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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峻还没反应过来，钟声却不禁挺起了腰杆，惊愕地问道：“难道是吉友大师？如何来我城阳啊？！”
帛尸梨蜜多罗本是西域龟兹国的太子，但在其父去世后，不肯继位，将王座让给了其弟，自己跑去出家做和尚了。
当时有很多天竺僧翻越险峻崇山，抵达西域，传播佛法其中还有不少经西域进入内地，比方说后来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因此西域各国佛风渐盛。相比之下，中国还是以原始道教为尊，佛教的传播范围和强度都远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龟兹国内尚有一位高僧，也属王族，与帛尸梨蜜多罗同姓帛，曾经前往北天竺求过法，被龟兹王尊为国师，帛尸梨蜜多罗就拜其门下，精研佛学。后来这位高僧发愿，要前往中土，阐扬释道，便以七十九岁的高龄，于永嘉四年来到洛阳，与公卿交游，名重一时。帛尸梨蜜多罗当时正好有事，没能与老师同行，等一年多以后才匆匆追来，就此导致师徒二人此后的经历南辕北辙，大不相同。
因为很快就发生了“永嘉之乱”，洛阳城破，士庶死散逃亡。先来的高僧先行一步，潜藏草野，南至淮上，不期与石勒部将郭黑略结识，并因郭黑略之荐，而于葛陂跟从了石勒在这条时间线上，恰好是裴该逃出胡营的十日之后。
这位高僧，便是大名鼎鼎的佛图澄，深得石勒、石虎两代信重，据说享年一百一十七岁……
因此等到帛尸梨蜜多罗抵达洛阳的时候，早已遍寻不到老师的踪迹了，旋因战乱，他也赶紧闪人，一路东行，反复辗转，最终抵达了建康，住于建初寺中。东晋群臣如王导、王敦、庾亮、卞、周等皆礼敬之，尊为“高座”而不名，桓彝也以“卓朗”为标题，为他写赞。帛尸梨蜜多罗享年八十多岁，圆寂于建康高座寺。
印度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但真正开始兴盛，还在东晋南北朝之时，佛图澄在北，而帛尸梨蜜多罗在南，于此皆有大功焉。
不过在这条时间线上，帛尸梨蜜多罗身在建康，听说中原克复，天子还洛，便即辞别了王导、周等人，欲往洛阳一行。王导拉着他的手挽留，说：“今相识者多北归，江左日荒，难道高座也要弃我等而去吗？”
帛尸梨蜜多罗跟佛图澄不同，是没学过中国话的，与人交往全得靠翻译也就是此刻跪在苏峻堂下那名士人他在明白了王导的话以后，就笑笑回复道：“信众若水，而我是舟，如今君等不能阻水向北流，那么舟船自然也要顺水而去了。洛阳终是天下之中，天子在焉，我一心弘扬佛法，岂可不往谒呢？”
帛尸梨蜜多罗要奔洛阳去，其实最近便的道路是先溯江而上，到荆州再直向北行，但那就必然会经过王敦的辖地。在这个时间点上，王处仲尚且不识帛尸梨蜜多罗，还常说王导、周恐怕是受了那胡僧的蛊惑了，应当把那家伙逮起来在原本的历史上，他要等前往建康，当面见到帛尸梨蜜多罗，这才“欣振奔，至一面尽虔”。所以帛尸梨蜜多罗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不从王敦那儿过吧，北上徐方，再徐徐西行可也。
然后这位高僧跟他的翻译走着走着，迷失道路，就跑到姑幕来了。苏峻麾下那些士卒多是乡下土包子，平生未必见到过一个和尚，所以瞧着帛尸梨蜜多罗长相怪异，不似中国人士，不由分说，便把他押来跪见苏峻。
好在钟声是听说过此人的他们钟家也有人从洛阳围城中逃出来，提起过有两名西域高僧，一个叫佛图澄，一个叫吉友（帛尸梨蜜多罗的中国名字），深得城中士庶礼敬当即向苏峻介绍。苏峻虽然不识帛尸梨蜜多罗之名，但他此前也多少接触过一些释教僧侣否则不会一眼就瞧出这是个和尚了听了钟声所言，赶紧亲下堂去，双手将高僧搀扶起来，并且设宴款待。
恳谈几句后，帛尸梨蜜多罗便问了：“我看将军的神情恍惚，是否有什么忧虑啊？不知我可能以佛法为将军开解么？”
苏峻瞥一眼旁边儿的钟声，便即问道：“我听说释家讲因果，世间确有此事么？”
帛尸梨蜜多罗点头道：“自然，世间万物，皆有关联，种善因而得善果，种恶因而得恶果。譬如农夫耕田，下种即可得麦得稻，抛荒则只能得稗草。是以奉劝将军，诸善并作，诸恶勿涉，才能善保自身。”
