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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献给我的父亲，下面的故事有些是他最早告诉我的致读者我从未想过要将下面的故事诉诸笔端。可是，一股莫名的震撼近来总在促使我回首往事，那是我和我最爱的几个人生命中多灾多难的日子。这是一个寻亲的故事：十六岁的我追寻父亲和父亲的过去；父亲追寻他敬爱的导师和他导师自己的过去。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最终都站在一条无比黑暗的小路上，它通向历史。这也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谁死了，谁没死，为什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明白了，追寻历史的人并非个个都可以幸存下来。而使我们陷入危险的并不仅仅是追寻历史，有时历史那朦胧的爪子也会朝我们无情地伸过来。
事情过去36年了。从那以来，我一直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我的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我的旅行平安无事。我要么和学生、朋友在一起，要么就是著书论史，这些书大多与个人情感无关，或者处理我所栖身的大学里的事情。多年来，与那段历史有关的大多数个人资料我一直保存着，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我真是幸运。我在合适的地方把它们穿插进去，确保故事流畅，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回忆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尽管我在这里只是重述父亲最初讲给我听的故事，我还是大量利用了他的信件，其中一些的内容和他的口述是一样的。
除了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些材料外，我还尽可能地去回忆，去寻找，包括有时旧地重游，让我记忆中褪色的部分重新鲜活起来。这项工作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采访——有时是书信联系———采访那些故事中提到的、仍然健在的学者们。他们的回忆给我补充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此外，我的文本最终还得益于与好几个领域一些年轻学者的交流。
必要的时候，我还求助过想象，这是我最后的办法。我在运用想象的时候极为小心谨慎。只有我确认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只在这种可靠的推测使我的资料与其背景相吻合时，我才为我的读者发挥想象。对于那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或动机，我尊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事实，绝不妄自揣度。对于故事中更为久远的历史，我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其认真程度不亚于我研究任何学术论著。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故事中提到的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所发生的宗教和领土冲突应该是既熟悉又痛苦的。
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得到过太多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谢意无以言表，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他们是：布加勒斯特大学考古博物馆的拉都？杰奥尔杰斯库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伊凡卡？拉扎洛瓦博士、密歇根大学的彼塔？斯托伊切夫博士、大不列颠图书馆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路德福特文献博物馆和费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位于阿陀斯山的佐格拉福修道院的瓦索神父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尔古特·博拉博士。
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发现至少有一位读者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敏锐的读者，我把我的历史传给您了。
2008年1月15日，于英国牛津大学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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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克莱太太是这些管家中的最后一位。她负责照看我们位于老城中心拉姆格拉希特运河边上的住宅。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座漂亮的房子空荡荡的。每当父亲从挂在餐厅墙上的那幅地图上的某处回来时，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异国他乡的味道，兴致高昂，但疲惫不堪。我们总是在巴黎或罗马度假，孜孜不倦地研究那些我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名胜古迹。然而我最想去的还是他一个人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稀奇古怪的地方。
