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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所研究的任务。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
因为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大多隐藏在鲜为人知的地方（如地下、丛林、海底），所以，发现遗迹就成为考古学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
实际上，许多古代遗迹的发现都带有偶然性，充满了喜剧色彩。有“黄金帝国”之称的印加是由一群黄金狂热者发现的。其中一位名叫奥里拉纳的探险者和他的手下在南美洲经过几十天的冒险回到西班牙时，几乎一丝不挂，满身伤疤。“地下城市”庞贝则是因一位那不勒斯总督修建自己豪邸时发现的。而庞贝的发掘工作最初是由一个上尉指挥，由于其拙劣的领导，当时欧洲著名的艺术史理论家温克尔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照这种方法挖下去，挖到我们的曾孙辈也挖不完。法国人亨利·穆奥来到柬埔寨本是为了找到特殊的蝴蝶品种，却发现了吴哥窟。 这些意外的发现，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的无意为考古学家们解决了一个个大难题。
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运用智慧，加上锄头、手铲，为世人展示出复杂、不可低估的古代文明。发掘过程中的困难往往会被考古学家们的机智所解决。在挖掘古城庞贝时，菲奥勒利发明了石膏翻模法，这就把千姿百态的蒙难众生像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为了保护出土的象牙制品，考古学家把护手霜涂抹在象牙上，起到了有效地保护作用。于是，给出土的象牙制品涂抹护手霜成为挖掘工作中的一个权威做法。
当今众所周知的考古学，是在19世纪中期快速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所有人对遗迹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研究感兴趣，最吸引他们的是价值连城的遗物。有“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施利曼所做的也不过是较系统化的寻宝和盗掘遗址的工作。丹麦学者汤姆森应当是真正的“考古学之父”，他早在1832年就提出了“发掘中的层位观念”，这对保护遗迹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后半叶，由于技术与设备的发展，使考古学家可以深入水中进行考古工作。水中考古发掘最热门的项目就是打捞沉船遗物，如打捞沉没在地中海深处的青铜时代货船，这次发掘被称为“第一次圆满的挖掘成就”。因为这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古代造船技术的相关资料，而且了解到青铜时代海上贸易的发展程度。
因为考古活动总是与探险、离奇联系在一起，所以给人非常神秘的印象，令人神往。同时，考古活动中又充满戏剧性，如同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书店里的考古类书籍很多，虽然学术严谨，但是专业的语言、模糊的图片、晦涩的叙述使读者丧失了阅读的兴趣。
近几年来，许多考古学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到“考古学应该开放自己”。于是，考古类书籍逐渐向科普性、通俗性的方向发展。本书即是紧扣这个发展方向，由考古专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考古发掘过程中的惊险曲折及全球各种不同特色的文明形态。它融汇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社会等价值，将考古发现的趣味性与戏剧性表现出来，既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要对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作一个全面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精选世界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形式对其进行详细介绍，相信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呈直线形的。无休止的战争、对自然界地过度索取等都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中断，这是现代人类需要反思的。当代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及被严重污染的环境，都可能给予现代发达文明致命性的打击。丛林中的玛雅文明与掩埋在地下的城市庞贝就是例子！希望人们能试着去珍惜。珍惜自然，珍惜生命，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比姆贝特卡 史前岩画群
比姆贝特卡史前岩画群是在1973年由德干学院和乌贾因大学的考古调查团在印度中央邦的比姆贝特卡（Bhimbetka）山区一带进行考古考察时发现的。经过详细的考证，考古学家们认为印度岩画的创作从公元前5500年或更早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后数世纪。
比姆贝特卡史前岩画群的发现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它在考古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填补了吠陀时代（指印度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印度考古的空白。
这一历史时期，北印度土著居民被雅利安人所征服，雅利安文化与印度土著文化逐渐混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吠陀时代的印度考古，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吠陀时代的任何造型艺术遗存实物，但考古学家们根据《梨俱吠陀》的记载，估计这段空白时期可能曾有过不少建筑、牙雕、画、木雕、壁画等，之所以没有保存下来，是因为象牙、木料、棉布等材料在印度潮湿炎热的气候下很容易腐烂。这些岩画的发现或多或少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岩画中人物的造型是风格化的：躯干呈三角形，大多人物像剪影不勾轮廓，少数人物、大象和马匹则以装饰性线条粗勾轮廓。根据那幅《骑马的人的行列与骑象的人》描写战争场面的岩画，考古学家们推测，它也许是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土著居民的真实记载。因为根据史书描述，马是雅利安人从中亚带到印度的，当时生活在北印度比姆贝特卡一带的原始森林部落的人们还不懂养马，他们只能骑在战象上与骑马入侵者（即雅利安人）进行拼杀。
