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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