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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家军所需粮草，主要经水路运往枋头，复自枋头经陆路而运向荡阴、安阳等地。坐镇枋头，总督粮运，并且护守粮道的，乃是少将魏亥。
魏亥何许人也？其实就是魏该，不久前方上奏，以己名冒犯天子之讳，而主动去了偏旁，改称魏亥。
裴该览奏，初时并不以为意他本人并不在乎什么避讳问题，但我没要求，你自己主动上奏改名，以表忠心，我也没必要拦着不是？然而祖纳、华恒、荀等人却趁机上奏，给皇帝陛下“科普”了一遍避讳的知识，请求赶紧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裴该挺烦避讳的，他前世读史书、诵古文，就被这种花样折腾得不轻。好比说，《史记》记载，汉武帝时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向长安求援，太尉田却不肯救，遭到中大夫庄助的驳斥；然而此事在《汉书》中，却记发言者名叫严助……这究竟是一人是两人？
其实是因为班固为东汉人，要敬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所以把历史人物的姓都给改了！
而且那时候很多材料显示，就连楚庄王都给改成了楚严王，郑庄公改成郑严公，庄周改成了严周，就此而有“老严学说”……
某些避讳，后人给改回来了，有些竟然就此以讹传讹，流毒千古。比方说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把恒娥改成常娥，最终又传成嫦娥；为避汉景帝刘启讳，把公子启方改成公子开方；为避汉昭帝刘弗陵讳，把公山弗扰改成公山不狃；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把蔡昭姬改成蔡文姬……
避讳这一礼俗，始于周代起码之前无可考证主要目的自然是明尊卑、别上下，以期维护封建礼法。但就跟后世乱改地名一样，这事儿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并且还可能造成混乱。故而裴该对此并不感冒，儒臣却反复劝谏，一定要他“守礼”。
裴该最终也只得退让，但是将出《礼记》中“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言，要求大家伙儿别趁机把古文和史书都给改了吧……好在历史上以“该”为名之人，貌似不是很多？
“该”字好说，本意为军中约法，后引申为完备、包容、广博，还没有后世应当之意，也不能作为指代词，且没有该欠之意否则连日常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军中之约的原意，魏晋时就已经不用了，至于完备之意，本来便有个通假字为“赅”后世本就有“言简意赅”之语那么干脆连包容、广博也都转用“赅”就完啦。
好在按礼避名不避字，要不然连“文”、“约”俩字儿都不能用了……这可怎么改好啊？
问题是儒臣们还要求敬避先帝之名……裴该之父为裴，这字儿少见，无所谓；但其祖父为裴秀、曾祖为裴潜、高祖为裴茂，都是常用字，就很不好改了。东汉时曾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为茂，所以秀才就叫茂才；但到了华朝，若如此避世皇帝讳，便犯圣皇帝讳……再找个什么同义字合适呢？
以“荣”代“秀”、“茂”？以后乃有“木荣于林”、“百草丰荣”等语吗？似乎也不大合适吧。裴该就此以询群臣，饱学宿儒也不能答，才总算把这事儿给按了下去。不过他原本计划开科举，试秀才的，估计这词儿不能再用了……
裴该随即吩咐秘书卿郭璞和秘书监胡飞，要他们引经据典，就避讳问题写一篇论文出来，明其始源，道其不便，以期形成舆论风潮，尽量避免这一礼俗的扩大化。裴嶷等人是不知道，裴该可清楚得很，这避讳问题到唐以后越来越泛滥，搞得是多么的不堪。