苏峻又问：“我还听说，释家禁杀生，则杀生亦是恶么，将得恶果？”帛尸梨蜜多罗点头。苏峻乃追问道：“则我为国家将领，手典重兵，驰骋沙场，自然难免有所屠戮，难道命中注定，只能得恶果不成么？”
帛尸梨蜜多罗笑一笑，说：“将军不必担忧。佛陀亦有金刚之相，以殛诸恶，则诸恶也是生灵，难道杀不得么？我释家理论，是说不可因私欲而杀生……”说着话一指案上一口没动的肉菜“此将军专害生灵，以奉于我，我若食之，则是因私欲杀生也，故此不敢稍取。”
其实这年月即便中土的和尚，也并不禁肉食，但讲究只能吃“三净肉”，也就是说没有看见、听说或怀疑因为自己而被杀的动物之肉。苏峻若是自己正在吃肉，听说帛尸梨蜜多罗来了，分他一块，那帛尸梨蜜多罗可以吃；专门为帛尸梨蜜多罗设宴，因此而杀的牲畜（即便不是才宰杀的），那就不净了，不可吃。
随即帛尸梨蜜多罗多更深一层解释道：“将军奉命征伐，是为了护国保民，则战阵上有所杀害，不算造业，不得恶果。贼徒做恶，本当得恶果，若为将军所杀，是将军促成其果，与将军无干。而若无辜百姓，平生不为恶事，本当得善果，若为将军所杀，则是将军坏其因果，其善果将转为恶果，反噬将军之身。”
这番话正好戳中苏峻的痛处。
要知道他之所以谋害郑林，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郑林不明“华夷之辨”那你顶多抽对方一顿鞭子，郑老头儿没有必死之道啊而是害怕郑林去游说曹嶷归晋，导致他苏将军难收东莱、城阳，更难报往日之仇。按照帛尸梨蜜多罗的说法，这是真真正正的因为私欲而擅杀了，岂可不得恶果？
于是苏峻就问了：“若已造恶因，难道必承恶果么？可有禳避之策？”
帛尸梨蜜多罗多笑道：“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中土儒家的说法，而我释家的理论，亦与此相通，只有多种善因，才能逐步地压制恶因，导向善果。将军既自知已造恶因，便当虔诚向佛，日夕礼拜，以涤除心中之恶若将军有意时，我可多留数日，为将军开讲佛法。”
这位高僧自以传教为己任，得着机会就想在中土宣扬释家教义，他不仅仅给苏峻一个人演法，还请求苏峻把将吏们全都召唤来，帛尸梨蜜多罗多坐于上首，口若悬河，一连讲了三天的大课。
然而很可惜的，成果却远低于预期。原因也很简单，这年月的佛教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外来宗教，难免有些水土不服：你不能与儒学密切结合，就很难感召士人；不开“放下屠杀，立地成佛”，或者“但念弥陀，往生净土”之类的方便法门，老百姓也未必就会感兴趣。再加上帛尸梨蜜多罗多不会说中国话，得靠翻译帮忙传达，而这位翻译又不是鸠摩罗什或者玄奘，日常对话没问题，佛理翻译就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
佛教理论中有很多专业词汇、凝缩概念，是不容易在中文中找到合适的译词的，因此这位翻译对于帛尸梨蜜多罗所讲，本身就领会不到三成，等转译过来，估计连一成真谛都留不下啦。
因而开讲三日，第一天来的人最多，后两天则陆续有避席的，甚至于歪在一边儿打瞌睡的。至于钟声，硬扛了两天，到第三天终于熬不住了，找借口根本就不肯出席。
苏峻游目四顾，发现不仅仅钟声没来，就连其他将吏都只到了三成而已，且多数为自己的心腹若不是崇敬或者逢迎苏将军，谁肯再来听讲啊？而且貌似真还支楞着耳朵认真听的，也就自己一个人……
趁此机会，苏峻乃靠近些询问帛尸梨蜜多罗：“法师，佛陀如神仙，飘渺不可见。然我如今却有一事，诚恐已得罪了上官，又不敢为自己辩解，只怕恶果旋踵而至……还请法师教我，应如何弥补才好啊？”
帛尸梨蜜多罗笑笑，回答说：“数日来为将军**，我便察觉将军心中有隐秘之事，不敢轻与人言，是以恍惚、憔悴。我亦不敢深问，但提醒将军，世间事，因缘纠葛，如种埋土中，时机一到，必会发芽哪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的秘密呢？将军若想避祸，须得诚心以事上官，不可稍有隐瞒。只有忏悔请罪，才可得上官宽恕，倘若隐瞒不报，一旦事泄，恶果百倍。将军三思啊。”
苏峻闻言，若有所悟。于是他转过头来，便即亲笔写下一封长信，将自己杀害苏林之事向裴该合盘托出，请罪求饶。然后派一名当日参与谋杀郑林的亲信率兵，护送帛尸梨蜜多罗离开姑幕，前往洛阳，并要他在把高僧送到都城以后，应继续西行，去长安谒见大都督，奉上自己的书信。
