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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已非吴下阿蒙
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是成就了小马哥。使他亦步亦趋走向政治家之途。但在在下看来，最大的收获者，可能还是阿扁。阿扁之志不在台北也。阿扁是少有大志的。人家是志在总统呢。但是阿扁这次如果胜选了，他底挫折，必然会拖到下一次去发生。阿扁啊！这次塞翁失马，安知非尔之福？阅报知阿扁检讨败选的原因说是‘与外省人没有沟通好’。话是说对了，但是只对了一半。须知，‘本省人’如果全投阿扁的票，阿扁还是会当选的。这次投票何以还有那么多的本省人，不投本省籍的阿扁呢？这就是因为台北今日已不是台独人士心目中的‘台湾城市’了。台北今日已是个享誉世界的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台北人早已不是只知在街头打人的、台独心目中那种‘褊狭’的吴下阿蒙了。
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瞧不起英国人，他认为久居小岛之上的英国人，心胸褊狭，目光如豆。所以他对英国人嗤之以鼻，说英国只是个‘小商贩的国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在十八世纪初年，路易十四时代的英国人确实如此。可是时至十九世纪，英国人走遍世界，见多识广，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商人’了。而拿翁时变而头脑不变，还以为伦敦人是吴下阿蒙，掉以轻心，他就被英国人活捉去了。
总之，大陆上一般五十以上的人，都还在老的酱缸中挣扎，形势比人强，亦不得已也。我们只有耐性等着吧。生在文化边缘和疆土边缘的小政客们，动不动就不要做‘中国人’。我甚至有一些个人感情极好的‘本省藉’朋友们告诉我：当年从大陆迁往台湾的移民，全是男性。清政府不许女人过海，所以他们底祖先讨的妻子，全是原住民，所以他们早就和大陆上的汉人不是一族了，‘不信’：他说，‘您摸摸我们的皮肤就是不一样’，所以台湾应该独立。其实汉民族（孙中山把它早就改名叫‘中华民族’），原是个多民族的大熔炉（Multi…racial Melting Pot），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精通蛮文的李太白，就不是个，事实并不存在的‘纯汉族’。在近现代史上敢于顶撞毛泽东的大‘脊梁’梁漱溟先生，就是个蒙族。孙中山先生早年也做了美国人，拿了美国护照，最后还不是做了国民党的总理、中华民国的国父。阿扁兄，搞政治为什么不搞大一点？在个小岛上走钢索，最后来做个殉岛烈士，智者不取也。
是谁搞垮了袁世凯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趁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的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前篇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这一失足，他自已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邱吉尔在打了二次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底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覆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覆无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袁世凯语）；‘选举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毛泽东语）；‘民主专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胡锦涛语）；…‥还有举不尽的语录，和不够资格叫语录的语录呢。但是这些‘反覆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或‘权力滑坡、独裁专制、逐代递减’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吾人在世纪之末观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巅，俯视三峡之中千帆齐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蒋总统、毛主席、邓上皇、胡总书记耀邦、赵总书记紫阳、江总书记泽民、李总统登辉，乃至最近以香槟浇头的小马哥，强颜欢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乱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涡，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对削壁险滩，波翻浪滚，生命交关，何由得见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历史的人却不能忽略。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交代，现在还是先谈谈袁皇帝的后遗症：
从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产制度
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全族可就跟着吃苦了。
笔者不学，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说过。我们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文官制，不是个‘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与它同时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却是个‘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个‘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长至两千年之久，而没有消灭。
这个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处呢？再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我国自秦皇汉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为用，使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进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大的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问题。而长期稳定的关键则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继承制。解决这个问题，智慧加机运，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帝王传子制’（注意不传女），它能够一传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纰漏。这是在历史上打破金氏纪录的政治制度，为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也。
汉初诸吕之乱时，顾命诸大臣，咬定了一个‘非刘不王’的原则，并声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问当时诸大臣对刘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他们为的是奠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为万民造福也。我国古代本有所谓‘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是他们知道传贤，牛皮而已。传子才是个‘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断的改进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个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方面败下阵去的。罗马帝国晚年出了三十个皇帝，就有二十九个被杀掉。朋友，将货比货，你能说我们中华帝国所行的不是个‘较好的制度’？