因为魏晋以来，士人不但避公讳，而且还经常避私讳，到了唐朝，竟然将避私讳都堂而皇之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去。比方说，倘若某人所任职务冒犯了其父、祖之名，就要服一年徒刑父祖名安者，不得任职于长安；父祖名军者，不得担任军将。甚至于还避同音字，所以诗人李贺因为老爹叫李“晋”素，他就不能去考“进”士……
韩愈因此作《讳辩》一文，讥讽道：“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宋朝更要命，每个帝王本名要连同音字都避，比方说宋高宗赵构，除构字外，还须避遘、媾、购、彀、句、够、佝……多达五十五字！这一朝十几个皇帝下来，你还怎么落笔写文章啊？！
宋代还算是明令避字的，唐代则“无讳训，听臣下随宜代易”。所以有人避李氏先祖李虎之名，改虎为武（虎牢关就此成为了武牢关），有人则改写为兽，或改写为豹，或改写为彪……那特么还是同一种动物吗？！
因此裴该命郭璞等人作文，就申明了几条原则，除“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外，还包括“二名不偏讳，更名不再讳，讳字从政令，明公讳而驰私讳，止讳一字不及同音”，把那些后世泛滥的漏洞尽量全都给堵上了起码在我华朝，别搞那么多有的没的！
此外行文地方，张榜明确讳字，以使士民咸知因为犯帝讳属于大不敬，法律上真有处罚规定啊！我既然阻止不了这花活儿，也总得宣示臣民，免罹不教而诛之讥吧。
裴该甚至还在琢磨要命啊，以前没想到会有这路事儿，我要不要把儿子裴俭的大号也赶紧给改了呢？
中朝群臣纷论礼仪之事，前线将兵自然毫无所知，而引发这次风潮的魏亥，则坐镇枋头，正在头疼。
魏亥的主要职责，乃是护守从棘津到枋头这二十里运河水路，从枋头到前线二百多里的陆路，以及兼守内黄、长乐，防备羯军从侧翼骚扰粮道。其任虽然不包括黄河，但冰凌逐水而下，导致河上船运不便，这事儿自然也瞒不过他。魏亥因此担忧，倘若洛阳方面的粮草不能及时运来，使我接济不上前线，很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失利啊。
祖元帅若因此而战败，他肯定要回洛阳去向朝廷讨说法，然而在此之前，你猜他会不会先斩我塞责？
再者说了，即便祖元帅不责我，此事也必将引发我军与朝廷之间的龃龉，一旦因为细事而导致冲突，大河上下，又将成为战场……别说到时候未必打过得洛中王师，就算打得过我也不想打啊好不容易改朝换代，使大家伙对太平有个盼望了，谁愿意同朝之臣再起纷争呢？
于是也反复上奏，催促粮运，但很明显的，从洛阳方面过来的粮船断绝，粮车数量也不足够。这一日，魏亥正在营中愁眉不展，忽然得报，说：“枢密省兵部侍郎杨清奉诏来到……”
第十六章、杨清东行（）
祖家军上下自成体系，在晋朝时，即便主力一度被改编为中军，但除非负责宿卫的部分，否则也只听祖逖一人之命，尚书省是根本插不进手去的。但既然华晋禅代，祖逖又臣从了裴该，自然不可能再沿用旧例，裴该对于保证其军的完整性给出了承诺，祖士稚自然也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让步。
首先是要按照朝廷的军事体系重新编组，增加排、部、旅三个层级，排以上将吏名单都须上报枢密省备案；其次于队以上各级设置司马，一方面核实功过，另方面进行政治宣传，这些司马多数由祖军自行任命，但也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洛阳委派的；其三，军中律令，改从关中军旧制——当然啦，其实差别并不是太大。
至于其四，于收复失土，各郡县乃至亭的守吏，祖逖有署任权，但须报尚书省备案，尚书省亦可因应情势，加以更替。
