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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一想，转过头去对裴嶷说：“可命游子远向凉州商借部分粮秣……亦可向汉中周士达借粮，许诺秋收后归还。”
裴嶷点点头，随即问道：“听闻拓跋的使者，已至长安，可是前来约定今秋夹攻并州之事么？可否请拓跋先期动兵？”
裴该一撇嘴，摇头道：“拓跋不可恃！”
随即就把拓跋头所提供的情报，大致向在座诸人介绍了一番，然后解说道：“既损牛羊十数万，想必今冬拓跋必受饥馑，故此秋季必将南下，以劫掠新兴、太原。且祁氏、贺傉方执政，也亟须一场胜仗来确立其威望。
“只是郁律此前丧师，败得实在太惨，拓跋力冏，多半是会多道并出，纯以劫掠为务，而不敢直撄羯军之锋的。彼等欲以我先牵制羯军主力，好方便其南下，故而遣使来长安约期。则我若遭逢石虎之攻，必不能说动拓跋先应；我若已败石虎，北向太原，也无望拓跋来合……”
说白了，今秋拓跋鲜卑就只有劫掠之力，毫无正面对敌的打算，无论咱们是守还是攻，这个盟友都基本指望不上啊——忘记拓跋吧。
裴嶷不禁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说：“郁律果然该……当死！”
就听裴该又问郭默：“平阳、河东二郡粮秣，总数多少？我若将万军应援平阳战事，长安是否还需要输粮前往安邑啊？”
郭默转身从案上抽出一卷纸来，双手呈献给裴该，说：“二郡存粮之数，我等已向长史府行文求问……”其实长史只是单独职位，并无官署，更没有开府的资格——除了“西域长史府”一家以外——但如今长安行台设十二部，隶属于长史、司马二职，则裴嶷、陶侃单独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只得大募僚属，人一多了，自然需要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故而内部说起来，才有了“府”名。
郭默说我们已经从长史府得着详细数字了，经过反复核算，根据援军数量而统计出了几个数字——“大都督请看。”
裴该接过纸来，展开来一瞧，果然其上明确标示二郡内各县存粮数，以及运至平阳、闻喜两城，再从平阳、闻喜运至永安、介休之间可能的损耗数，须用力夫数……最终得出几个数字：倘若关中调五千军往援，则不必多发粮秣；若调万军往援，需先向安邑运送一万三千斛谷；调一万五千军往援，则须先运两万八千斛谷……
运粮越多，需要力夫数量也越多，途中吃用，损耗比率将会增大。
裴该心说这才对嘛，参谋部就应该多跟数字打交道，把粮食账尽量做细——这正是他建枢部的主要缘由之一。从前计点力夫、粮草，都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只是由几名参谋笼统核算，自然难免疏漏。如今的枢部，以郭默为掾、杨清为副，其下各级属吏近百人，既有士人也有武夫，既能算数也会用兵，群策群力，做出的方案自然与从前不同。
就听杨清插嘴说：“末将还有一策，后方粮运，可由途中各县戍卒接力完成，尽量少用屯民乃至编户，则既可避免耽误农事，损耗也小。”
倘若从关中直接运粮去安邑，完了空着手回来，总不能不让人带足回程的口粮吧？而若一段段接力运送，交接后返归所属城邑，路途较短，则需要支付的口粮也少多了。
裴该想了一想，就说：“若自始至终，皆用同一批人运送，方便管理；若分多段，核算为难……”注目杨清：“卿既有此议，可敢负起全责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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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新空气（）
青州西北部有乐安国，因其国除，今改乐安郡，境内纯为平原地形，但却被漯、济、时、淄、渑等河及其支流切割得支离破碎。其中郡治高苑东北方八十里外，济水之南、时水北岸，存在着一座古城遗迹，名为“蒲姑”。