我们应该感激古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作了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迹，它们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财富。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初露端倪的乌尔坟墓
初露端倪的乌尔坟墓眼中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梦幻家园”，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东方人曾经创造出了无数令人惊叹的文明佳作。而今，伴随着考古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承载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传世佳作”再一次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并把热衷于此的人们带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古老世界……
1911年的一天，英国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天。闲谈中，他们提到了西亚那些令人激动的考古新发现。三位考古学家纷纷表示愿为西亚地区的考古事业献出他们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智慧。其中言辞最为慷慨激昂、态度最为坚决的考古学家是一个年轻英俊、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伍莱。
19世纪50年代，一名英国领事在乌尔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些文物，其中有些圆筒状陶器，上面刻有楔形文字符号，另外还有一条通向特尔——穆伽雅尔的通道等。敏锐的伍莱立即想起了《圣经》对乌尔城的描写：
乌尔是座美丽的城市，许多商人和学者都居住在那儿，亚伯拉罕也住在这个城市的一所舒适的房屋里。市民在美丽的亚述庙塔里膜拜月亮女神。
伍莱心想：如果古老的《圣经》记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什么荒谬的神话传说，那么，古老的乌尔城遗址也应该在这个地方。
于是，一支精明强干的考古队伍迅速组成了。结果证明，伍莱的判断十分正确，几乎就在伍莱刚刚下令开挖后数十分钟内，“刹那间，一些历史文物就出现了”。
这个“一刹那就发现了文物”的地方在乌尔城西北接近地表处，那里有一个大圣区的围墙将神庙、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围了起来。在那里，伍莱他们发掘出了一些用粘土和石头制成的罐子，以铜为原料制作的各式工具以及一些黄金念珠、红宝石念珠和天青石念珠。经过观察与分析，伍莱推测：这些东西应该是古代坟墓里的陪葬品。
在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工作后，1927年，随着伍莱的一声令下，发掘古墓的工作正式展开。随着一座座古墓相继“浮出”地面，伍莱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坟墓不是一般的坟墓，它很可能是乌尔王的王陵。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美索不达米亚最重大的发现！挖掘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到1931年，考古队共发掘了1850座坟墓，其中有16座是王族墓室。
王族坟墓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块，墓顶、墓身和墓基都是用石块建成。墓顶呈圆拱形，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墓室。墓室位于地面之下，通过一条陡峭的坡道与地面连接。墓内随葬品丰富多样，与一般市民墓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明那时的乌尔城的私有制、王族特权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般的随葬品有车、武器、装饰品等，比较贵重的随葬品有宝石、珍珠、黄金饰品等，还有的随葬品与众不同，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个人爱好不同，如淑巴德墓中就出土了一件精致的七弦竖琴。
在所有的出土随葬品中，乌尔女王淑巴德的头饰称得上是最有工艺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品了。现在这件头饰已戴在了一件根据苏美尔陶俑仿制的女王头部模型上，并存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该头饰制作在一具厚厚的假发上，由三层排列着天青石和光玉髓的花环装饰着女王的额头，最底下的一层花环挂着几只金圈，其中的一只还坠着几片金制的山毛榉叶，最上面的一层则连着几片金制的柳叶和花朵。假发顶上插着一把五齿梳子，也镶嵌着金花和天青石等装饰物。在女王的太阳穴两侧分别装饰着螺旋金丝，耳轮坠着半月形大金耳环。很难想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茹毛饮血之时，乌尔人的金属加工工艺竟已达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这种豪华精湛的金属加工工艺不仅用于奢侈品，而且也用于兵器和一般的用具。在发掘另外一位国王的墓葬时，人们发现了一把短剑，该剑剑锋寒光熠熠，剑鞘不仅雕凿着植物图案，还镶满了珠宝玉石，煞是好看，这充分体现了乌尔君主的富足与豪奢。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这些坟墓中发现了大量殉葬者的尸骨。其中，在一个国王墓中堆满了男人和妇女的尸体，他们似乎是被人带到这里，然后就在他们站立的地方被杀掉的。有一些头戴铜盔、手执长矛的卫兵人殉，倒在通向墓内的陡坡下方。正对着墓室尽头的是9位宫女，戴着华丽的黄金头饰。入口前方并列着两辆四轮大车，由3头系在一起的牛套拉。驭手的遗骨横卧在车上，牛头的附近则有牛夫的遗骨。而淑巴德女王陵墓里的情况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个女王的陵墓里，几乎到处都是殉葬者的尸骨！在陵墓的过道内发现的几个侍卫的头颅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几乎销蚀殆尽了，惟有伴随在他们身边的铜盔铜矛似乎还在诉说着他们那曾有的辉煌。在这个陵墓当中，更有许多宫女身着礼服沿着墓壁排成几列坐着死去了，在这个队列的尽头，一位男乐师临死前还紧握着他那用黄金和青石制成的牛头竖琴……可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众多的殉葬者身上，人们竟未能发现他们遭受过暴力侵害的痕迹。