每次他不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独自待在一楼我父亲那间宽敞、雅致的书房里的时候。那天晚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古印度《爱经》的译本，同时还有一本更旧的书和一袋发黄的文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明白那天我是怎么就把它们拿了下来，而且还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书中央的插图散发出那种古老的味道，我还发现那些发黄的文件都是私人信件。我知道我不应该翻看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我担心克莱太太随时都会来给一尘不染的书桌掸拭灰尘，我回头看了看门口。但我还是站在书架旁，情不自禁地读起了最上面一封信的第一段，几分钟而已。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不管您是谁，想到您在读我不得不留下的信，我非常遗憾。我为自己感到遗憾——如果这信到了您手里，必定是我有了麻烦，也许是死了，或者更糟。但我也为您感到遗憾，我未曾谋面的朋友。因为一旦您读到这封信，必定是有人需要这个邪恶的信息。如果您在其他意义上不是我的继承者，您也很快成为我的继承者——把我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经历移交给您，我真的很难过。这邪恶我是如何继承下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最终能找到真相——也许是在给您写信的过程中，也许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我读到这里，内疚——以及其他的原因——促使我赶快把信放回了信封。但那天和后来很多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思那封信。我父亲结束了又一次外交旅行，回到家，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他那些信，还有那本奇怪的书。我想等他有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开口，可那些天他一直都在忙，而且我发现的东西有些离奇，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后来，我问他下次出门能不能带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保守秘密，也是我第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
秋天总会提前降临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平生第一次，我作为一个旅行者，看到了历史那深奥的面孔，巨大的激动把我攫住了。
因为我的故事是从这座城市开始的，我要叫它埃莫娜，这是它的罗马名字。埃莫娜和它以南的其他类似城市一样，拥有复杂的历史。我和父亲驾车进入埃莫娜市中心，途中经过一座精致的老桥，桥两端有发绿的铜龙把守。
“那就是城堡，”我父亲说着，在广场边放慢车速，朝上指了指雨帘，“我知道你想去看看。”
我的确想去。我拼命伸长脖子，终于透过湿漉漉的树枝看到了城堡——破旧的褐色塔楼，矗立在城中央一座陡峭的小山上。
“十四世纪，”我父亲沉思道，“还是十三世纪？对这些中世纪的遗迹我不太了解，不知道它们具体属于哪个世纪。不过我们可以查查导游手册。”
“我们可不可以走上去，到处看看？”
“等我明天开完了会，我们就能搞清楚。那些塔楼看上去摇摇欲坠，不过谁知道呢。”
他把车开进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颇有绅士风度地扶我下了车，他皮手套里的手瘦骨嶙峋。
“住店还早了些。你想不想来杯热茶？”
我们坐在临窗的桌旁，喝着柠檬茶，杯子很厚，茶水还很烫人，慢慢就着涂了白色奶油的面包吃沙丁鱼，还吃了几片果子奶油蛋糕。 “我们就吃到这儿吧，”我父亲说。
近来我开始不喜欢他一遍遍吹凉茶水的样子，害怕他说我们就吃到这儿吧。你正吃在兴头上，他却叫你停下来，留着肚子吃晚饭。外交把他给毁了。我想，他要是能多点儿生活趣味，本来会过得更快乐的。
“没想到开车会这么累，”我父亲放下杯子，指着在雨中勉强看得见的城堡，“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山的另一边。在山顶上可以望得见阿尔卑斯山。”
我记得山坡上白雪皑皑，群山似乎就在这座城市上空呼吸。现在，在山的远侧，只有我俩在一起。我迟疑着，吸了一口气。“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
“讲阿尔卑斯山的故事？”
“不，”我心头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感，“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想问问您。”
“他转过身来，扬起他灰色眼睛上泛灰的眉毛，温和地看着我。
“在您的书房里，”我说，“对不起——我到处乱翻，发现了一些信件和一本书。我没看——没怎么看——那些信。我以为——”
“一本书？”他漫不经心地问道，口气依然温和。他只看着杯子，要喝完最后一滴茶水。
“它们看上去——那本书很旧，中间印有一条龙。”
他俯身向前，静静地坐着，然后颤抖起来。这个古怪的动作使我立刻警觉起来。如果他真要给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和以往的截然不同。他低着头瞟了我一眼，看上去那么憔悴，那么悲伤，我吃了一惊。
“您生气了吗？”我现在也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茶杯。
“没有，亲爱的，”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似乎悲伤哽住了他。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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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我父亲说，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小单间里自习，很晚了，周围都是一架架的书。突然，我意识到有人在我的课本中夹放了一本书。
我记得无论在眼前的书架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都没见过这本书。我随便一翻就翻到了书的中间，一条木刻的巨龙横亘在左右两页纸上，它伸展双翅，长尾巴弯成圈，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爪子上还挂着一面旗，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是哥特字体：德拉库拉。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名字：贝拉·路格斯（即德拉库拉）。但名字的拼写有些怪异，书看上去也很旧了。此外，我是一名学者，对欧洲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德拉库拉这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拉丁词根，意思是“龙”或“魔鬼”，这是瓦拉几亚的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的荣誉称号。他是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以酷刑虐待其臣民和战俘而著称。我当时在研读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一本书夹在我的书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象牙色的薄纸竟然都是空白的。整本书连扉页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出版时间和地点，没有地图，没有卷首或卷尾的空页，或任何其他的插图，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记。
