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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带着饥饿和疲劳取得胜利，说明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第六章 硬拼受挫（1）
——百丈关损兵之谜
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击溃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也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已经一个多月。北上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大捷；而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标没能实现，被迫西进。
“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于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后来又到川陕根据地，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们出于对党的信任，一度对这位“张主席”也有迷信。尤其是基层指战员不知道红军指挥部已经掌握了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的技术，把他说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南下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组成。他们再过草地，在川西高山峡谷间向南穿行。
红军战士虽然两过草地，体力疲惫，时至深秋还穿着夏装和草鞋，但战斗热情不减，取得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胜利，甚至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战果。
但同时，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红军占领的地区人口很少、物产贫乏，也来不及进行根据地建设。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还有一个错觉：四川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个击破。
张国焘鼓动南下的时候，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11月13日，南下红军一举攻占名山县城和百丈镇，逼近了川西平原的门户——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红军进至此地，就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逼近富饶的川西平原。此前对追击红军比较消极的四川军阀见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立即集中80个团反扑，红军在仓促间与敌展开了一场决战。
红军以15个团硬拼敌人80个团
百丈关一带属于小丘陵，地势开阔，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的红军。红军进至百丈关的前几天进展顺利，但自11月18日起遇川军和中央军一部反扑，战局迅速发生逆转。
11月19日，敌军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向红军发起进攻，揭开了百丈关决战的序幕。
此时的川军刚刚整编不久，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整编之后，川军中的军官多是从峨眉军官训练团下来的少壮派。蒋介石仿照红军的做法，向川军各部队中派去了政工人员。加上刘湘又亲自坐镇，下了死命令：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
红军亭，石碑上“红军亭”三字为徐向前元帅所题。百丈关大战时，徐向前曾亲临此地指挥作战
以往作战中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川军，这时突然变成了“硬骨头”。而红军指战员尽管连续作战，非常疲惫，但仍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豪气干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百丈附近的水沟、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
由于双方采取密集队形交战，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轮番出动的空军，给红军造成不小伤亡。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提醒部队要注意防空，但由于缺乏防空武器和受地形限制，收效甚微。红军在天全突破川军防线，正欲乘胜追击时，即遭敌机密集轰炸，伤亡300人，攻势被迫停顿。
战至11月21日，红军已经筋疲力尽，而川军却利用熟悉地形、运输方便的优势，反攻势头不减，中央军薛岳部也乘机在南部投入战场。红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和东出都已经不太可能。红四方面总指挥部决定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线扼险防守。
红军估计不足
百丈关之战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大规模战役，经过七天七夜苦战，红军毙伤敌15万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由于未达成歼灭战，缴获少而损耗大，结果却对红军十分不利。
百丈关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四方面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再一次用血的代价证明了战略和路线的重要性，战略和方向错了，即使局部取得若干胜利，仍难挽救整体上的颓势。
导致红四方面军失利的原因还有许多。富庶的川西平原是四川军阀的命脉，红军向此前进便威胁其老巢，过去派系众多且互不协同的川军各部破天荒地抱成一团。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将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师（模范师）和范绍增师调到前线，亲自督战与红军硬拼，蒋介石也把中央军薛岳部和部分空军调来助战。
红军事先对这一敌情估计不足，情报不明，决策失误，参加百丈关之战的兵力只有15个团，却硬拼川军80个团，事先过于轻敌。发现敌强我弱之后，指挥部没有及时下令撤退，连续多日苦战，直到损失惨重。
南下路断；部队由8万人减到4万余人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在巴西单独北上的时候，曾经遇到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带人赶来拦阻。毛泽东当时对不明真相的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员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要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另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这两句话都应验了。
战后，红四方面军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由于川军主力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等部从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御，防线仍不断被突破。
南下之路不通，退往川康边的四方面军处境更为困难。此地为汉、藏杂居区，严冬到来后部队棉衣和粮食供应困难，又难以大量补充兵员。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大雪山西行，向甘孜方向的康区转移。
经过几个月的南下作战，红四方面军由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受形势发展所困，最终同二、四方面军联合北上。
【点评】损失重大未达目标
百丈关折兵，红四方面军损失的兵力仅次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湘江之战。湘江之战损失虽然惨重，但中央红军通过湘江封锁线的战役目标毕竟实现；百丈关之战却未能实现进入成都平原的目标。
这一仗非张国焘直接指挥，却与张国焘的路线直接相关。此役是南下红军攻防的转折之战，也是红四方面军从南下到北上的转折之战。
第七章 立足陕北（1）
——直罗镇红军奠基战之谜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可是，在陕北建立大本营谈何容易？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便有了直罗镇战役——堪称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之战。
党中央带来两份“大礼”
党中央为了西北根据地更稳固，带来了两份“大礼”。
一份礼物是对内“平冤狱”。前一时期陕甘苏区刚刚进行了错误的“肃反”，根据地创始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人被关押，危在旦夕。毛泽东提出“刀下留人”，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由老成持重的董必武等人主持，并于11月5日派王首道等人星夜赶赴瓦窑堡，代表中央接管了“肃反”的执行机构——中共西北保卫局，当日下午便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陕北红军首领。