苏峻还关照那名亲信：“当日之事，汝等所听闻及所施行，大都督若不问，便不必说，更不可泄露于他人知道。大都督若问起来，则不可有所隐瞒，理当诚实禀报……切勿为我辩解，反启大都督之疑。”
我知道你的水平，想编瞎话也编不圆，还是实话实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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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坦白”（）
苏峻把自己当日的所作所为，通过书信向裴该合盘托出。当然啦，所谓“合盘托出”，是指的过程，而非他真实心意。
他可不敢明说，自己之所以杀害郑林，是担心对方说服了曹嶷归晋，则自己再拿不到东莞，甚至于连城阳都可能被迫吐出去……
书信之中，苏峻先把郑林当日所言，以及自己驳斥郑林的话，备悉靡遗都陈述了一遍，然后为自己杀人别找理由。他说：
我本来是打算放郑林走的，但转念一想，恐怕他回去以后便拿那套歪理邪说劝说鞠彭，要鞠彭不思华夷之别，不念晋胡之仇，却与曹嶷约和。以我对鞠彭的了解，此人无胆略、贪安逸，又已经被曹嶷打得焦头烂额了，很有可能就上了郑林的圈套。当时的形势，我军寡而曹军众，倘若失去了东莱方面的对敌牵制，则曹军可以全师向我，形势丕变，我军岌岌可危啊。
再者，若郑林前往广固，游说曹嶷，他当然不可能使曹嶷真的罢兵，甚至于弃戈来降，但若言语之中，把在我军中的所见所闻泄露给了曹嶷知道，也肯定会影响到我其后的军事行动。
当然最关键的，郑林为青州大儒，素有名望，则他若将自己的糊涂理念四外宣扬，煽惑民心，竟使晋人不再忠勇抗胡，曹嶷定青便易，而我复青为难。那些屁话若再口耳相传，散播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强盛，对于逐胡大业，也必然会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
末将念及这桩桩件件，种种可能的后果，不禁惶惑和激愤，短时间内不及细想，这才急遣亲信追上去，将郑林与其从人俱沉于水了。
过后回想，深悔此事孟浪。我不觉得郑林无罪，但其罪亦不至死，我理当将其拘押起来，等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于大都督处置，而不应该专断自为。正好大都督来信，要我寻访郑林，似有欲用之意，在此提醒大都督，郑林这票腐儒，切不可用，用必坏国。同时也向大都督禀明前情，希望大都督念在我平定城阳、东莱等地有功的份儿上，暂且宽恕了我的鲁莽之行吧。
这些杀人理由，苏峻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逐条开列的，相信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裴该对自己的疑忌。
在苏峻想来，郑林虽为大儒，终未出仕，只是个平头百姓罢了，则在裴该心里，与一员骁将孰轻孰重啊？这年月当官儿的杀个把老百姓，那算多大的事儿。只是郑林终为郑玄之后，就大都督最近请董景道作《姓氏志》一事来看，似乎颇为礼敬郑学，自己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了郑林，时机选择的实在太差。
而且你杀郑林就杀了，为何隐瞒不报呢？你是有跋扈之心，还是有专断之意？将来这事儿若不慎泄露，搞得舆论大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把事儿栽到上官头上去？倘若设身处地，站在裴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苏峻也觉得自己罪不可赦……
但他不能光请罪而已，还得为自己辩解，反正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没人能够猜到，猜到了也可以咬牙不认。自己得表现得绝对忠于大都督，是因为郑林的歪理与大都督背道而驰，并且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这才不避嫌疑，先为大都督除去此害！
只有这么解释，罪不罪的另说，大都督对自己的观感，才不至于变得太差吧。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这封信终于呈递到了裴该的案头，裴该细细一读，不禁恍然：原来如此。