我又看了几分钟，把它放在桌上，到一楼的图书分类处，那里的确有一张主题卡，“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1431—1476年——参阅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德拉库拉”我想，我应该先看看地图。
很快，我发现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是两个古老的地方，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在一堆图书目录卡中，我发现了似乎是图书馆里关于此题材的惟一的第一手资料，那是一本奇怪的英文小书，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些关于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小册子翻译过来的。原文是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纽伦堡出版的。这里提到了纽伦堡，我心中一凉。就在几年前，我在那里密切跟踪过对纳粹首领的审判。这本小册子的标题页有一幅粗糙的木刻画，那是一个男人的头和肩，一个粗颈男人，浓眉笼罩着一双黑眼睛，长长的胡子，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尽管制作技术原始，整幅画依然栩栩如生。
我知道我该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我忍不住，还是开始阅读其中一个小册子的开头，里面列出德拉库拉对他的臣民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啪地合上小书，回到自己的小单间里十七世纪令我着迷，我一直读到半夜。
第二天上午我有课。晚上熬得晚，人也觉得累。下了课，我喝了两杯咖啡才又到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那本古书还在我桌上，只是它现在翻到了巨龙盘旋的那一页。
看到它，我像从前小说里说的那样，吃了一惊。我又翻了一下那本书，这回仔细得多。中间这条龙毫无疑问是木刻的，也许是中世纪的风格，书做得很不错。我想它很值钱，同时对某个学者而言也许还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因为它显然不是图书馆的书。我去前台把书交给了图书管理员。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拖拖拉拉地到了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我桌上。我有些恼火——管理员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匆匆把书放到架子上，干起自己的事情来。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收拾自己的论文时，把那本怪书拿下来，和文章放在一起。我并没有想要这本书，但罗西教授喜欢神秘的历史。
我找到罗西教授，跟他汇报了近几周的学习情况，罗西把上好的咖啡倒进瓷杯里，端上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带来的那本古籍。“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古董，罗西。有人误将一本很恐怖的书放在了我在图书馆的座位上，都两天了，我想您会愿意看一眼。”
“拿过来看看。”他把精致的咖啡杯放下，伸手接过我递上的书。书脊上的什么东西让他一贯清澈的脸皱了起来。
“打开看看，”我催他。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凝重——一张死寂的脸，全然不是我熟悉的样子。他像我一样，前前后后翻完整本书，不过脸上的凝重并没有变成惊奇。
“是的，空白的。”他把书放在桌上，“什么字也没有。”
“很奇怪，是吗？”我问道，手里的咖啡都变凉了。
“而且很旧。空白不是因为书没写完，而是故意留下这可怕的空白，为的是突出中间那条龙。”
“是的，是的。好像是中间那条龙吞噬了它周围的一切。”我轻率地开了口，但最后语速慢了下来。
罗西好像无法将眼神从他眼前的那条龙身上挪开。后来，他终于有力地合上书本，搅动咖啡，但没有喝。
“你从哪里弄到这本书的？”
“就像我刚才和您说的，两天前，有人不小心把它放在我图书馆的座位上。我知道我应该马上把它送到珍本室，但我真的觉得这是私人藏书，所以没有送去。”
“噢，的确。”罗西盯着我说。“它的确是某人的私有财产。”
“您知道是谁的？”
“知道，是你的。”
“不，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发现了这本书，在我的——”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住了口。外面的光线从灰蒙蒙的窗子照进来，他看上去老了十岁。“您说它是我的，是什么意思？”
罗西缓缓起身，走向他书桌后的书房一角，爬了两级图书馆取书用的梯凳，拿下一本黑色的小书。他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似乎不情愿把它交到了我手里。然后他还是递了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如何？”
一本小书，封皮是古旧的棕色天鹅绒，像古老的弥撒书或《日经》，书脊和正面什么也没写，不知这是本什么书。上面有一个铜色扣子，稍一用力就解开了。书自己一下子敞开到中间。横亘在那里的就是我的——我说了是我的——那条龙。这一回，它的形象覆盖到了书页的边缘，爪子突出，龇牙咧嘴，页眉依然是同样的哥特字体，写在同样的小旗上。
“当然，”罗西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时间，我找到了资料证实这幅图的出处。它是中欧的设计风格，大约一五一二年出版——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按内容的不同而随便移动，如果有内容的话。”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精致的书页。前面的书页上没有标题——是的，这我已经知道了。
“多么奇怪的巧合！书的背面有海水浸渍过的痕迹，也许是在黑海旅行后留下来的。即使是史密森学会也没法告诉我旅途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瞧，我还不辞劳苦地找人做了化学分析。花了整整三百美金，我才得知这玩意儿曾在某个多岩尘的环境里待过，很可能是在一千七百年以前。我甚至不远万里，去伊斯坦布尔了解它的来源。但最奇怪的还是，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
他伸出手，我欣然将这本又旧又脆弱的书还给他。
“您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吗？”
“我是在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