最近几天，陆续有队伍开入蒲姑城，即依其旧垒，建造营房，而郡内也常有小吏押送着粮秣、菜蔬过来，以供军需。当军营基本搭建完毕之后，甚至于郡守也亲自从高苑驰车而来，拜访驻守蒲姑的军将。
这位郡守并非他人，乃是才从北海转任过来的王贡王子赐。
得到禀报后，营门打开，二人并肩而出，迎接王贡。虽然未着铠甲，但很明显两个都是武将打扮，身穿时下流行的戎服——其实就是胡服——足蹬马靴，头戴皮弁。王贡下车，拱手致意：“苏将军、卫都督。”
所谓苏将军，自然是新晋四品游击将军、都督青州军事的苏峻苏子高了；而卫都督，则是指淮海都督卫循卫因之。加上王贡，可以说长安行台于东方仅存的将吏，都已齐聚于此。
其实苏峻、卫循向来对王贡抱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有谁会喜欢那个“毒士”才有鬼了——即便苏、卫二人之间，虽有合作，交情也未见得有多深厚。如今齐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纯属抱团取暖……
裴该此前对洛中的祖党，尤其是荀党，做了很大程度让步，承诺将逐渐把青、徐之政交还给朝廷——主要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他自己也觉得不大好管理——于是一等时机成熟，太尉、录尚书事荀组即召徐州刺史卞壸入朝，担任尚书，并将青州刺史郗鉴平调去了豫州。新任徐州刺史乃是阮孚阮遥集，新任青州刺史则是蔡谟蔡道明——同为陈留大姓。
具体青州内部，总共七郡，其中东莱郡守王栋、长广郡守王兖虽为裴该所命，却都是琅琊王氏的庶流，本非西党，荀组一伸出手，二人当即一把抓住，就此得以留任。此外，北海命之以袁勖，济南命之以陈眕，齐国命之以阮放，城阳命之以郑略，皆出陈留、陈国、荥阳等中州高门，抑且素有令名。
论门第，表出身，只有王贡以寒微入仕，倘在太平时节，估计连那几家的大门都不敢靠近。只是裴该将王贡安插在东方，实有大用，故此跟荀组讨价还价，最终王子赐仍留青州为守，只是由北海平调到了乐安。
之所以调他到乐安，是因为此郡邻接黄河，一水之隔即为乐陵，为了援护厌次城内的邵续，乃命苏峻将大营由东莱前进至乐安境内。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卫循谋划在济水入海口附近营建新的港口——从龙口过来实在太远。那么既然属于大司马系统的水陆两军齐集，则以王贡守牧乐安，为军队供输粮秣物资，无论裴该还是荀组都会比较放心一些。
荀泰章也知道，他所任命的青州诸守，多为文学之士，相信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若供输物资，为军队后盾，从前都没啥经验可言……而且一旦战事不利，被赵军克陷厌次，继而杀过黄河来，郡守也可能要参加战斗啊！那些汝南袁、陈留阮、荥阳郑，会打仗吗？
苏峻移营蒲姑城既毕，而卫循也大致确定了开港的地点，于是王贡便离开郡治高苑，亲自前来与二人商讨军事问题。见礼之后，苏、卫二人即请王贡入营，王子赐左右瞧瞧，笑问道：“二君可知，此蒲姑城是何来历啊？”
苏峻不过是掖县土豪出身，卫循则是会稽寒门，两人读书都很有限，又是初来乐安，哪里知道当地典故呢？听问全都摇头。王贡便说了：“此城又名薄姑。《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奉齐景公来此，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昭公九年》亦云：‘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
“可见此城原为殷代诸侯所居，后入于周，封之于齐。想不到千余年后，其故垒仍有残存……”
说着话，笑吟吟地注目苏峻。苏子高尚且懵懂，使王贡有卞玉不为人识之叹，好在卫循及时反应过来了，便笑着说：“则王君请苏将军驻军于此，是祝他将来如齐太公一般，有平夷之功，裂土之封吧。”苏峻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拱手：“多谢王太守，诚如君言，没齿不望。”
王贡是很擅长察言观色的，一见苏峻，就感觉对方笑容很僵硬，二人之间颇显疏离，于是说说故典，果然使得苏子高的态度逐渐热络起来。他这才跟随二人入营，随即苏峻便命摆设酒晏，款待宾朋。
