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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即便起少陵于地下，也回不了几句嘴。那书错处不在骂杜甫，而在捧李白——李白其实比杜甫更地主阶级好吧！
裴该既然明白这一点，也就不奢望通过什么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让老百姓人人都有饱饭吃了。偌大的中国，基本上脱贫得等到后工业时代，而前工业时代即便搞“均贫富、等贵贱”，也不可能使小老百姓免于饥寒——而那一套，又是违背社会规律的，根本搞不起来。
所以他只能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徐徐地作一些技术和社会实验，力求提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并且尽量扩大教育涵盖面，让这辆千年老车走得略快一些，以免将来大落于人后。至于这将来如何，他也肯定是看不见的——就算再怎么努力，开金手指，估计要迈入工业社会，起码还得一千年——只能够凭良心做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矜自傲便基本上与裴该无缘了，乃见歌功颂德之奏，唯觉恶心，于上奏之人，基本上就算是打入了另册，再想升迁，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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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为上巳日，乃是传统的节日。
古人例在三月巳日，前往水边沐浴修禊，也就是利用清水来袚灾祈福。但到了魏晋之时，首先规定了三月三日为节，而不管是否巳日，继而节日目的逐渐被游春踏青、娱怀骋情所取代——说白了，就是演变成了国立春游日。
洛阳城南有洛水，还有伊水，城北有七里涧，有金谷涧，都是上佳的游春所在。不过晋时权贵多在金谷涧附近修建别邸——比方说最著名的石崇金谷园——就此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唯世家及有官身者，方能游赏城北水系，平民百姓则只能到城南洛水、伊水畔去踏青。
这一日，门下侍郎李矩李茂约亦携其妻卫氏，及子李充、侄李式等，安排好了车马，打算前往金谷涧去踏青，但是家里两个门客——王羲之和庾翼——却不肯从行。
俩少年说金谷涧我们去过啊，没啥好玩儿的，而且闻名遐迩的金谷园又被梁氏所占，不久前送给了裴公（裴嶷），裴公正在大兴土木改修，肯定也进不去——“小子等请往城南一行，欲登委粟而观山景也。”
李矩还想再劝，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随即笑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没办法，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复遣数名兵卒护卫，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
等到双方分道，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为何事，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点儿茫然，便问：“为夫愚鲁，还请夫人开释。”
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说：“今南北分途，长江为隔，彼在洛阳，如人质，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岂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远眺长江，虽不能见，聊舒渴怀也好。”
李矩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叹息道：“裴、王之间，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岂不知大势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顺，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团聚——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特意阻之也！”
在故晋之时，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但若论名誉，则差得很远——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其实未必然），而王敦是个野心家（倒是没有错），王导温雅识礼，王敦难脱粗俗气。故此江南不从王化，这罪魁祸首，多半不在王导，不在司马睿，而是那个坐拥强兵、跋扈无忌的王处仲了！
再说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执意南向，确实正如卫夫人所料，是思念亲人，乃欲趁着佳节登高远眺。要说洛阳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离比较远，山势也比较陡，这一天内就要打个来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这委粟山若在十几年前，估计是不让爬的，因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过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禅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别建圜丘，同时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泽）。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还有天郊礼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礼祭皇地之祗，以操后卞氏配享；宗祀于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总之小年轻曹叡最喜欢各种华而不实的花活儿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级相同的国家级祭祀来，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后，权柄渐移于司马氏，天子难出洛阳城，这些祭祀活动就全都停了下来。
