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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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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据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一九二五?三─)

  三、奉军郭松龄倒戈失败(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一九二五?三─十一)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一九二六?四─)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一九二六?五─)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十二─)

  八、革命军宁汉分烈,清党分共(一九二七?三─七)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七?六?十八)

  十、庄冯阎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六)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

  十二、张学良易帜(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一九二七年之中国’

  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辇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茨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ti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遇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并几乎把个小共产叫邓小平的也给宰了。…那时邓公还在‘永不悔改’阶段。美国的那些小共产们,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一九二七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

  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杜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一九九四、十、三十于北美洲

  四个小圆圈。十二年大混战

  什么叫做‘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作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海军和八十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一九九四)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七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鹊巢鸩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之战’。一九二○年八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一九一二─一三)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一九一三─一五)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冶国(一九一四。七─)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一─五)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三二)

  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衣索匹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们,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长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二○)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广州桂系排孙(一九一八。五)五、‘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一九。五)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一九二○。七)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还没有解决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为著「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柢,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钜着,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政学系探源 
 

  (一)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 ”,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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