行脑补一下这是多么残忍的起源，“斯巴达克斯！”
在咱们举国上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地方，怎么会出这种对人类医学有杰出贡献的“人渣”呢？
我们可以仔细审视一下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看看是不是惊天动地的黑科技。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
造纸术跟印刷术可以放在一起说，纸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机器造纸是工业革命时候的法国人发明的，而且纸的出现并没有解决书籍的短缺问题，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流行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汉字太多了，真正的发扬光大，还是得等到古腾堡发明的机器，字母文字很容易做成活字，而且同时他还解决了油墨的问题，用到了当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化学知识。
真正颠覆性的印刷术开始于古腾堡圣经的流行，人人都能看到圣经对于被罗马教庭严重束缚的教徒们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基督教开始分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对圣经的花样解读大赛。
火药是由中国古代的炼丹的道士发现的，最初的形态是爆燃的黑火要，威力巨大，可以做成炮，但是笨重，又打不准，因为没人能想到用膛线，即使想到了，恐怕也想不到如何在炮管的内壁加工膛线。黑火要爆炸后的残留很严重，这种炮可能打一炮就要清洁一次，要多麻烦有多麻烦。
最初的火枪还需要人工点火，还得用明火，打起仗来，万一下雨怎么办？万一刮大风根本点不着怎么办？后来的无烟火药的爆炸是稍微温和一点的，在枪膛里作用的时间更长，赋予子弹的威力更大。而黑火要爆炸太猛，会经常炸膛。可想而知，士兵在训练的时候经常要心算一下自己的心理阴影的面积有多大。
黑火要没有在它的发源地流行起来是有原因的，它简直就是一个破玩意儿，只能用来点炮仗、放烟花。
正如瓦特因为改进了蒸汽机而名垂青史一样，重点不是谁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是谁把它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欧洲的人口一直都不多，特别是跟中国相比。中国古代的盛世据说gdp可以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实都是因为粮食生产的多。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南欧国家，可是没多少人注意到，罗马的纬度几乎跟北京一样，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苦寒之地。
苦寒之地，粮食产量自然就不会高到哪里去。人口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人口不多，还要经常面对邻国的军事威胁，欧洲人不得不忍受黑火要武器的一切缺点，只要能够有一线机会。
中国在历史上统一的时候、和平的时候居多，这个时候肯定会刀枪入库，说不定买菜刀都要实名制，更不会允许随便造火器。这被视为一种大统一国家的优势，在这美好的温柔乡之下军事科技也睡死过去了。
世界岛西侧的小国们无时不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他们对火器的持续改进兴趣浓厚，逐步发明了密集阵形来弥补射击精度的不足，燧发枪代替了火绳枪，纸壳定装改进了装镇速度，到这里，基本上火器就可以完败弓箭了。
因为一个小姑娘练三天就可以用燧发枪干死一个耍了十年大刀的壮汉，西班牙探险家几十个士兵征服美洲几百万人口的大国，以印度人、北非人为主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以近乎零伤亡的代价击溃蒙古亲王的数万骑兵。
说到底，还是我们政治太单一了，就像有人把远离陆地的广袤海洋称为蓝色的沙漠，在没有暖流和寒流翻动海底营养物质的时候，作为生态基础的浮游生物无法生存，大型动物更不可能存在，那里的海域甚至比沙漠更荒芜。单一政治大统一的古代中国，是人头攒动的荒原。
再来说指南针。陆地上是不需要指南针的，因为有无穷无尽的参照物，没路的地方你也走不了，但是古代中国又经常海禁，这个东西也就只能沦为看风水的罗盘了，这玩意儿到现在还有人玩儿。甚至郑和下西洋也不需要这东西，因为他只是沿着海岸线走，看到风浪大了就靠岸，我很怀疑一些人对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的吹捧。
更讽刺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郑和所有的航海纪录都被销毁了，偌大一个号称数万人的船队，居然连一点渣渣没留下来，简直跟无烟火药有一拼，叫后世如何相信郑大官人的丰功伟绩？
人家维京人的长船好歹也有遗留一些残骸供考古学家研究。
一般来讲，什么都没留下来的传说，最好要打一个问号。
航海术是地理大发现的关键技术，它也绝非一个国家短时间内可以搞出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第一种适合远洋的克拉克帆船，起源于地中海流行的柯克帆船，柯克帆船是阿拉伯航海家的发明，其主要特点是三角帆。
三角帆比欧洲人原来横帆比起来要轻巧灵活，不过柯克帆船是一种单桅帆船，不可以逆风行驶，而克拉克帆船有三到四个船桅，尾部有一片三角帆，可以通过调整风帆的鼓风角度从多个角度借力，使逆风行驶成为可能。
三角帆的威力继续被欧洲的航海探险家们挖掘，因为探险家要探索美洲和非洲，经常要在陌生的狭窄的海岸航行，克拉克帆船仍然保留的几片巨大横帆成了探险的障碍，它需要庞大的船身，又贵又耗费更多的人力，于是，采用纯三角帆的三个桅杆的卡拉维尔帆船应运而生。
说起来，欧洲探险家的开发新航路的欲望还要归功于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被打断，这条路上经过太多的国家，正处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政局经常动荡，丝绸之路从来都是脆弱的。
当大一统的东方大国固步自封的时候，欧洲、阿拉伯世界、奥斯曼土耳其的突厥世界和波斯世界的文明正在上演相爱相杀的大戏，互相竞争，互相借鉴。竞争与扼制会产生破解的办法推动技术改良，而好东西一旦被发明出来，一定会被快速地山寨。
会借鉴的欧洲国家纷纷崛起，拒绝与时俱进的中东、北非、中亚地区则被崛起的欧洲国家吊打。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甚至当时还是农奴制度的沙俄都在寻求变革图强。
第007章 华夏（）
第007章华夏
日尔曼蛮族南下给整个欧洲都带来了新的血液，日尔曼，其实就是德意志的意思，大家可能想不到，英语其实是德语的一种方言，共用的词汇相当多，其实我感觉德国人的英语讲得比某些bcc的纪录片的苏格兰口音还更像英语一些。原因就是苏格兰人原来的语言属于凯尔特语族，没有英语跟德国亲近。