席间感谢王贡粮秣、物资的资供，卫循就问：“王君新至乐安，须理郡事，却又关照我等，千万保重，不可太过劳乏了。”王贡笑笑，说“还好”——其实他主要精力都扑在情报工作上，于郡内政事，还真没什么时间管——“高苑县令谢幼舆，颇有理政之才，我乃将郡事一以付之了。”
苏峻不知道“谢幼舆”是什么人，只得敷衍地点点头，卫循却不禁微微一惊，忙问：“得非‘投梭折齿’之谢鲲么？”
苏峻插嘴问道：“何谓‘投梭折齿’啊？”
王贡解释说：“幼舆少年时，见邻家高氏之女美貌，乃隔墙挑之，女方织锦，即投其梭，打折幼舆两齿。乡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幼舆却不以为意，傲然道：‘犹不废我啸歌。’”
苏峻不禁莞尔：“听着似是个有趣之人哪。”
卫循却皱眉道：“谢鲲曾入王夷甫（王衍）门下，与王处仲、庾子嵩（庾敳）、阮宣子（阮修）号为‘四友’。王君当知，大司马深恶王夷甫，昔在宁平城，因王夷甫无谋而致军败，大司马几乎殒难……则用谢鲲，不怕大司马怪责么？且彼辈唯好清谈，如何可用啊？！”
王贡摆手道：“无妨。谢幼舆高苑令之任，本出洛阳，非我自命，则大司马何由怪罪？至于用其理政……此一时，彼一时也。”
就此向苏、卫二人详细地介绍起这位谢鲲谢幼舆来。
谢鲲是陈留阳夏人，出身儒学世家，但陈留谢氏的家门并不高，其祖父谢缵仕魏为典农中郎将，不过秩比太守而已，其父谢衡官至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后世所谓的“王谢高门”，要等到谢鲲之侄谢安时代，家名始得显拔，这年月则还排不上号。
所以谢鲲才任达放诞，或挑逗邻女，或啸歌抚琴，装足了名士派头，甚至于南渡之后，还逐渐由儒入玄，主要是应和时代潮流，尽力想挤进世家圈子里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同样满嘴不着调的王衍看上，收归门下。乃至于后来卞壸说他：“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当然啦，西晋之亡，不能算是谢鲲的罪过——他还没那资格——卞壸是指南渡后以王澄、谢鲲为代表的那种腐朽风气，实覆中朝。
只是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了，偏偏谢鲲、谢裒兄弟又不肯继续依附着王敦吃闲饭，一听说旧都光复，就巴巴地跑回了陈留老家。就籍贯和素行论，他是天然的荀党，只可惜荀组虽然也不能尽脱清谈习气，终究比王衍要强了不止一星半点，再加上痛恨王衍——当世除了琅琊王氏族人外，有谁不痛恨王夷甫的么——左右瞧谢鲲不大顺眼。
而且谢氏终究家门低啊，不能跟荥阳郑、陈留阮之流相提并论，于是最终只给了谢幼舆一个小小的高苑县令做。
王贡初至乐安，听说首县是谢鲲，当时的反应跟卫循没啥两样——清谈之辈，如何可用？然而墨授长吏向来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加上如今青、徐二州已定，他王子赐也不可能随便换人，无奈之下，只得召见谢鲲，想要好好敲打一番——你起码别扯我后腿吧。
谁想见面却不似闻名，谢鲲竟然穿戴整齐来拜——传说中他可是习惯于披发赤背的——而且王贡询以政事，竟然条分缕析，件件分明。王子赐真是不胜之喜，这才将郡事也一以委之于他。
王贡对苏峻、卫循等人分析说：“从来上行而下效，清谈之风，始于中朝。如今执政者非王夷甫也，即荀太尉亦有事功之志，况且大司马最忌清谈，无能且无功者，不能于关中立足。则谢幼舆欲兴其家，必从时流，时流夸诞，彼亦放纵；时流严谨，彼乃任事……”
说白了，你不跟着长官的指挥棒走，是永远别想朝上爬升的，唯有长官好清谈，谢鲲才会由儒入玄。如今朝廷执政是裴该、祖逖、荀组，前两个不用说了，即便荀泰章也不是纯好清谈，唯知垂拱之辈啊，谢鲲要还是从前那德性，别说升官了，就连这县令能当多久都不好说。其实出身儒学世家，他本质上还是聪明的，只要肯实心任事，则结果不会太差。