晋朝建立后，群臣商议，认为“丘郊不异”，就此把二郊礼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给合并了起来，从此最高级的国家级祭祀只剩下三场，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场所分别为圜丘、方丘和明堂。
华朝肇建，对于这路事儿自然也有争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曹叡当初搞那一套是倾向于郑学的，晋朝的简化版反倒是王学“谬说”。
郑玄老夫子认为有天有上帝，此外还有五帝并立，他还特意给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同时他宣称周礼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码事儿。王肃肯定要跟郑学拧着干啊，他就主张五帝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间的三公，哪有受国家最高级祭祀的资格呢？而“丘郊不异”，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异名罢了。
如今既然裴该貌似倾向于郑学而反感王学，自然以董景道为首，儒生们纷纷跳将出来，请求再把“丘郊”分开，并且分祀五帝。对此，裴该却不肯让步了——娘的，搞那么多花活儿，除了浪费精力和金钱外，对国家社稷有一毛钱的好处吗——下诏仍从晋制。
不过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阳城东南的明堂，还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经残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阳城，也还没功夫把这些配套设施给搞起来。于是裴该本着节俭的原则，就光在原址上修复明堂和方丘了，却将圜丘移到受禅台上——台基是现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钱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该特意把天神、地祗给虚化了，且将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黄帝，把郑玄所谓的五帝全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在去岁冬至日，举行了华朝的第一次国家级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来说，委粟山上既无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览景，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护下、奴仆的服侍下，经洛水浮桥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于其东麓合流——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不过十余丈高，因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阶，可以拾阶而上，不必要手脚并用去攀爬。二少年虽然都文质彬彬，平常不怎么锻炼身体，终究风华正茂，体力尚健，所以很轻松地便即登顶了。
于委粟山上北望，越过浮桥，便是洛阳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东望明堂可见；唯有南望，过了伊水就是广袤的平原，阡陌纵横，直接天际——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么可能望得见呢？
二人都不禁有些黯然，随即互望一眼，嘴唇翕合，想要说些什么，却终究还是张不开口。一则君心同于我心，何必冗言？二则身旁还围绕着李矩派来的仆役乃至于兵卒呢，名为服侍，实为监视，名为保护，实为看管，王、庾二子虽然颇欠缺政治敏感性，终究不傻，于此情此景下，又岂敢放肆妄言啊？
可是也不便始终缄默，使得周边气氛都如同凝固了一般，于是少顷后，王羲之首先开了口，问庾翼：“稚恭看此山如何哪？”
庾翼撇一撇嘴道：“这哪里可以称之为山？不过一小丘罢了。洛中自有山，在城北也……”这指的当然是北芒山啦——“然以弟看来，洛中之山虽然葱郁，论雄峻却不如关中之山，论清秀，又不如我……又不如江南之山了——此番出游，甚是无趣。”
言下之意，我想望江南的山水啊，且即便过往在长安的日子，也比如今在洛阳要舒心得多了。
王羲之闻言不禁苦笑，心说你这不废话嘛——昔日我等在长安，华朝尚未肇建，南北仍属一国，就算叔伯等与裴公有所龃龉，外敌环伺下，也还不至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而我们就算是通好的使者；如今不同了，洛阳、建康，已成寇仇，咱们变成人质啦，这心情怎么可能舒坦得起来啊。
于是安慰庾翼道：“东南向不远，应是稚恭旧籍了。”
他所言“旧籍”，是指庾氏的老家颍川郡鄢陵县——其实也有三四百里地呢，只是比起江南来，确乎“不远”。
庾翼随口反问道：“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第四十章、各有稻粱谋（）
庾翼反问王羲之：“逸少兄于旧籍风物，可尚有印象么？”
王羲之的老家是在琅琊郡的临沂县。话说司马睿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出镇建康（当时还叫建邺）的，王导、庾亮等阖族相从，那会儿王羲之才刚五岁，庾翼则是三岁……庾翼的意思，你多半记不得老家之事了吧，那我就更不用提啦，则对于我等来说，唯江南，甚至于唯建康才是故乡。
你拿老家在华境内来安慰我，不但起不了作用，反倒会使我更感惆怅啊！
王羲之听此反问，不禁苦笑。他远眺故乡虽然望不见的心愿已了，再无趣味，转过身去就打算下山，突然间庾翼从后面揪住他的衣襟，压低声音问：“李公前日所言之事，逸少兄其有意乎？”
