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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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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逖随手就把书信递给他,然后面向群臣,提高声音道:“果不出某所料,大司马于关中,已大破胡矣!”

    其实裴该还忙着核点战果,尚未及正式向朝廷报捷,这封书信,乃是河东方面郭诵遣人送来的。郭诵既入蒲坂,便急修书一封,遣部下自蒲津放船,直下潼关,再从那儿换马,一路疾驰,来报祖逖知道。

    具体河桥附近那一仗是怎么打的,郭诵也不清楚,信中只是说:大司马与胡寇临河而战,刘粲先归河东,闻败,夜半至渡口,收拢残卒,末将往袭,发箭中其盔缨……武卫将军甄随恰逐胡来东,遂与之共逼胡于蒲坂,刘粲、刘骥兄弟遁去……

    既然刘粲都已经跑了,甄随还一路杀来了河东,那么不问可知,河西方面必然大胜啊。

    祖逖就此雄心更炽,当即吩咐祖约:“郭声节信中,于关中战事言之未详,且候确信,卿可急遣人渡,报我知道。”随即哈哈一笑,再次朝同僚们拱手,便即带着满腔豪气,登舟而去。

第三章、倾轧() 
裴该在河桥大破胡师的确切消息,数日后露布报至洛阳,军民人等,尽皆欢腾,尤其那些“裴党”公卿,更加雀跃。尚书左仆射荀崧乃恳请太傅荀组领衔上奏,说自永兴元年(晋惠帝年号,刘渊在那一年自称汉王)以来,国家对胡,从未有过如此大胜,自当设祭告陵,感谢祖宗的庇佑。

    此前相关关中战事,私下里流传着很多不好的小道消息,多数说裴该实已战败,退守长安,唯恐朝廷怪罪,甚至于使祖逖率军相救,这才隐讳其事;甚至还有人说,裴该已在郃阳城中战死,胡骑不日即将下华阴,出潼关,一口气杀到洛阳来……

    对于这些消息,荀崧多数是不信的,但也难免受其影响,整日介忧心忡忡。他数次派人前往长安打探消息,还暗怪女儿——女婿忙着在前线打仗,也说不定真为胡寇所围,所以不克传递消息,怎么连你也不给老爹送个信来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他还写信给上洛郡守裴轸和驻兵河南县的裴丕,说你们虽非留台人员,而属朝廷直辖,终究为裴氏一脉,既知关中危急,何不急往相助啊?结果裴轸回信说:“大司马并未求援,朝廷也无旨意,轸岂敢擅离职守?荀公见守台省,何不奏请发兵应援呢?”

    荀崧心说我也想啊,问题是裴该本人都没表态,我这底气未免不足。况且我数次在省内提出此事,都被祖约等人所阻,借口怕胡寇行声东击西之计,实谋洛阳,或使羯奴往攻兖、豫,既然大司马并未求援,想必不甚危急,王师不宜轻动……

    亲自去求祖逖,祖逖反在河内动兵,说是围魏救赵之计……加之荀组也站在祖氏兄弟一边,梁芬又模棱两可,我实在势单力孤,难以求下援军来啊!

    文约啊文约,汝又何以如此自信?即便实有破胡之妙策,多召聚一些兵马过去,胜算必然更大不是?至于粮秣物资,自有我相助调动,你究竟担心些什么呀?难道担心把河南地区给放空了,真遭到胡寇的掩袭?大不了咱们再退回长安去好了。

    至于裴丕的回信,说得就很明确了:“我等兵寡,即往关中,难摇大势。设使大司马败绩,且弃长安,则必东归洛阳,末吏在河南,可为先导。此命监护都邑,以备非常,岂可轻动?”当初裴该把我安置在河南,就是为了监视朝中,若有不利于他的动向,我半日之内,即可进城——这个责任太重大啦,我若擅自离开,洛阳出了事儿可该怎么办?

    因而荀崧每日担忧,酒饭不思,好不容易得着了关中大胜的禀报,有如一天乌云,瞬间尽散,这个高兴啊。不行,我不能一个人高兴,得拉着大家伙儿一起乐和才成,且须使天下咸知,我婿一举而摧破胡寇主力,功高社稷!

    因此才鼓动群臣上奏,请求谒陵。司马邺自然也很欣悦,就此问道:“既然大司马已破胡寇主力,可能趁胜而前,批亢捣虚,直下平阳否?”