另一份礼物就是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甘泉县的下寺湾召开会议，确定了西北苏区发展总方针：向南作战和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围剿”，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从此拧成一股绳。
在会上，有人认为，打破围剿至少要用1935年的整个冬季，因为前不久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刚刚进行了“切尾巴”战斗，由彭德怀指挥击溃了尾追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2000余人，战士们太疲劳。毛泽东却认为兵贵神速，应该在本月打破围剿，不给敌人构筑碉堡的足够时间。
下寺湾会议之后，党中央兵分两路，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前往南线准备作战；另一路由张闻天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11月5日，红一军团在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整编之后共同开赴富县东村，做好伏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此时，担任国民党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是张学良，主力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由关外撤进关内，充当了内战的炮盔。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对蒋介石“驱虎吞狼”的计策有所察觉，但一来上命难违，军火军饷仍需国民政府供给，二来毕竟有着旧军阀的本性，一时难改敌视和轻视红军的态度。
东北军在10月末就做了部署，准备以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东西对进，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整编之后的红军主力只有11万余人，战斗胜负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的政治态度。
战前做“局”，直罗镇坚固墙垣被红军拆毁
党中央早有与东北军等联合抗日之心，但不给仍在坚持“剿共”的东北军一个深刻教训，就没有资本与其进行谈判。于是，毛泽东在直罗镇大战开始之前，就在作战命令中指出：“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
毛泽东要求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形同锁钥，为敌我必争之地。红军的作战意图是将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打。为了攻坚时减少伤亡，节省弹药，在撤出直罗镇之前徐海东等人命令战士将镇内的坚固墙垣大部拆毁。
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方面军机枪连
11月20日下午，西路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分三路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天晚间，红军主力突然将直罗镇包围。
敌师长待援无望战败自杀
21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北方向对敌发起猛攻。镇内敌军从睡梦中惊醒，立即组织突围，却在红军严密包围下冲不出去。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红军针对东北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喊话要他们不要为国民党打内战。
该师许多士兵和军官曾做过红军的俘虏，知道红军的优待政策，同时被战场喊话打动了心，纷纷瓦解。战至中午，敌大部投降，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个小寨内，固守待援。
这个小寨虽经红军事先拆毁，但敌人又连夜加固，加之地形复杂，红军缺乏重武器，因此攻击未得手。周恩来来到前线，了解到寨内既无粮更无水，决定围而不攻，在敌人逃跑时歼灭。
自被围始，牛元峰就拼命求援。22日上午，敌董英斌部增援的106师还没有到达直罗镇便被红军击溃，并被乘胜追击的红军在黑水寺地区歼灭了一个整团。牛元峰见援兵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红十五军团发现后立即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在直罗镇西南的一座山上，牛元峰战败自杀。敌人其余三个师也停止进攻，退守防地，陕北苏区从此进入了一个安定的局面。
张学良战后受到巨大震动
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袂作战，共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美中不足的是，此役中牺牲了红军著名将领、原红八军团政委、中共中央委员黄甦。
毛泽东评价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战役期间，毛泽东亲临北山吴家台北端的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和徐海东等还在战场附近跑遍了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战斗打响后又尽量靠前指挥，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士气。
直罗镇战役旧址
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见到了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询问了部队伤亡的情况，要求徐海东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
徐海东汇报说部队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留下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徐海东向这些人宣读毛泽东的决定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祝捷大会之后，刘亚楼、张云逸带领中央红军的一个剧团到红十五军团慰问演出，红十五军团也派出高级干部到中央红军参观学习，两军相处非常融洽。
东北军惨败令张学良大感震惊。他回忆说，我是带过兵的人，知道长途跋涉后的部队是什么样子。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可见这支军队不得了。东北军在“剿共”中损失三个师后，蒋介石非常失望，趁机撤销了这些部队番号以减少供给。
红军在战后释放了俘虏，交还了武器。不久，东北军与红军秘密实行停战，逐渐接受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
【点评】四大胜因站稳脚跟
11月30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召开的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从四个方面概括了胜利的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是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
直罗镇战役和肃反扩大化这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以解决，党中央才真正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第五部分 破解险阻之谜
第一章 化害为利（1）
——红军渡河之谜
红军长征经过的艰难险阻，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为设置和大自然本身所固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人为障碍，自然界的险阻可分为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气候、疾病等几类。
在万里征途中，姑且不论国民党军占有地利、装备和人数绝对优势的追剿部队，即使是大自然摆在路途之上的艰难险阻，也不是一般军队所能轻易克服的。
长征中的红军首先遇到的大自然的险阻，就是江河。史册上也就此留下了亿万人耳熟能详的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
乌江：隆冬大雪严寒，竹筏赤膊强渡
1934年10月中旬，86万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突围西进，“长征第一渡”便是过于都河。这条河不宽，又有红军工兵架桥，且属苏区边缘地带，渡河时未发生战事。红军渡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即开始进行激烈战斗。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之战中，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其原因固然很多，不过湘江的江面宽，利于国民党飞机扫射封锁和投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未达成在湘江聚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但当他得知红军入贵州的消息之后，又高兴了。那里有穷山、恶水和大量吸毒之民，这些都不利于红军。
中央红军入黔后，遇到的第一条江河是乌江。贵州险路难行，素称天险的乌江横在中间阻隔。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