李矩虽然因为学问出众而实务能力稍缺，于华朝肇建后便不再担任一部尚书，而转去了相对清闲些的门下省任职侍郎，终究也属朝廷重臣，时常能够觐见天子，所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不过此前不久，他向王、庾二人透露的某些信息，实际上却是裴该的试探。
什么信息呢？就是天子有在今秋改换名目，重开科举之意。
裴该想在整个华朝境内开科举，这一想法已经多次向重臣们咨询过了，但以华恒等人为首，反复进谏，极言不便。昔日长安行台搞过两次科举考试，都是只看学问因为首重笔试啊不在乎门第高低的，只要身家清白，没犯过大罪，皆可应试，这自然会受到世家的阻挠了，认为寒素之辈因此将会挤占大族的入仕和晋身空间。
当然啦，他们口头上绝对不能够承认这一点甚至于心里也未必仔细考虑过，纯出潜意识中的警惕只是说若无中正品评、地方举荐，谁知道那些应试之人德行如何啊？一旦德不配位，知识越多反倒越反动！
昔日在行台，是因为州郡无中正，且人手实在缺乏，才被迫行科举之事；如今故晋官吏大多从华，人才不虞匮乏，即便想要招揽年轻士人，也应该重命中正为好吧。
陈群所创九品中正制，之所以使得用人之道渐为豪门所把持，乃因为规定各州大中正皆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则即以华恒论，他华氏本来在平原郡内，甚至于整个冀州，都属于排得上号的高门，再加上其人之官、之名、之德（没人敢说华敬则无德），这冀州的大宗正，起码平原的中正官，恐非其人莫属。
即便一时当不了，等到华恒告老致仕，还乡之后，按例朝廷抚恤老臣，也必任之以中正。到时候整个冀州，起码平原一郡，士人的优劣高下，全都操持在华某之手，大可以亲者给上品，疏者给中品，甚至于仇家给下品，则权势必可以一直荣显到死。冀州或平原这一代官僚，倘若都由华恒品评、推荐得用，将来多半也会回报华家，则整个家族都能因此而得利了。
然而裴该平素最反感九品中正制，当即似笑非笑地问华恒：“卿自仕于朝，已多少年不曾回乡了？”
陈群当日创设九品中正制，是为了补汉代察举制之缺因逢乱世，士人多徙，官吏也走马灯一般换个不停，导致两相陌生，那还怎么向朝廷举荐人才啊然而晋末之乱，起码在中原地区，其烈度是要远超汉季的，象华恒这样已经脱离原籍很久之人，对于平原郡乃至冀州之事，还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命你为中正，那你肯定就去咨询族人啦，华家留在冀州之人说啥就是啥。
这是对朝廷负责任的态度吗？人才选拔乃是大事，岂可如此轻慢？
故而裴该硬顶着舆论，彻底废除了中正官的品评，而暂且恢复到汉代的察举制，由中央重臣和地方官员向朝廷荐举人才，作为向科举制的过渡。同时他也被迫退让一步，先不直接将行台的科举制通行全国，而暂且从太学中挑选人才。
太学生的报名，不但无需推荐，不看门第因为有入学考试，由董景道和其他先生们给把关并且食宿全免，就理论上来说，寒门子弟只要还能凑得齐前往洛阳或者长安（有太学的分校）的路费，皆可经此终南捷径而谋官。故而裴该就把太学的毕业考试作为科举考试的先行、探路石，规定若能通过毕业考试，即可具备做官的资格。
顺便，重臣及各州郡所举荐的人才，既然也都需要考核，干脆跟太学毕业试搁在一起吧，省时省力。
经过反复的磨合，裴该这一系列举措终于得到朝廷官署的认可和通过，于是他就得陇望蜀，尝试着更进一步。
那就是，扩大太学的招生名额，各地士人，只要有地方官所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皆可随时参加入学试。可是这么一来，随着地方平靖，太学恐怕要人满为患了呀，不但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且朝廷也未必供养得起那么多人的食宿费用。没关系，裴该于太学生上舍、中舍、下舍之外，又增设了“外舍”，也就是旁听生。
表面理由冠冕堂皇，因为很多世家自有族学，其子弟没必要再上太学，即便是寒门，此前流散各地的儒士开私塾的也不在少，未必都没有学问。外舍生自然是不供应食宿的，而且逢有空额，事先报名，才准旁听太学课程，但若自认学有所长，每年秋季一样可以参加毕业试。
同理，太学生也可以跳级，即便身为下舍生，还没来得及升班，照样可以申请毕业。
当然啦，到目前为止，这一新制度尚在征求各方面意见，未成定论，但裴该某次召见李矩时想到了王、庾那俩小子，就指使李茂约去试探一下。
李矩即唤二子来，对他们说天子有此意。我身为从三品官员，也是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名额的，今秋太学毕业试，可以举荐你们；若不愿意，你们可以直接报名去上太学，或者等新制度出台后做外舍生也成啊。
二人并未当场允诺，而表示要再考虑一段时间。于是今日委粟山上，庾翼就问王羲之，你对此有何想法啊？
王羲之摇摇头，说：“我但求久侍恩师身旁，勤习书法，无意于宦途。”顿了一顿，又说：“以稚恭与某之才，太学正不必入也。”
这二位都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虽说醉心于书法，但书法本来就是跟经典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光会写字而不通儒学吧，以他们的学问，确实未必把草创不久的太学诸生放在眼中我又何必浪费时间去上学呢？
庾翼规劝道：“大丈夫自当为官做宰，牧民守国，岂能毕生唯耽于书道？以逸少兄之才，足荷一县乃至一郡之任，又岂能视名禄如粪土啊？且我等于此，终究寄居，焉能久为李公之客？即孔门诸贤，亦各有居，且陆续皆仕也。”
王羲之闻言，不禁垂下头去，沉吟不语。他确实醉心于书法，根本就没有当官儿的打算在原本历史上，那是因为门第高贵，官帽子自然而然地飞到了头上，但他也没怎么真管过事儿，世称“王右军”，难道他真领过兵，打过仗不成么但庾翼说得也有道理，除非你卖身给李家，否则怎么可能一辈子呆别人府上呢？学生整天住老师家，吃老师的，用老师的，这也太厚脸皮啦。
庾翼见状，略略凑近一些，眼角一扫侧旁诸人，压低声音说：“若得仕，自得居，不必再劳彼等所服侍。”
有些话不必要说得太过明白，当此情形下，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好在二人相交已久，只要一个眼神，便能通传不少意思。庾翼是表示，咱们如今在洛阳就是人质，而若肯出仕于华，那华帝必然就放心了同在一族，分仕两国，这路事儿几十年来还少见吗起码可以活得自在一些，不必要整天被监视的目光所环绕啦。
王羲之闻言，不禁长叹一声，说：“江南桑梓之地，不知何日得归啊……”
他其实是在探问庾翼：你出仕于华，难道是打算落跑吗？
庾翼闻弦歌而知雅意，当即微微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