    祖约奏道:“家兄行前有言,胡虽大败,关中经此兵燹,粮秣物资,亦或不足,且若逼之急,恐石虎等自晋阳入援……大司马奏表中亦云,当遣别军入于河东,徐徐经营,候关中积储丰厚,然后一举而定胡氛。在臣看来,或可期之明岁、后年。”

    司马邺叹息道:“设羯贼未曾入并,大司空仍在晋阳,趁势南下,与大司马夹击平阳,则胡氛早定矣!”刘琨你怎么就不能多扛个一年半载的呢?

    其后又问:“胡既丧败,可能遣使命降,使交还先帝遗骸否?”

    荀组道:“刘聪杀害先帝,其罪不逭,即其自缚,亦当车裂于市,且暴骨于野,岂有遣使命降之理啊?至于先帝遗骸,待复平阳,自然可得。”

    司马邺点点头:“太傅所言是也,朕因思念先帝,一时哀戚,所言有失……”说着说着,眼圈不禁红了。

    其实他跟司马炽叔侄之间,未必就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只要回想一下自己当初从洛阳逃出来,跋山涉水,一路经宛县,下武关,直入关中,抵达蓝田的坎坷经历,就自然会有落泪的冲动了。

    于是准奏,择日出城祭陵,同时还命梁芬等择其善地,先为司马炽营建陵寝,以待将来迎还尸骨,便可落葬。

    天子谒陵,百官皆当相从,不过象尚书省这种中枢机构,是不可能彻底放空的,必然要留人值守。那么留谁好呢?祖约当仁不让,说你们都走吧,留下我一个人加班。

    主要是祖逖大军的后勤物资一直是他在统筹,陆续抵达郊畿的兖、豫之兵,也需要他来圈定驻防地,看情况是否要向河内调运,那真是一刻都离不开啊。

    因此到了正日子,洛阳街巷几乎为之一空——不少士人乃至百姓,一方面为了抒发心中的快意,另方面也为凑热闹,全都跟着车驾出城,去北芒山观光了。尚书省中,唯留祖约,面前的公文摞得比他脑袋还要高,手不停挥,当真忙得是焦头烂额。

    就中尚书郎陈旦趋近案前,借着商议公事的机会,暗中将一纸文书,悄悄递给了祖约。祖士少掀开一角,略略一看,已知其意,于是揣入袖中。陈旦压低声音说:“昨日梁司徒密往太傅府上,谈至夜深,不知何意——祖君还当警惕些。”

    祖约微微撇嘴,也低声回应道:“大司马建功,且家兄离洛,彼等乃生鬼胎,欲谋我耳——自当先断其臂!”

    这个陈旦字旭始,是临淮东阳人,本与晋朝开国功臣陈蹇为同族——陈蹇之父陈矫,仕魏官至司徒,封东乡侯,这一爵位传矫长子陈本和长孙陈粲;陈蹇本人则是入晋后官至大司马,封高平郡公,陈旦是东乡侯一支,为陈粲之孙。

    临淮陈氏家门不高,人丁也单薄,自陈蹇曾孙陈粹没于“永嘉之乱”后,高平郡公一支便即断绝,东乡侯一支仍居本乡,其势日蹙。

    其后筑坞堡以自守,却被裴该守牧徐州,下令破弃。陈旦因此而恚恨裴该,又看不惯几位兄长以得临淮小吏为荣,乃自投江东,就在建康结识了祖约,被引为心腹。等祖约入省后,也便提拔陈旦,数月之间,使其晋升为尚书郎。

    梁芬、李容等人欲图“倒祖”,祖约对此是有所察觉的——双方本来就不对付,于公事上每多参商,那又岂有单你设计我,我却不琢磨你的道理呢?

    在祖约想来,朝廷如今是两套班子,但裴该实执一套半,留给我祖家兄弟展布的空间未免太小啦。三兄只管军事,完全不插手民政,可是若在民政上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后勤物资,乃至兵源筹募,都可能受到掣肘,军又何以为强呢?想当初你跟裴该一起渡江,裴该管民,你管军,本当分工合作,但裴该不是也插手军事了么?

    而今裴该总统关中,名为留台,实有分封之实——你瞧他在关中搞的那一套新政,大违朝廷制度,假意说是临时举措,可是说不定将来利用他安插在朝中的党羽,如梁芬、荀崧等人,就会想要行之全国。照道理来说,虽然行台,不当更易制度,你在幕府中怎么搞都无所谓,竟连各郡县守令都必须照这一套来,那就未免太过分啦。

    关中守令等地方官吏,不满于此者大有人在,舆情奏报洛阳,都被荀崧给按下了,荀崧还要帮着裴该解释——当然啦,那是你女婿,你自然向着。可是如此一来,关中乱政,迟早会波及到河南来,乃至全国去的!

