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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真是个能干的官员。
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
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
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
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
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最大的失职。
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
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
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
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
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
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壶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可惜年少的我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
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殍，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著名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像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
《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官员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官员的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
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脚下，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2002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时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最后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信许就觉得国防、外交那些琐事太烦人，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
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口味很刁吃鱼都不能隔夜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二说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
《水浒》中最后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这门技术，就和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处女膜修补术”一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宋代往人脸上刺字，就如现在的“破处”一样随便。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绝对名利双收。
宋江征方腊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著名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最后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
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最好。
古老的“做局”艺术
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几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街头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
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那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最后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没准还在嘲笑那人：“又骗了个傻蛋。”
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
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绝对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注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
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
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汗药的，伤了自尊。最后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一点点减少到最低。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
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着了道，被诬为持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回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