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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
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
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
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
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
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
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
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蔼——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
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
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
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
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
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发票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
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
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
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
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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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接下来好几个星期父亲都呆在阿姆斯特丹，那段时间我都感觉父亲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跟踪我。每次我晚回家，他都会打电话给克莱太太询问。
一次，我和克莱太太解释说我想和一些同学一起去喝茶做作业。她说好的。
我挂了电话，径直去了大学图书馆。找到《中欧史记》，在笔记本里抄下了下面这段话：弗拉德·德拉库拉除了骇人的残酷外，也具有非凡的勇气。1462年，他骑马越过多瑙河，夜袭苏丹迈米德二世和他的部队。他们集结在那里本来是要进攻瓦拉几亚的。就在那一次袭击中，德拉库拉杀死了几千土耳其士兵，苏丹本人也只是勉强逃命，后来，奥斯曼卫士才击退了瓦拉几亚人。
和他同时代的欧洲郡主可以做出同样的举动———很多时候也许还不仅如此，有少数几个也许还杀人更多。德拉库拉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也就是说，他拒绝从历史中销声匿迹，关于他的传说总是连绵不断。在英国，有几份资料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另外的资料，各式各样的说法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好奇不已。他生前已经在欧洲恶名远扬———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大世界，各地政府还依靠马背上和船只来保持联系，那时，达官贵人可怕的残酷也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能够如此扬名，实乃一巨大成就。德拉库拉的恶名没有随着他在1476年的神秘死亡和奇怪的葬礼而结束，直到西方世界进入光明的启蒙时期，关于他的纷纭众说才渐渐黯然失色。
关于德拉库拉的条目就讲了这么些。够我消化一天的了。
我又走到英国文学的馆藏部分，很高兴地发现图书馆有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我跑了不少次图书馆才读完。
我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任凭斯托克的另一种哥特恐怖小说和维多利亚时代温馨的爱情故事慢慢拥抱我。我不知道自己想从书中得到什么。据我父亲说，罗西教授讲过，要了解真正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毫无用处。我认为，小说中这个彬彬有礼而又令人生厌的德拉库拉伯爵是一个难忘的人物，即使他和弗拉德·特彼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罗西自己相信，生活中德拉库拉在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了一个吸血鬼。我不知道小说是否有能力让如此奇异的事情成为现实。毕竟，罗西是在《德拉库拉》出版很久以后才有了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在斯托克出生前，弗拉德·德拉库拉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已经有四百年了。这一切都让人无比困惑。
罗西教授不是还说过斯托克为吸血鬼的传说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吗？我从来没有看过吸血鬼的电影———父亲不喜欢任何恐怖的东西———小说的那些俗套对于我来说很是新鲜。
根据斯托克的说法，吸血鬼只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出来活动。吸血鬼长生不死，吸食活人鲜血，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类。他可以变成蝙蝠、狼或者一团雾。用大蒜花和十字架可以避免吸血鬼的袭击，在他白天熟睡的时候，可以用一根木棍插入他的心脏，在他口里塞满大蒜而让他毙命。用银子弹射穿他的心脏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没有吓倒我。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太遥远，太迷信，太怪异了。但每次我读过，记好我读完的页码后，把书放回书架，故事里总有样东西如影随菜，一直伴随我走出图书馆，渡过运河，回到家。
在斯托克的故事里，德拉库拉总是喜欢袭击一个目标：少女。
父亲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春天去南方，他也想让我去看看它的美。
我的假期快到了，他在巴黎的会议也只有几天。我早已学会了不去逼他，旅行也好，给我讲故事也好。他准备好了的话自然会接着讲。他从来都不会在家里讲的。我想，他是不想把黑暗的东西带到家里来。
我们坐火车到了巴黎，然后开车往南进入塞文山脉。大概一两天后，我们就上到了更凉爽的山区。
“东比利牛斯山脉”，在一次野餐时，父亲打开地图告诉我，“我多少年都想再来这里。”
我用手指在地图划过我们所走的路线，惊奇地发现我们已经离西班牙非常近。这个想法，以及这个漂亮的法语单词“东部”，都让我激动不已。
父亲想去看一座修道院。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在今晚前到达山脚下的小城，明天走上去。”
“它很高吗？”我问。
“它在半山腰。所以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它是公元1000年建造的，简直难以相信———那么个小地方，简直就镶嵌在岩石缝里。最热切的朝圣者都很难爬到上面去。不过你也会同样喜欢山下的城镇，那是个古老的温泉小镇，真的很美。”父亲笑着说。但我可以看出他是有些坐立不安了，瞧他飞快折起地图的样子就知道。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给我讲另外的故事了。也许这一次我不再需要求他。
我们在镇上一家十九世纪的旅馆一楼的餐馆吃饭，愉快地喝着西班牙凉菜汤，吃炸小牛排。
餐馆经理一脚踩在我们桌旁的铜栏杆上，随意而礼貌地问起我们的行程。他长相平平，穿着一身完美无缺的黑制服，长脸，非常鲜明的橄榄色皮肤。他说着一口断断续续的法语，还带了些我从来没听过的口音，父亲比我听懂得多，他给我翻译。
“啊，当然———我们的修道院，”经理回应着我父亲的问题，“您知道圣马修修道院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八千游客来这里？是的，的确是这样。他们都是那么友好，安静，很多外国来的基督徒都是自己步行上去，真正的朝圣之旅埃他们早上自己整理床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当然，很多人是为了温泉来的。你们会去洗温泉，是吗？”
父亲说我们住两晚就要北上，我们计划第二天都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