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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点评】独立行动策应全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虽不属于三大主力，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该部作为在长江以北独当一面的战略力量，以自己的远征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且还在征途中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特别可贵之处，又在于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长征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第四章 声东击西（1）
——红二、六军团“不蚀本”的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年以后，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也走上了长征之路。这支部队出发时有17万人，全部轻装，没有什么拖累，行动便捷。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在风雨交加的11月20日夜间突破国民党湖南军和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直插湘中，一夜间便走出百里开外。令人称奇的是，指挥全军行动的任弼时、贺龙等人的计划是率全军向西建立新根据地，长征开始时却向东南走，名副其实是“声东击西”。
红二、六军团（后组建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为什么一开始就采取这种奇特方式呢？
陈诚被红军彻底耍了
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红二、六两个军团，自1934年10月会师后就由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共同作战。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们主要在湘西地区牵制湖南军阀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同时也在以贺龙的家乡桑植县为中心的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秋，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根据地和最大的主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此时，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指挥各路国民党军的宜昌行辕主任、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认为，这支红军面对围攻肯定会像中央红军那样向西“流窜”，于是将主力集中在湘黔边界，并大力构筑碉堡，张网以待。
此时，红二、六军团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新开辟的根据地内部又盘踞着很多土匪和土豪武装，还缺少粮、盐、布，很难继续坚持。贺龙在刘家坪召开的长征动员大会上说：“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哪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中央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任弼时（左）为主席，萧克（中）、王震（右）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征
在突围之前，中央代表任弼时召开会议，着重征求贺龙的意见。在湘西作战多年的贺龙熟悉当地的一山一水，也深知敌情，他提议先到湘中，可补充物资并威胁长沙，待敌人调兵追到湘中，再抛开追敌转入贵州建立根据地。到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这个主意正好出敌意料之外。湘中虽是湖南军阀老巢，却守兵不多，此举正可避实击虚。
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快速前进突破沅江、资水封锁线，连占湘中的辰溪、浦市等地和著名的锡矿山。当地物产丰富，人口多，红军不仅筹到几十万银元，还动员了5000余名矿工和农民参军。指挥“围剿”的陈诚受到蒋介石怒斥，马上调动近百个团向湘中扑来。任弼时、贺龙见调动敌军和补充服装、钱款的目标已实现，马上转兵向西，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上一年中央红军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群众基础比较好。贺龙听说当地部分民众手中还有中央红军留下的苏维埃币，在国民党统治下无法使用且有危险，便决定用银元一兑一全部收回。供给部长说，银元全是从湘中用骡子千辛万苦驮来的，这样兑换出去太心疼。贺龙却坚定地说：“全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员，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中央红军留下的钱币我们要管！”这一兑换行动，更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黔西的威信，群众拥军参军非常踊跃。
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贵州大定县城合影
看到红军在黔西落脚，国民党军马上集中了十几万人，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顾祝同统一指挥前来围攻。为避开强敌，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入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由于红二、六军团此前长期在湘西转战擅长爬山，在这里与敌周旋自如，国民党军却疲惫不堪且总追不上。经过乌蒙山中一个月的“回旋战”，红二、六军团又以隐蔽奔袭的方式在敌夹缝中跳出了包围圈。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经过研究认为，北进会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要求，马上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为了顺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人又决定虚晃一枪直奔滇东。“云南王”龙云鉴于去年蒋介石追击中央红军时，顺路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教训，拒不让国民党中央军深入云南。红军以急行军逼近昆明郊区，夜间发射的信号弹映亮了城墙，城中许多官绅惊恐地发出“天将亡我”的悲呼哀号。龙云急忙调滇军主力到昆明保驾，还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卫。红二、六军团调敌成功，马上转向滇西北的金沙江边，经过四天三夜不停地摆渡，全军18万人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天险。当滇军孙渡纵队赶到江边的石鼓镇时，看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标语——“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过雪山后却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虽将十几万敌军甩开，却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当时部队没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军经验。爬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时，指战员们只好打开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二、六军团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这段艰难行军中，筹粮极其困难，部队因缺粮饥饿减员的数量不少，过雪山时也付出很大牺牲。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的总结称：“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红二军团六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不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还保留了14万人。
甘孜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二方面军成立后，其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行军，部队通过茫茫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八座县城，准备同陕甘苏区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而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贺龙后来说此刻出现了长征时最危险的局面。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和宁夏边界附近的将台堡会师。红二方面到达陕甘宁苏区时，还保留11万人。
【点评】灵活长征才不“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行军的路程为2万华里。不过在进行这一长征前，红六军团还担负过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路的任务，在会合二军团前行程也达5000里。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由于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军队多非主力，敌军内部的矛盾加剧等因素，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贺龙时称赞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后来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也称赞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
第五章 三过草地多艰辛（1）
——红四方面军长征之谜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强渡嘉陵江取得重大胜利，连续攻占了九座县城。前方传来捷报时，川陕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却在“收摊子”，包括大批妇女在内的军政人员都退出了根据地，而且向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西进行战略转移。1933年1月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10个月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减少到6万。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但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红四方面军西进途中，突破国民党川军三道封锁线。
图为红军与川军激战的地方——茂汶土门区的三元桥
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放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本来中央红军以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事领导和参谋人员到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发展，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后，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顺利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新棉衣，感受到了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二方面军，但艰苦程度毫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但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点评】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