    其实祖约与裴该并无私怨,相反,两人还是渡江前的旧相识、老朋友。祖约心说,想当初在建康,原本我哥是跟我共榻而眠的,只要你来,都会把我赶外屋去,跟你抵足长谈,则三兄对你的器重,我都看在眼里,你那些夸夸其谈,我也都听在耳中——内外屋隔音效果实在太差。我知道你有本事,有能力,但你别想天下大事全都一肩挑啊,你置我祖氏于何地哪?

    朝廷双头执政,必然不能长久,三兄暂退一步,敬你名爵,以你为先,我也不反对。问题既然留台关中了,管好你那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吧,干嘛还要把手伸这么老远来?尚书省内,几乎一多半儿都是你的人,论政先关中而后河南,照此下去,究竟何处才是天子所居啊!

    而且“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我祖氏难道就不能在将来某一天,位居你裴氏之上么?大家好朋友,就该轮流做庄才对嘛。

    因此祖约亟欲排斥尚书省内的“裴党”,好提升自己的发言权,进而给三哥祖逖当好这个后勤大管家,足食足兵,方便祖逖能在前线建功。以裴该如今之势,再加祖逖习惯性的退让,估计将来进取平阳的,必是关中人马,则灭羯之功,就必须得落到祖氏手里——否则难以维持哪怕表面上的均势哪。可若我在省内每多掣肘,不能敞意,能够完成这一目标么?

    是以才安排陈旦等人,密觇“裴党”的动向,以期徐徐削弱之。不过貌似“裴党”借着关中大胜的机会,有抢先向自己动刀子的意图……祖约心说三兄才刚过河,大军在外,将后事一以托付于我,这会儿我可绝对不能倒啊!说不得了,我得先发制人才行!

    ——————————

    天子携百官赴北邙山谒陵归来的第三日,尚书省接到奏报,说大司马生获伪镇西大将军韦忠,槛押来京献俘。

    这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晋胡之间,鏖战多年,其间被晋军阵前杀死的胡寇重臣名将,自然也不在少数——地位最高的当属偃师之战中被杀的刘聪之子、伪勃海王刘敷了——但生擒者却绝无仅有。虽说韦忠并非在战场上被生擒的,他也不是屠各、匈奴,而出身河东晋人,感觉分量上可能低了一些,但好歹也是平阳的重号将军哪!

    若论胡之重号将军,虽有滥封之嫌,非晋之可比,终究不到二十名,如今这二十分之一么,就被咱们给逮着了!

    乃将韦忠押至陛前,命其跪拜。谁想韦子节这些天跟填鸭似的被硬塞食水,半饥半饱,虚脱疲累,几乎就是被两名士兵架着拖过来的,但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士兵们才一撒手,便猛然间转向,朝着北方——平阳方向——而拜。司马邺原本还想抖抖威风,至此闹了个没趣儿,只得下令,把那家伙拖出去吧。

    然后询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此獠哪?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竟然有不少大臣主动站起身来为韦忠求情,主要理由不外乎两条:其一,韦忠虽然投胡,仕为重将,但他基本上就没在跟王师激斗的战场上出现过,而只是留在后方,安抚氐、羌——是以,与国家无血仇也;其二,韦忠在河东本有“义”名,虽为敌国,杀义士也非祥兆。

    梁芬就建议说:“可遣人说韦忠弃暗投明,以使天下附胡者,皆知陛下仁德,不咎既往,或将陆续来归也。”

    只有祖约竭力主张处死韦忠,他说了:“胡为异种,天性桀骜,不服王化,自当尽杀;而韦忠本我晋之民,受圣人之教,负义士之名,却反投入胡中,且得渊、聪父子重用,则查其心,较胡更要险恶百倍!臣以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纲常、安士心、慑宵小!”

    他还驳斥梁芬之言,说:“适见韦忠所为,向北而拜,则其毫无悔改之心可知也,未审司徒公将欲使何人往说之啊?我料韦忠必不肯降,即降,亦必暗怀诈诡,欲为胡人做间!天下附胡者,皆无耻之徒,何必示以仁德,使其来归?即归,国家又何所用于彼獠?吾之意,当刑杀韦忠,使天下附胡者,皆知天威赫赫,有若雷霆,及时勒马,命尚可逃,倘若怙恶不悛,异日也必是韦忠的下场!”