不管是日尔曼语族还是凯尔特语族，都属于印欧语系，这是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语言的归属。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语言都属于这个语系，一个欧洲的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起源的时候发现，他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四种语言：希腊语、波斯语、拉丁语和梵语居然有相似的地方，于是，他提出了“原始印欧语”的说法，后来19世纪初德国的弗朗兹·葆朴对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往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国家和俄国，往南到希腊，往西到亚平宁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往东到伊朗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居然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羁绊和联系。可见地球心脏地带西面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印度的高种姓阶层，直接就是跟德国一样的雅利安人。这个神奇的语言的带头大哥是怎么产生的呢？语言学家根据词汇的相似来溯源，在中亚大草原上找到大致的印欧语系的源头，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部的干草原。
原始印欧语的扩张跟马的驯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在东欧大草原发现原始印欧语的源头。为什么是中亚草原而不是蒙古大草原成为语言之母呢？自然是因为人类的全球大迁徙中，走出非洲的人类先祖是先到达中亚，在那里先繁荣起来，更不用说美洲的草原了。
那为什么不是人类的摇篮——东非大草原先驯服马呢？我们来看看东非那里都是些什么马。不是河马、角马就是斑马，河马不用说了，张开血盆大口一口下去能把人生吞了，谁也不敢去惹它，而角马其实是一种大羚羊，外形跟水牛差不多，虽然也是吃素的，脾气可一点都不平和。
人类是驯服了有角的水牛，但迄今为止，各地的畜牧业者还要经常用把公牛变成太监的方式来控制这些有角的不安份的家伙。
斑马则是一种极端集体主义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之道是靠大家伙儿一起奔跑，用斑马线的海洋晃瞎掠食者的眼睛，碰到危险就本能地撒开脚丫子玩儿命地跑，也是难以驯服的。
非洲五霸：非洲狮、非洲象、非洲水牛、花豹和黑犀牛。一个比一个机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丰饶的土地上，掠食者和猎物们生存竞争十分激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非洲人搞不定他们，非洲人可以征服马儿的肉体，却无法征服马儿的心，驯马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了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头上。
马儿是什么时候被驯服的，不能直接看马儿，但有一个东西是跟驯服的马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战车。战车又经常在墓葬里被完好的保存，给了考古学家们通过战车来间接考察驯马的过程。
事实上，把印欧语系的发展跟马儿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叫“坟塚假说”。考古学家是通过墓葬建筑的相似性来确定中亚大草原古文明的相似性的，并把它们称为坟塚文化。
公元前2000年，第一辆战车出现在里海北方大草原的北部。200年之后，战车传到了两河流域。我们在这里用的词汇显得似乎是北方的朋友带来了友谊和福音，但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对两河流的血腥征服。
从东欧、中亚的大草原到蒙古大草原的地理和气候相似，所以，马儿又吃草又奔跑，仅仅在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的100年之后，战车的滚滚车轮就碾压到了远东的黄河流域。此时是公元前1600年。
根据传说，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战车的战斗，要算到夏朝的第二代君主夏王启镇压叛乱的甘之战，发生在洛阳的附近。但是，这个时候至少是公元前2000年，战车还没传到中原。夏朝是否真的存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谜。
因为考古学家仅仅在河南发现过商朝殷墟的遗址，并没有发现夏朝存在的铁证。其中，对于战车的记载，有比传说更可靠的写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商汤灭夏的时候在一个叫鸣条的地方发生了战斗，商汤的军队里有70辆战车。有数字出来了，就更可靠了。
综合战车在全球的扩散数据，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商汤灭夏和战车传到远东大约是相同时间，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可能是武器的优胜劣汰，所以，有可能是商汤拥有优势的战车，所以才颠覆了夏朝。
春秋战国时代对战车很看重，所以强国被称为千乘之国。这种战争的图腾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战车出现时的颠覆性效果。当时还没有出现可以固定双脚的马蹬，站在马车上双手使用长矛对单手持刀的敌人骑兵有力量优势，对敌人的步兵则有机动性优势。
关于夏朝是不是存在的问题很有意思。显然，即使夏朝不存在，那商朝之前的几百年也可以被称为王朝前夜。战车出现之前，显然人类已经开始驯马，并肯定早于战车出现一段时间。被驯养的马匹一定会早于战车出现在中原大地。
夏王朝的第一任君主在名义上是治水的大禹，但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之前所有的君主事实上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轮流担任首领，直到大禹出现，他死后，按照传统，盟主的位子禅让给伯益，但是大禹的儿子启更强大，杀死了伯益，夺取了王位。
大禹并不知道自己儿子做大做强会给他带来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打出手的夏启有点像李世民，虽然表面上唐朝的开国君主是李渊，可是李世民才是正牌儿的唐王朝缔造者。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回忆录，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经过夏朝李世民的精心打扮，大禹就几乎变成了整个华夏史上拥有最崇高地位的人，夏朝的开国之君啊，而且还治理了黄河泛滥的问题。
我们从黄河在后世的表现来看，大禹根本就不可能掌握了控制黄河水患的方法，不管是花了13年还是30年，黄河永远是定期泛滥、不定期改道的祸水。民间有“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黄河边上这么凶险，却还聚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