魏晋以来的清谈之风，从某种程度而言，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即便没有司马家诸藩乱战，就王衍等人的德性来看，国家亦迟早衰败、动荡。究其根由，一是曹氏和司马氏得国不正，对士人采取高压政策，就此逐渐打折了汉儒的脊梁骨，不敢再妄议朝政，只能或者装疯——任诞放纵，或者装傻——信口雌黄。
再则是“九品中正制”出台以后，很快便悖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成为世族把持高官的重要工具，就此沽名钓誉之辈得以陆续迈入中枢，掌控朝局。好比说琅琊王氏崛起之祖，那个“卧冰求鲤”的王祥——
这事儿用脚后跟想都知道不靠谱，王祥之祖王仁官至青州刺史，则到他这代再怎么落魄，也不可能需要大公子亲自下水去捕鱼——《搜神记》和《晋书》皆云“祥解衣，将剖冰求之”，至于卧冰，纯出后世附会——难道就连一个奴仆都不趁么？而即便此事是真，毫无必要地表孝心，亦绝非真孝心，估计是怕后娘会弄死自己……
是故王鸣盛云：“祥庸贪小人……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与为伪而已。”
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也评价说：“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顗、何曾、陈骞之徒，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
那么被这些奸佞之徒窃据了高位，上行下效，无怪乎朝野间的风气会日益变得浮夸、荒诞、虚伪、矫饰了，则国家焉有不败之理啊？其间虽张华有王佐之才，裴頠作崇有之论，终究不能尽脱陋习，且最终与世沉浮……
此风逮东晋亦不能改，反倒愈演愈烈，全靠着诸胡在中原自相残杀，这票腐朽官僚才能勉强维持住江南半壁河山。即王导、谢安等虽号名相，唯知保安一隅，实怀苟且之志，屡次北伐乃终成泡影。
比起所处形势相近，但一心恢复中原、复兴炎汉的诸葛亮来，晋之诸公，恐怕连武侯的脚后跟都摸不着！
“永嘉之乱”后，虽亦不乏有识之士指出这般清颓之风，实为祸国之由——比如说卞望之——终究无拳无勇，无兵无势，更不可能跟整个垮掉的贵族阶层作对——裴该深感自己倘若久居江左，跟王导他们再继续敷衍、打屁下去，于扭转时风毫无裨益，故此才振旅而北，谋图自己去打一片天下出来。
裴该用人，先是布衣、庶族，进而稍稍吸纳高门，然亦以关西的二流家族为主，相比起来，这些家族虽然地位较低，反倒于陋习沾染不深——即便再如谢鲲一般伪装所谓“名士”，也还是会遭到关东豪门的打压啊，则既逢战乱，不如转求事功。就此由关西逐渐向中原辐射，刮起来了一股相对清新的西风。
受此影响，中原乃至江左，不论才能高低，但凡难以得志之徒，多半都会仰而慕之，想呼吸几口这种新空气，试试在新的风气下，自己能不能找到晋身之阶——谢鲲即是如此，昔日殉国的桓宣亦同此理。
第十三章、自外于大司马（）
王贡、苏峻、卫循三人说了一阵闲话，渐次提及时局和军事。
王子赐就说了：“以我之估算，今秋羯贼或将会兵于并州，大举南下，以谋平阳。其于东方，未必大兴师，但将全力以攻厌次……”
按照他所获得的情报，去岁出兵之前，襄国君臣计议，张宾、张敬等都以为厌次不过癣疥之祸罢了，只要发一支偏师监视之，不使邵续趁着大军远出司、兖的机会，趁机扩张即可。然而如今的情势不同，曹嶷既降，则青、徐、兖、豫连成一片，晋方随时可以渡河增援邵续，更能以厌次为桥头堡，掩袭石赵腹心之地——癣疥之患，瞬间就变成了心腹大患，岂可不除？！
关键是对于这一突出部的争夺，就地势和距离而言，对石赵是相对有利的，除非晋朝先将大军汇聚于青州，乃以青、徐二州对敌赵之冀、幽。只是从前有曹嶷阻隔，晋、赵双方都没在东线布置重兵，就晋方来说，徐州只有些戍守之卒，而青州亦唯苏峻一营而已——此际则还要加上历城的冯龙“复仇军”，也不过四五千数罢了。
倘若晋人大举东援，则河洛必然空虚。况且裴该在长安，祖逖在洛阳，皆不可轻动，实在也挑不出可以尽付青、徐二州之任的方面统帅来了。即便原本的徐州刺史卞壸，亦只有理民之能，青州刺史郗鉴，勉强打打防守仗罢了，如今易以阮孚、蔡谟，则更加提不起来。
故此石赵很可能在秋收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