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第二个大问题，便是闹分裂，搞藩镇跋扈，军阀盘据。我国最早的帝国政治家，对此也有最适当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无形。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汉宋明清一传数百年，都未发生太大的问题。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动乱若斯，有没有军阀横行呢？你说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国里的草根老百姓，总得有个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恶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区生活。这一点在我们传统帝国里的正常状态之下，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中西两文化在十六七世纪初次接触时，康熙乾隆的中国。双方是各有短长也。不幸在十九世纪之末，在双方较劲之下，我们败下阵来，破了产，社会文化、政经制度，就被迫转型了。在转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旧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没个标准可循，旧社会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凯）就晕头转向，莫知所适，不得已就只有乞灵祖宗，反动回头革命阵营出身的政客（像毛泽东），就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而胡作非为了。
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
关于毛主席的成败与功过，到时再说。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初生之犊。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寄呈绍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污篇幅，则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北美洲）
【附录】汉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载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庆版‘中央日报。扫荡报’‘学海副刊’（一）汉制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说来，总以为我国在君主时代，便完全为君主专制一般大权都操诸君主一人。国政之良窳全视君主一人之贤愚以为断，人民无丝毫治权然历观我国史实则殊有不尽然者。
我国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战国时代的孟子便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居统治阶级的赵威后亦说：‘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为本位。至二千年来的专制时代，虽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状态下的君主，总不敢过分专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国家’的统治观念，在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并未被过分滥用。一般君主治国均能正常地保持着制度精神，且我国历来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试一观汉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我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统一海内，大规模地废封建置郡县后始正式确立。然嬴秦祚短，规模粗具遂遭覆灭，而汉人承之，截长补短，地方政治之规模乃大备焉。
汉人既奠定了实两级的地方政治制度，流变至今日的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犹未脱其范畴。故汉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称为中国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一仔细研究汉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创制立法之美与夫用意之深长，至今日犹有其独特之价值而汉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为特色。较之二十世纪最新的民主制度犹未多让焉。（二）郡县乡亭里的地方五级制
汉代之地方政治为实两级制。地方之政治单位为县；而县内最小之社会细胞为‘里’──人民聚居之村落也。十里曰‘亭’，亭有长。凡民年五十六以上无役归田里者，斯可为亭长；是时一亭内人民之领袖也。故亭之制实为汉代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办公处设有亭卒二人，其一专司亭办公处内之杂事，如司管钥启闭门户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维持治安缉捕盗贼者，曰‘求盗’。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长有权，可持‘三尺板’（委任状）捕盗。亭内设有‘五兵’，由亭长于农暇时课人民习武事。亭内附设有‘公舍’。凡政府官员过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长理之，与人民无涉。此在交通不便的专制时代，实为必需。故亭之制度实为汉代地方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负有维持一亭社会福利之实际责任。
十亭曰‘乡’。乡民中举年高德诏能率民为善者一人为‘乡三老’职掌一乡之教化。另举‘乡啬夫’一人，掌听讼事，收赋税。另举‘游徼’一人，习入民以五兵，并主徼巡防盗贼。是盖真有实力，转司捕盗，而与亭内之‘求盗’之仅为维持治安者异矣。是三者所司规模较大，故设于乡之下。是皆由乡民推举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乡官’。是乡官皆出诸民选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单位则为‘县’，有万户以上之大县长官曰‘县令’，减万户者曰‘县长’。令之秩（级别）自千石至六百石县长之秩则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为政府命官。属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职。统属于县令长。其外复按县中户口之多寡，举民之年高德劭者，自‘乡三老’中选出‘县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员（今曰委员）若干人。所谓：‘孝悌明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三老众民之师也。’换言之，即是选县中年高德劭负有物望者，参议县政。县中丞尉虽亦为有秩之官吏，然与县三老等立于同等地位分庭抗礼既可以事相教，参议县政得失，复可消极地监督政府。是为一县之组织。
而县直属于郡。县令长向郡太守直接负责。各郡所属县多寡不等，颇似今日之行省，所辖区域至广。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设官分职亦模拟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军政财大权，操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负责。太守专政一方，权至大，体制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与否关系至大，以故西汉的中兴令主孝宣皇帝曾有‘与朕共治天下者，其为良二千石乎’之言。汉制太守人选须由丞相择人推荐，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时，须由天子召见，‘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为治之原则。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制。太守专治一郡，则于岁末派遣‘计偕’至京师上‘计簿’（政治报告书）于两府──丞相府与御史府──述职。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财政收支报告之‘见钱簿’于大司农。故郡太守与中央政府之间维持密切联络，所谓‘堂陛之间不甚阔绝也’。
太守属官计有‘郡丞’一人，总管百僚，首领诸吏。举凡太守属官之愚贤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课其殿最。然太守府组织至为庞大。因之其中属员之贤愚功罪勤惰之考绩，则另置‘功曹’一人专司之，是为专察太守府内之属官者。至于属县之政治得失，县令长之贤愚勤惰，则别由‘督邮’察之。督邮承郡太守命不时巡行，专察属县的吏治得失。
【作者加注：三国演义上有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那是刘备在做安喜县的县尉，代理县长，督邮来找他麻烦。张飞火了，乃把督邮绑起来，揍他一顿。然后兄弟三人弃官而去。诗人陶渊明做县长，督邮来视察。陶县长礼应穿官服，束带，向督邮鞠躬，陶县长不干，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所以也丢带弃官而去。毛泽东讥笑老陶是个‘大官做不到，小官不愿做’的臭老九。这个被陶老九所鄙视的乡里小儿就是督邮。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叫‘督察’共产党时代叫‘视察’，他们都是到下级政府去作威作福，大吃大喝还说什么鸟不吃白不吃。笔者青年期也曾在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做小吏，几乎官拜督邮。这些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