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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亲政后，明朝接连对外用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用兵宁夏，军费耗银200万两。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鲜，帮助反击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首尾8年，军费用银700万两据《思庵实纪》所载：此次战争，明朝共耗费米54万石，金53万余两，银15万余两，帛39万余段。此依《明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万两银子。而这几次战争期间，紫禁城内发生了数起大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敛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动用那为数有限的内帑，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陈）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明史？陈增传》，卷305。
根据以上记载，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2）
诸多矿监税使中最残暴的是陈增、陈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征税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辽东地区。明代的辽东，“南当倭，北当虏”，为九边重镇之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明人称之为京师左臂。高淮打着钦差的旗号，在辽东无恶不作，以征税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据《辽东残档》反映，连七八十岁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对象。与高淮一同前往辽东的巡按御史何尔健，以亲身经历揭发高淮的具体罪恶如下：
今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东来，又携带姚安、李官二内相，各带挂搭无赖百人，违禁私渡边关，与淮各乘八人大轿，由前屯、宁远、广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宽奠、清河、叆阳、沈阳、辽阳等处，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即在广宁一处，除高淮打劫不计外，二内相诈董产银一百两；余有庆银一百两；徐继美银一百两，貂皮二副；荀朝阳银一百五十两，鞍辔一副；高铨银三百两；姜显谟人参四斤，貂皮四副，银钟盘四副，马二匹；傅元勋人参十斤，貂皮四副，金钟盘二副；钟鹤年人参十斤，银一百两；杨辉人参四斤，银二百两。其余三五十两，六七十两，难以计数。旬日之间，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辽人为之谣曰：“内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又曰：“皇天不睁眼，内相抹了脸，辽东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飞言偶语，匿名揭帖，遍满街衢。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校编：《按辽御珰疏稿》，72~73页，中州书画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征税，完全是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他在辽东地区“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弄得地方民怨沸腾，十年之间竟发生十次反对高淮的民变。高淮在辽东征税期间，任意干涉辽东军政，破坏辽东战守，辽东总兵马林不服，竟被高准弹劾罢免。他带领家丁300余人，金鼓震天，到处招摇，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给事中田大益、御史刘四科等多人上疏弹劾高淮挟兵潜住京师为数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闻不问。高淮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斥责高淮并无镇守之责，明神宗袒护高淮，公然扯谎说：“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传》，卷305。可见明神宗只要这些宦官们源源不断地向他进奉金银财宝就放行，根本不考虑其后果如何。
高淮在辽东拼命掳掠财富之日，正是满族崛起之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龙虎将军时，他已经统一了周围的建州各部，并把锋芒指向扈伦四部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高淮在辽东胡作非为的十年，努尔哈赤趁机迅速发展其势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兼并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灭亡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消灭了乌拉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用兵松花江、图们江和绥芬河地区的东海部，俘获了大批人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于苏子河和嘉哈河的东岸修筑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老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金国（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内容主要是：一、明朝无端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二、明朝以兵越界帮助叶赫部；三、掠夺财物，擅杀后金使者；四、以兵助叶赫，将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转嫁蒙古；五、向后金强索柴河、三岔河、抚安等处耕地，不准收割庄稼；六、偏向叶赫，派使臣侮辱后金；七、不准后金兼并哈达，对叶赫兼并哈达不闻不问。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8，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析“七大恨”，其中四条与叶赫部有关，其他三条是对建州本部的压迫。这说明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战争，既是反对明朝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实现满族统一的战争。努尔哈赤率兵两万，一举攻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不久又攻下清河城。抚顺和清河的失陷，给醉生梦死的明神宗以极大的震撼。明政府从全国各地拼凑了八万多军队，加上叶赫部和朝鲜援军，以杨镐为总指挥，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双方于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大败，文武将吏死300多人，士兵亡45 800余人。
萨尔浒战役是明清兴亡的关键一战。战后，努尔哈赤乘胜攻下开原、铁岭，兼并了叶赫部，从此成为崛起辽东，问鼎中原，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昏庸的明神宗于第二年死去，对明朝来说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太子朱常洛继位，仅一个月时间就因医疗事故猝死，是为光宗。光宗15岁的长子朱由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上皇帝，是为明熹宗。明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般迷恋金钱，但是明朝文武百官们很快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更加糟糕的皇帝，因为明熹宗把他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制造精美的木器上面。历史的确好与人们开玩笑，据载：
熹庙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能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50~251页。
明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锛凿之中，这就给大宦官魏忠贤以窃权的方便。魏忠贤本一无赖少年，整天在赌场鬼混，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自阉入宫，在宫中以结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飞黄腾达。明熹宗当上皇帝后，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都当上了锦衣卫千户。魏忠贤本不识字，但因客氏的关系竟被委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史称：“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们二人深受熹宗信任。魏忠贤很会弄权，他利用明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熹宗）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则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明史？魏忠贤传》，卷305。，这等于把国家大权完全交给了魏忠贤之辈。