原本在晋时，裴军在西，祖军在东，各练各兵，各打各仗，名为守望相助，其实相互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既归华朝，就不能再这样了，华廷自然会徐徐地往祖军中塞人、掺沙子，以期逐步加以掌控。对于祖逖来说，你只要别太过份，别影响到我的对羯之战，虽感不满，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前线将兵，或者祖逖本部，华廷还不便也不敢过多地伸手，而于屯河内的李矩、驻枋头的魏亥，人员安插和调动就相对要频繁一些——李、魏二人皆为故晋旧将，原本就不是祖家军的核心人马，二将也因此颇有改换门庭的想法，故于枢密省的安排并无异议。
即以魏亥论，他的旅司马，以及其下三位营司马，就全都是关西人；此外枢密省还以其旅数量不全为由，新塞了五百多关西老兵进来。然而司马普遍比各部主官要低两级，魏亥为少将，其旅司马则是上校。
故而此际得报：“枢密省兵部侍郎杨清奉诏来到……”魏亥就不禁诧异啊，心说一部侍郎为正四品，军衔大校，但我知道这个杨清，他迎娶了皇后义妹，封襄邑县侯，乃是天子心腹，本衔少将，以高品而“行”兵部侍郎。这家伙跟我同品，爵位还比我高一级，他到前线来干什么？难道是朝廷欲罢我之职，而以杨清代之吗？
心中忐忑，赶紧出营相迎。
只见一队人马列于营前，当先一将，见魏亥出来便即下马，倒执马鞭，拱手道：“足下可是魏将军么？末乃杨清。”
魏亥上下打量杨清，就见此人年纪很轻，估摸着还不到三十岁，与郭诵差相仿佛，却比自家为小。虽说也是行武出身，但或许这几年一直安坐后方的缘故吧，杨清肤色颇为白皙，和魏亥、郭诵这种久在军中，常冒风霜烈日的将领，一眼就能区分出来。
杨清未穿甲胄，身上是一套黑质镶红的戎服，腰围金带，佩着紫绶。至于头上，则戴了一顶黑色的皮弁，正中央镶嵌着一枚五角金星……
魏亥不禁心说，这打扮很威风啊，我也应当去置备一套。
魏晋时军将，与文吏相同，都规定了四时之祭服、礼服，却并未规定常服，所谓上身褶衣、下身长裤的戎服，多不是在正规场合所可穿着的。理论上要到晋安帝时代，才下诏：“诸侍官戎行之时，不备朱衣，悉令袴褶从也。”武官，或者文官行武事时，才算有常服制度。而在此之前，武将于军中并无统一服色，往往是怎么穿着舒服就怎么来。
华朝则只定一套祭服，和一套公服（合礼服与常服为一），但新建制度，自然不可能下令全军即刻换装——光换旗帜就是一个大工程了——朝廷只是赏赐了祖逖一套常服而已，魏亥等将则还来不及置换。此外按制，元帅、元戎当配金钺盔饰，各级将校以金银等做星形盔饰，尉官以铜做扣形盔饰，以别上下、明号令，但祖逖认为这纯属浪费金钱的面子工程，他素来俭朴，乃不即配，上行下效，魏亥等自然也不敢配了。
故此魏亥今日见杨清袴褶精神、金星煌煌，不禁眼热，相比起来，自家虽然着甲戴盔，却象是个乡巴佬了。当下听得杨清询问，面色乃微微一变，旋即恢复正常，拱手道：“末将正是魏亥，恭迎杨侍郎。”
杨清多敏的人啊，当即笑着一摆手，说：“魏将军在军中，想是尚未来得及制服。正好，朝廷赏赐将军一套公服，命我携来。”身后当即有小吏捧着具木匣疾驱而前。
杨清道：“可先入营，将军易了服，再来听杨某宣诏。”
魏亥忙将杨清等一行人接入营中，随即告罪请杨清稍待，他自己跑后面换衣服去了。过不多时，身着袴褶，足登皮靴，一手捧着皮弁，一手摩挲着其上的金星，转归正堂，等进门后才忙不迭地把弁给戴起来。
对面一站，双方打扮相若，两颗金星相向闪耀，魏亥还比杨清要高出半个头去——他这才感觉通体舒泰。
而且趁着换衣服的片刻时间，魏亥也想明白了，固然杨清是天子近幸，终究未闻立过什么显赫的功劳啊，他一直在后方坐办公室呢。则若朝命使杨清替我，我就说军情方急，所任不可非人，把官司直接打到祖元帅面前去，多半还有转圜的余地……
杨清取诏来宣读，倒没有什么骈四俪六，文意还算浅显，魏亥大致能够听得懂——原来是天子特命杨清到枋头来，协助魏亥调配粮秣物资的，并非要夺他的兵权。
魏亥这才把心放落肚中，就要下令摆宴为杨侍郎接风。杨清却摆手道：“此非饭时，何必摆宴啊？还是公事要紧。”旋即问道：“河道近日不甚通畅，导致粮运须走陆路，损耗既大，行进又迟缓，此事魏将军可知道了么？”