    梁芬连连摇头,还想再分辩几句,却感觉脚后跟上被人捏了一把——他身后坐的,乃是尚书李容。梁芬心道李仲思这是何意啊?难道说,正当“倒祖”的紧要关头,他希望我别跟祖士少硬顶,以免对方起了警觉不成么?

第四章、军衔制度() 
李容阻止梁芬就韦忠之事继续表态,梁芬于是笑笑,退坐回列。但其他官员,仍有不少陆续站起身来,跟祖约舌战,搞得司马邺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说“且暂羁押,试探其心,可肯降否。”

    他要真肯降顺,正如梁司徒所言,可以当成招揽人心的榜样——当然啦,朕绝不会重用这个叛徒!倘若他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德性,仍然心向平阳,那就只好杀了,想必群臣也不会再有怨言吧。

    等到退朝之后,梁芬假意往尚书省一行,很自然地就跟李容肩并着肩,李仲思趁机压低声音说道“司徒公何以不肯杀韦忠?须知杀韦忠,实乃大司马之意也。”

    梁芬闻言愣了一下,反问道“若裴文约欲取韦忠性命,乃可自杀之,何必再押来洛阳?此非欲赦之意么?”

    李容摇头道“非也。天下咸知,韦忠曾忤逆大司马先公,则大司马自杀之,恐人谤其假公事而报私怨,是乃押来洛阳献俘,候天子发落。然而,若大司马实无怨于韦忠,又何必露布作书,云‘弃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从奸行’?司徒公细思,此非‘弃典礼而附贼后’之套语乎?则大司马实深恨韦忠讽其先公,乃可知矣。”

    梁芬这才恍然大悟道“我老矣,竟不能识此……多亏仲思提醒,然而,今当如何补救才好啊?”

    李容答道“适才陛前,我见荀、华二仆射,及太傅皆未有言,乃可暗示之大司马心意,明日使三重臣皆请杀韦忠,则韦某自不可活了。”

    梁芬颔首道“如此,便劳烦仲思往说——且既是大司马之意,不可使其好死。”

    于是在李容的煽动下,第二天朝上再议此事,风向瞬间就变了,不但太傅荀组、左仆射荀崧、右仆射华恒都明确表态,应当处死韦忠,很多昨天还为韦忠求情的官员——比方说梁芬——也都缄口不言,不再硬顶。甚至于尚书梁允还提出来“谋叛之罪,当诛三族,今韦忠无族属可诛,不逭之罪,及其一身——请论车裂!”

    有人站起身来表示异议,说“子高(孔穿)曾谏齐王,谓车裂是无道之刑也。尚书今请天子车裂韦忠,岂非诱君为桀纣么?!”

    梁允的提议,自然是梁芬所授意的,他对此早已经做足了功课,哪儿有那么容易就被驳倒啊,当即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反问道“不知子高所谏,是哪位齐王?齐威王乎,宣王乎?抑或湣王乎?”

    对方不能答,梁允就说了“此言出自《孔丛子》,然而《汉书·艺文志》中不载其书,必乃伪托,伪托之言,岂可信之?”

    梁允认为《孔丛子》乃是伪书,并非孔子八世孙孔鲋所作——因为《汉书·艺文志》遍搜当时各家著作,就压根儿没提过这个书名啊,而且整个两汉,也没见谁说起过、引用过。此书还是这些年突然间就冒出来的,首先宣扬其内容的是“王学”鼻祖王肃,而王肃以伪造、篡改经典知名,八成《孔丛子》的作者也正是这个王肃!

    当然啦,虽然很多人都怀疑这一点,但没谁真敢宣之于口,因为王肃不仅仅是前朝的经学大家,更要命他是司马昭的岳父……但梁允虽然不敢指责王肃,却也敢拍胸脯说“这是本伪书,信不得!”

    随即他便转向司马邺,手捧笏板说道“国家正刑,唯大辟与绞,然而当此时,胡寇肆虐、赤县翻覆、先帝蒙尘、人心乱离,则非极刑不足以展示天威,震慑宵小!或以为支裂人体,过于惨痛,有干天和,且违圣人之教,臣乃请可从商鞅之例。”

    商鞅就受过车裂之刑,不过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他是先被杀(是战死还是处刑,则不分明),把尸体运回咸阳之后,才在市集上被车裂的。

    车裂可以说是当时最酷烈的死刑了,更超过腰斩(凌迟则尚未“发明”出来),但非国家正刑,自汉文帝减轻肉刑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再会把这种酷刑明明白白写入律书,实际执行的次数也少之又少。因而就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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