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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了中央会议，在会上谴责了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因前线出事他提前离会，得知会议结果后表示“一切都高兴”。此后在长征途中，彭德怀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自己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恢复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粗中有细切掉“尾巴”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通过湘南汝城时，部队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打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这时正在前沿，他不顾危险赶去亲自执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红军过湘江时，红三军团负责阻击广西军从侧面实施的进攻，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渡口边几百米的一个祠堂里，指挥这场恶仗，部队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掩护中央机关过了江。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彭德怀非常细致，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打响后又靠前指挥。由于经常靠前指挥并认真勘察战场，使他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部队的
士气。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时年25岁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接到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语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军团长常饿肚子
彭德怀一向以生活简朴著称，对腐化和违纪者非常严厉，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却非常关心。红三军团教导队长孙毅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干粮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怀看有的人未分到，就会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与之分享，并说“见面分一半嘛！”警卫员抱怨说，军团长因此常饿肚子。
彭德怀在行军中只有一匹黑骡子，他平时不骑，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过雪山时空气稀薄，警卫通讯班长邱荣辉倒了下去，彭德怀马上让他骑上骡子。邱荣辉坚决不肯，于是彭德怀便喊：“抓住尾巴！”就这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拖过了雪山。
过草地时，周恩来、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怀断然命令：“抬！”他让迫击炮连丢掉一些装备，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由陈赓指挥，分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队就已断粮，彭德怀下令把军团部仅有的六匹牲口杀掉，饲养员坚决要求保留那头黑骡子，而他坚持杀了骡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让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全给了部队，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中跋涉，还指挥排队渡险情，用拉绳子的办法把陷进沼泽的指战员救出来。
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共产党。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第三部分 会议之迷
第一章 经受考验（1）
——长征路上“边走边议”之谜
翻开长征的史册，人们会看到中共中央在万里征途中召开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长征遗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会议旧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当年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远征二万里，沿途的一次次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线绕过了险滩，最终驶入通向胜利的正途。这些会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同时也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苏区不开会，毛泽东很难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起，便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以党内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从1921年至1927年间，党内就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长期隐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领导全国的白区地下党和苏区的红军。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领导人开会非常不易，中央会议明显减少。1931年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事件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恶化，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1933年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潜行进入江西瑞金。这样，当时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余的人都会集到了中央苏区。
尽管中央领导成员大都汇聚到瑞金，总负责人却缺乏民主作风，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就很少召开党中央会议。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又盲目听从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博古
遭受重大损失后逐渐转为集体决策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准备出发时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小会，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个人专断，导致战略决策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此后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机关陆续入城。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红军休整了半个月。
此时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他原先的豪华住宅人去楼空，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对遵义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开了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不过对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形成的决定，当事者的回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系统批判了前一时期错误的军事路线。朱德列举了此前领导的错误，认为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周恩来也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博古“让”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随部队继续行军，进入云南扎西境内后，在晚间宿营地连续开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博古不能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以主要精力指挥作战而不愿担任总负责一职。2月4日至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决定反攻遵义外，大家又议定博古将党的总负责职务正式交给张闻天。
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再占遵义的胜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摆脱了几十万追敌。
张闻天主持中央的具体事务后，遇到重大事务，不仅首先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注意召开会议集体商议。
毛泽东指挥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有些领导人对部队往来迂回多走路不理解。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半个月后红军抢夺泸定桥，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陈云到达上海后见难以活动，便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的情况。
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前来参加。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有意拖延。
为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然而红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接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长征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决定向那里进军。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作为总负责的张闻天征求到会者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到陕北落脚。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体现出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高度团结，不仅使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大发展和东征、西征的胜利，随后又迎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军长征。
【点评】民主决策经受考验
在长征途中，中央的会议大都在紧张行军中召开，一些被当事者称为“飞行会议”。因缺乏原始记录，回忆录中说法存在着某些差异。不过这些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却很明确，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回顾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体现出民主决策的极端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二章 转战贵州（1）
——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