魏亥苦笑道：“魏某正为此事焦虑。祖元帅方与羯贼对战于三台，军中日耗粮近五百斛，每日催促，而若西方之粮不能及时输至枋头，恐怕于军争不利啊……”
杨清就问了：“如今枋头存粮，尚有几许？”
魏亥虽然不是专搞后勤的，但既奉命护粮，于存粮数目须每日核点，自然也是清楚的，当即回复道：“不足两万斛，最多可资一个月。”
杨清当即蹙眉问道：“自祖元帅离开荥阳北渡，至今六十七日，前报军中储粮三万五千斛，国家又东输六万斛，则在某核计，即便算上运途中损耗，枋头亦当残存五万斛粮，可资两月有余，如何不足其半？难道说粮秣物资，多已转运往前线去了么？”
魏亥摇头道：“为蘷安常谋扰我粮运，故此前方不敢多储。临漳、安阳、荡阴等城，各不过二三千斛粮……”
杨清把手一摊：“则少的那些，何处去了？”
魏亥心说你啥意思，怀疑我贪污吗？面上不禁隐现怒气，当即命人将账册抱来，摊在案上，说：“账皆在此，杨侍郎若有不信，可自查断——哪里会有两万斛粮的出入啊？”
杨清笑着拱手道：“魏将军勿动怒。将军国家宿将，自晋时即承乃叔之志，厮杀御羯，名闻天下，忠心可鉴，朝廷岂有怀疑将军之理啊？”随即正色道：“实话说与将军知道，不仅仅水运困难，导致后续粮秣来迟，且拓跋鲜卑方南侵太原，陶枢密已持节北行，督诸军往御矣。国家府库，必须供应东西两线战事，实已不堪重负。是以天子命我来此，协助将军，杨清别无所长，唯于军资调度上，有过一些经验……”
其实即便因应两线战事，如今洛阳及周边府库的存粮，也还够支撑大半年的，但你总得留点儿富裕吧，要备不时之急啊。本来裴该还担心，我若说粮食快没了，让祖家军你们省着点儿吃，祖逖会不会疑心是欲沮其功呢？正好拓跋南下，给了他足够充分的藉口。
杨清乃道：“祖元帅前上奏，期以三月，必败羯贼，则洛中再匮乏，天子亦命我等搜罗府库，必要填上这三月之需。但某实在为难，才不得不请命到枋头来，协助魏将军，务必使一粒粮、一束草，都能用到实处。”
随即一拍胸脯：“不是某夸口，昔在关中，供应太原之战，关中军供奉原本比贵军为厚，都能细加筹划，使足食足用。故今日来此，实为辅弼魏将军，绝无疑忌将军之意。”说着话手按案上的账册，说我先好好瞧瞧，不是查账，是为了寻找出可以节省的空间来，将军可允准否？
他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魏亥又岂有不允之理？再者说了，我命人把账册抱出来，本来就是让你查的，反正天日昭昭，我问心无愧，不怕你鸡蛋里挑骨头。
可是谁想到杨清当即命人取来一把算盘，埋头伏案一个多时辰，还真被他给挑出了不少的“骨头”来……
算盘这种计算工具，起码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了，数学家徐岳所撰《数术记遗》中就提到过：“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不过那时候的算盘跟后世差别很大，上下三格，每格一串五珠，故谓“经纬三才”，而且计算方法更接近于筹算，而不是宋代以后才定型的珠算。
裴该很注重军政两道的数字化管理——当然啦，因为时代的限制，只能略得其意罢了——但是自己可以打草稿，列算式，这法子却不便教给旁人——一不小心把阿拉伯数字给漏出去，那就说不清啦。况且笔算速度终究不如珠算，所以他就搜索枯肠，“发明”了算盘，更把自己前世在小学时代练习过，却几乎忘光了的珠算口诀给“复原”了出来。
昔日长安行台，如今洛阳朝廷，凡事务小吏皆须学珠算，而品级最高的珠算能手，就得算是杨清了。当下他伏在案上，右手拨拉算珠，左手翻检账册，十指运转如风，其声有若急雨，当真瞧得魏亥是翘舌不下。
魏亥算是服气了。他自认也懂得一些数算，会摆算筹，所以祖逖才将护粮的重任交到他肩膀上。但一般情况下，具体账册都是下吏在做，数字由下吏统计，作为主官，魏亥顶多抽查罢了。没想到一个跟自己同级的将官，竟然算起账来比那些积年老吏还快速，果然天子重用此人，并不仅仅因为裙带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