魏忠贤窃国专权，遭到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揭露他犯有揽权营私、排斥异己、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24条大罪。疏中字字皆实，魏忠贤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辞职，而客氏在旁边巧妙地为他开脱。糊涂的明熹宗认为只有魏忠贤和客氏对己忠心耿耿，第二天传旨严厉斥责杨涟。魏忠贤从此更加猖狂，他与大学士顾秉谦等人狼狈为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先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不久又借故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严刑拷打，使其惨死狱中。《明史？杨涟、左光斗等传》，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贤大权独揽，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甘心受他摆布的宦官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简言之，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即甘当他的爪牙亦不以为耻。魏忠贤出行时，高车驷马，铙鼓鸣道，随从上万人，所过之处，文武百官们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3）
奸邪当道，社会危机必然加深。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在抵御来自辽东的后金进攻中，明朝连吃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全部被后金占领。次年，努尔哈赤又率兵攻下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由于明宁前参政袁崇焕率军顽强抵抗，八旗兵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这是明朝在辽东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然而前线指挥官袁崇焕不过升为佥都御史，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肃宁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极再次率八旗兵进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沉着应战，明军上下一心，使皇太极大挫而返，明朝称此役为“宁锦大捷”《明史？袁崇焕传》，卷259。事后论功封赏，明廷上下都把此功归于魏忠贤，文武加官晋爵者达数百人，连魏忠贤的重孙魏鹏翼都被封为安平伯，而袁崇焕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罢官还乡。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23岁，临终前还嘱咐大臣们说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明史？熹宗本纪》，卷22。熹宗荒淫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崇祯帝17岁登极，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刚一即位的确烧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第二，起用干练人才，如在辽东为抵御后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不久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也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三，勤于政事，提高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尤为令人感动。一次崇祯帝在便殿阅视章奏，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动，立即责问近侍味从何来，近侍回答称此是宫中旧方，他马上命令毁掉，不准进呈，并叹息：“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原来崇祯初立时，魏忠贤就想将其引向邪路，先是见皇帝勤于政事，急派小太监在殿角烧此香，使其欲心顿起，被发现，命去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故意向皇帝呈进最美的“国色”四人，崇祯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暂时留了下来，待入宫搜身，别无他物，只在带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触之，魂即为之所迷，号“迷魂香”，也被精明的崇祯帝发现并制止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闻香心动”。
因为崇祯帝有些作为胜于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长，时人及后人有的便觉得明朝不该亡在他的任上，或对他成为亡国之君，不得善终，深为惋惜。可是历史没有按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变，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明朝在崇祯帝时灭亡，绝非偶然，它也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即崇祯帝个人尚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决策上的失误。《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有吴殳撰写的《流贼亡明节目》，就崇祯一朝从开始到灭亡，以及在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的失误，罗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从内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为崇祯帝之失，如“好从也，恶出也，自圣也，欲速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1~6页。其实综合观之，都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有关系。明之亡，崇祯帝难辞其咎。向来流传一个说法，谓明之亡，与皇帝无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说，实不能成立，何况此说原本出于崇祯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缢之前仍坚持“皆诸臣之误朕”，即他登极之后，很快就把一些决策失误推到臣下头上。他的“自圣”达于极点。历史上评论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流贼传》，卷309。在这位专制的封建君主那里，他曾经一度反对过的弊政，在他那里没过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现。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祯帝）诛锄魏党之后，君明而将相无才，御寇无术。兼以贪懦成风，诞谩相习，封疆之外，以欺罔为故套；朝端之上，以调停为忠厚。赋敛屡加，黔黎涂炭，上下相蒙，养成顽钝之世界。以致烽烟万里，闾里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3页。
在与后金的争战上，崇祯帝也表现出绝非清太宗皇太极的对手。明显的失误是上当受骗，冤杀袁崇焕。在明末的将领中，袁崇焕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与战略家，“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失守后，熊廷弼、王化贞从前线逃归，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焕独“攘臂请行”，监军山海。他被任命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经略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到宁远，“内附军民，外饬边备”，把宁远城变成了关外重镇，“商贾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进一步收复已放弃的锦州、右屯等地，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辽西防线。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关外明军两次挫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进攻，粉碎了八旗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在明朝危难之际，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却因不阿附阉党魏忠贤，而被诬指“不救锦州为暮气”，先是论功行赏仅增一秩，随后又被罢官。崇祯即位，袁崇焕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很受重视。袁崇焕踌躇满志入都奏陈兵事，新君召见平台，问他战守方略，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又回答：“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以上所引，均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就当时明与后金的斗争来看，袁氏的策略无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报过，当然君臣两相知，没有秘密。岂料袁崇焕在实际行动中引起了麻烦，已同意和议的崇祯帝来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坚决反对和议的了。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这件事暴露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