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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材，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士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打走了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的变化是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位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掌权落道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一位以枪杆起家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的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他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都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内阁总理王正廷和黄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报人陈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网罗之列。
（六）
不过精敏如蒋氏者，他对前来投奔的高级人员亦有其取舍的标准。第一，那时反蒋的人都骂他是‘新军阀’、‘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贻人口实。他选择高级幕僚总要多少有点光荣的革命历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乱用。第二，蒋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经验有干才，能‘治国用兵’的人。真脓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贞’分子，在党内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产派、西山派、汪胡派，蒋均敬而远之，存有戒心，绝不让其襄赞枢机。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无路的亡命者。他们除依附蒋氏以取富贵之外；别处是投奔无门的。蒋氏盛衰也就决定他们的荣辱。只有如此，他们才会死心踏地为蒋效命。
数数这四重资格，则政学系诸公不禁捋须微笑，有舍我其谁之概了。
据当时的可靠消息，首先动这念头的便是政学系中最长于策划的杨永泰（畅卿），以畅卿之才华，恐怕在国民党左右派中鲜有其匹。论经验，他从旧国会到广东省长的经历，可说是内为宰辅，外为封疆皆能‘胜任愉快’。北伐初期总司令部内那批革命同志有几个能和畅卿比呢？若论恩怨，蒋氏资望太浅，北伐之前，他在党内尚不够资格与政学系结怨。至于说政学系曾‘倒’过‘总理’，究与姓蒋的何干呢？再从政学系的观点来看，这时只有蒋氏才可做他们的救命恩人。在当时革命空气之下，‘政学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反动派’代名词；纵使‘反动’的西山派得志，‘政学系’也断无死灰复燃之理。因此在国民党之下除依附蒋氏一人之外，‘政学系’诸公断然无路可走。就在这种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学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过政学系在当时究竟是革命党人一致公认‘反动派’，他们树大招风，蒋氏在宁汉分立之前还不敢公开‘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宾的并不是政学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学系巨擘当当随员，跑跑文书的张群（岳军）。张氏是早期留学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蒋公本人的军事教育事实上尚未达到进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谓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隶二十三师，虽未作战，也算是有汗马功劳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称帝，岳军亦南下从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赞教育总长黄郛。经验和训练皆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很难找到的。加以岳军人情练达，对政学系尤有渊源，而当时又名不见经传，别人笑骂无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作了蒋氏朝夕咨询的智囊。随着武汉方面反蒋空气之加浓，张氏在总司令部内的重量亦随之增加。从此便做了蒋与政学系之间的第一剂二氧化锰。
（七）
当民国十五年底蒋氏与徐谦（季龙）因迁都问题快要闹翻之时，蒋之唯一顾虑便是武汉方面的经济‘杯葛’。对蒋氏来说，前有大敌，后无粮草，内有反侧，必然是死路一条。就在这生死关头，政学系在新的政盘上，便赌下了第一注，使蒋氏能丢掉武汉那几架印‘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机而自立，而游刃有余。接着那自称与政学系无关而被政学系奉为神明的黄郛（膺白）被礼聘南来。（膺白非政学系的成员，因渠未尝入国会，而政学系则原为国会内的政团。）膺白在微时原与蒋总司令（原名志清）有金兰之雅。嗣黄氏北上直步青云，两任总长，最后竟贵为临时宰相，作摄理内阁总理；而蒋则因为交易所倒帐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无实权的上校参谋。孰知两年之内乾坤倒转，膺白却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宾。
膺白最初应聘抵赣时，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几次讲演，真是阖座倾服。黄是位风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其名字是时常与黄克强、宋渔夫并列的。嗣后周游列国，贵为宰辅，文名又藉盛一时，交游又是蔡孑民、梁启超一流的名士，以这种人屈尊来向南昌总司令部内一批乳臭未干，平时只知喊喊口号，放放排枪的‘同志’来两篇讲演，那自然难怪顽石点头了。以黄膺白这样有过全国政局经验的人，此时向阿第总司令来借箸一筹，自然使这位新贵人茅塞顿开，而觉其左右都黯然无光了。就是这样，政学系便在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个屹立不动的桥头堡了。
不过黄膺白还有几分才子的傲骨，对阿弟看不顺眼时还要拿出作‘王者师’的派头教训几句。加以黄氏还有几分书生气，在政治上也曾过过瘾，对党团政治亦不太热衷，因而他不愿加入国民党，以故终黄之世，他终始只以‘客卿’身分参政，不算正式介入。至于由黄的推毂而投入国民党做官的杨畅卿的作风便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膺白算是国民党主人的‘客’；畅卿就要算‘奴’了。
（八）
畅卿作蒋氏的幕外之宾似早在民国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蒋的谋主则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军统一全国之后。这时蒋主席正苦于二、三、四，三个集团军的尾大不掉，和东北张学良归顺的有名无实，在他亲信之间无策可献之时，畅卿因缘于黄膺白与王正廷和蒋的关系，乃献上一策。据说此策颇受蒋的重视，而这一条陈则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曰，‘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者便是在几个非嫡系的集团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为一个有系统的‘藩镇’，然后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统一。根据此一原则，因而有民国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销‘政治分会’和召开‘编遣会议’的新方案。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不但中央系统的税收要完全收归中央直辖，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与民争利’。夫如此，则大一统帝国始可重视于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权’与‘分权’论战之中得不到解决，‘编遣会议’又无形流产之时，畅卿的条陈便更形具体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来，其关键不在‘处士横议’，而在‘藩镇跋扈’。对症下药，畅卿因而写一篇传诵一时，而却能不朽的‘削藩论’来。这篇‘削藩论’的主旨便是：‘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第三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第四集团；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这是一条极为毒辣的‘妙计’，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试看第二集团冯玉祥原是好强人所难的怪物。御下之严，甚于张飞。但是他部下的韩复矩、石友三，在本质都是极易腐化的军阀。他们恨不得早日脱离冯氏，大家好过一个军阀讨小老婆、抽大烟的舒服生活。加以冯氏的军多粮少，地盘荒僻，中央如以经济方法限制其发展，到适当时机再以几颗银弹打向冯氏的几个军阀部下，便可把老冯瓦解，斯之谓经济解决。
阎锡山是个标准山西票号商人，章太炎所谓‘劣绅’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盘，却没有‘一掷百万’的魄力，在国内以政治方法孤立阎老西，甚或设计使其与冯、张争利而火拚，实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团的李、白，兵精将勇，剽悍善战。他们所将的都是广西山洞里带出的‘子弟兵’，收买、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们人数有限，加以李、白皆为将有余，为相不足。搞全国政治的眼光和气魄都不能和他们的军事天才相配合。他们对讲广西话的人虽然抱得如铁桶般的紧，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连鲁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们的心理来蛮干──‘包围而歼灭之’，是谓之军事解决！
至于以外交方式对付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尚拥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问鼎，虽嫌不足，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可小视；如果他取得红、白两造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对付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查抄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东北具有领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妥协；苏联可就难说了。万一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未定的小张一旦思想前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死后，得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转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流亡无归的中共人员如刘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安枕，则东北自然就范了。
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础’，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础’。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国民党此时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究竟比抽鸦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气些。畅卿本人就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众’和‘干部’也难免是和他一样的‘旧官僚’。畅卿的见识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地方政权，因而也组织了干部企图包办省级地方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占。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生活发生问题，而招致政敌的反击。
但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打击政敌。他们知道，大家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据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领袖’，相反的却投向政敌。结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领袖的票。这一毒计竟使本性多疑的‘领袖’，对政学系的政敌采取抑制的措施；政学系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