于是，有人大胆地推测，这些战士、乐师和宫女，他们并不是奴隶，有可能全是自由人，而他们牺牲生命成为殉葬品的行为有可能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这种推断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强大得让五千年前的人们甘愿引颈受戮呢？即使这次殉葬不是出于自愿，一个拥有如此权威的君主在当时的两河流域也是绝无仅有的。必须指出，在所发掘出的王族坟墓中，只有淑巴德女王时期的坟中出现了人殉。而在其他时期的坟墓中，几乎没有人殉现象，在对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行考察时，也没有发现苏美尔人有人殉的普遍传统习俗。因此，对于这一特殊现象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淑巴德女王墓展示的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殉葬者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强迫的，都表明了女王的威严与崇高。除此之外的任何推测，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公认。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刀光剑影下的乌尔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美索不达米亚进入群雄并起的时代，乌鲁克、乌尔、尼普尔、基什及北方的阿卡德人都是平原上的强者。其中，乌尔城在乌尔王的统治下，逐渐成为一个军事超强者。乌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无数的战车及多种武器。士兵们穿着甲胄，戴着头盔，手持剑、刀、矛、盾等兵器，冲锋陷阵，势不可挡，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强大的乌尔城靠着它那所向无敌的军队和繁荣昌盛的经济，很快成为苏美尔文明的中心之一。但从乌尔第二王朝后期起，乌尔的军事实力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力也渐渐削弱，不再拥有当年的风光。而与此同时，阿卡德人却逐渐强盛起来，新月平原上的政治实力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
美索不达米亚在大洪水过后出现了频繁的移民活动。移民中不仅有苏美尔人，还有其他民族，其中包括闪米特族。闪米特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以后，主要在平原的北部和偏北部地区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被称为阿卡德人。刚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阿卡德人的文化要远远落后于苏美尔人，因此，他们没有建造自己的城市，而是紧挨着苏美尔人居住。在长期相处的生活中，阿卡德人逐渐接受了苏美尔文化，融入了苏美尔文明。但他们始终不忘自己的民族特征，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终于有一天，居住在基什城邦北边的拉格什的阿卡德人脱离了苏美尔人的统治，建立了由阿卡德人统治的拉格什城。
基什的君主对阿卡德人的行为十分恼火，他竭力支持乌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城邦）进攻拉格什。但阿卡德人早有准备，他们在拉格什的帕铁西（城邦君主的称谓）安吐纳姆的指挥下，奋力杀敌，所向披靡，最终将乌玛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拉格什因此而赢得了大片高产的枣椰林地和大批奴隶（战俘）。但是，乌玛君主并不甘心于失败，苏美尔人也决不允许这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活跃于平原之上。过了一段时间，乌玛与乌鲁克等苏美尔城邦结成联盟，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无可匹敌的军事联盟，各城邦同时发兵，攻向拉格什。孤立无援的拉格什无法抵抗苏美尔人的联合进攻，彻底失败了。乌玛的路伽尔（王的称谓，比帕铁西要高一等）扎西吉率领军队将拉格什城洗劫一空，这样，阿卡德人的首次反叛以失败而告终。
就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的各城邦相互残杀、难决胜负的时候，北方的阿卡德人也迅速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城邦——阿卡德。阿卡德人意志刚强，英勇善战。他们在统一北方之后，逐步南下，锋芒直逼乌玛。
而此时的乌玛也如日中天，分外强盛。乌玛的路伽尔扎吉西在攻破拉格什之后，又反攻盟友乌鲁克，并将乌鲁克军队全部消灭，夺取了乌鲁克城。路伽尔扎吉西以这座著名的古城为首都，牢牢地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路伽尔扎吉西曾豪情万丈地炫耀自己的功绩：“自下海（波斯湾）起，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广大地区，都在我的控制之下。”阿卡德城的首领萨尔贡雄心勃勃，他亲率大军南征，与路伽尔扎吉西的军队在乌鲁克城下进行一场生死决战。一场惊天动地、异常惨烈的恶战之后，乌鲁克城被攻陷。阿卡德人在萨尔贡的命令下用锐利的弓箭和坚固的战车攻城拔寨，将50多个苏美尔帕铁西和部落首领率领的联军打得落荒而逃。萨尔贡将路伽尔扎吉西活捉，并作为战利品祭献给主神恩利尔。
此战之后，萨尔贡再接再厉，指挥大军继续南征，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相继攻克了乌玛、乌尔等大小城市，最后，“洗兵器于海”。之后，萨尔贡建立起一个强盛而广阔的阿卡德王国，把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此，两河流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实体，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列国纷争的时代。
阿卡德王朝在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据记载，纳拉姆辛曾在一年之内击败了九路敌军，俘虏了三个国王！纳拉姆辛因此而自称“世界四方之王”。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世界四方之王”纳拉姆辛的儿子执政的年代，阿卡德陷入了危机，统治区内苏美尔城邦叛乱，西部和东北部分别受到阿摩利人和古提人的进攻。阿卡德奴隶也频频发动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