他此前对于苏峻杀郑林之事，一直存疑，就是因为找不到苏子高这么干的理由。原本疑心王贡攀诬，但再想想，以王子赐之能，若想陷害苏峻，一定会编造更易为人采信的理由啊；即便他就硬编苏峻杀郑林之事了，也理当堆砌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啊。越是连王贡都语焉不详，其实就越有可能是事实。
苏峻信中所言，倒是都说得通，郑林这票腐儒会含糊华夷之辨，本在裴该意料之内。大儒又怎么了？大儒借用圣人之言，为自己的污烂行为背书之事，从来史不绝书啊。王肃也是大儒，为了斗倒郑学，他就公然学术造假；范隆也是大儒，直接就出仕胡汉了……
关键这年月的华夷之辨、晋戎之别，还并没有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加上刘渊打着复汉的旗号，一方面尊刘禅为先帝，一方面又礼敬儒者，也往往使士人并不目之为外族，跟随者还想为胡汉找承天景命的理由，不跟的只是目之为篡逆罢了。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刘曜干脆撕掉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尊祖冒顿单于，那些已经附胡的儒者也没见谁愤然辞官而去嘛。
再往后，契丹占幽云、女真夺中原，乃至蒙古、满洲窃取神器，都不知道有多少士人一副大义凛然之貌就甘心为奴去了，曲阜孔家更是连鬼子来了都开门恭迎的……当然不可否认，其中部分降胡的士人是因见旧朝不可守，想谋天下太平，以为可以导夷变华，出发点不能说太糟。但唯如此，则更具迷惑性、欺骗性，因为裴该有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他明白那压根儿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以寡族而统巨族，除非你彻底融合进了巨族里去，纯用巨族旧政，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天下太平的若想以夷变夏，同样无可建功。但寡族若不能保有一定的特殊性，怎可能压制得住巨族啊？谁肯放着主子不当，愿意泯然大众？苻坚想要以氐人为基础混同百族，结果身死国灭；真金想要彻底汉化，被他老子按在地上摩擦，终于郁郁而早夭；契丹以降，直到满清，凡是能够政权相对稳固的，莫不两用其政就仿佛如今的胡汉一般。
唯独接近成功的，只有一个拓跋宏，但旧势力反复倒算，前有“六镇之乱”（真说不上起义），后有高氏、宇文氏的倒退，纷乱多年，直到杨、李执政，才算是彻底完成了鲜卑的内融。但那能算是胡人之功吗？不还是巨族吃掉了寡族？
所以裴该才要提前把“民族主义”的理念宣之于众，首先从自家部属、军队开始，灌输一套完整的、自洽的、合乎逻辑，且不至于沦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华夷之论。但这条道路无疑是漫长的，坎坷的，裴该知道，即便自己幕中诸将吏，内心并不以为然的依旧不在少数，只是因为此论有利于裴氏集团的内部凝聚力，所以他们才暂时接受而已。
相反，底层民众，包括普通士兵，倒更容易接受裴该的新理论，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本来就是白纸一张，方便描画嘛。
可是没想到士人出身的苏峻，竟然会因为理念之争，对郑林起了杀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裴该对此颇感欣慰。当然啦，郑林不算有罪，无罪而杀，苏子高未免太过跋扈、放肆了。但裴该作为现代人的那一面，对此事的恼恨，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生物的那一面所压倒了。苏峻的捷报在此之前就已经送到了长安，则自家正寄望他在东方有更大的战果，实不能因此“小事”而苛责之啊。
若在太平时节，裴该必然是饶不了苏峻的，但乱世之中，也只得无奈地从权了。关键裴该并没有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