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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作为华夏族的自己，与来自西域塔里木盆地一些地区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异族之间的差异，除了体质特征上的之外，还有一系列“文化”上的不同。这些“正史”中的记载，已经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尖顶帽、胡服以及深目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模样，是西域粟特人的体质特征的写照。他们屡屡出现在中国古代作家、艺人的作品中，在自汉至唐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了。
在敦煌驻足的这伙粟特人，似乎属于一个名叫“纳奈德巴尔”的富商，他可能垄断了中国与中亚的丝绸贸易。这里追述的这支商队，刚刚从中国内地收购到一批丝绸，正打算返回粟特去。在敦煌这个通往西域道路的最后一个绿洲，他们需要补充一些给养。
或许是听到了什么不利的消息，或者发生了什么不测——事隔一千七百年左右，我们也只能猜测。这支商队所携带的几封重要的书信，被遗失在——或者说被小心地隐藏在了烽燧废墟中了。
这几封书信，分别写在木简和纸张上，用粟特文字书写。其中，被编为第二号的书信，根据粟特文专家的解读，发现是一封写给上面提到的那位粟特巨商的，在信中，写信谦恭地称呼他为“爵爷”。写信人名叫纳奈凡达克，是这位巨商在中国的生意上的经理。
这封珍贵的古书信，在此有必要转述出来：
“向着尊贵的爵爷纳奈德巴尔的商行，一千次一万个祝福，他的奴仆纳奈凡达克屈膝叩拜，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般。他祝福爵爷万事如意，安乐无恙。愿爵爷心静身强，然后我方能永蒙恩泽。爵爷，安玛塔萨其在酒泉一切顺利；安萨其在姑藏也好。但是爵爷，自从一粟特人从内地来此，已有三年。不久，我为古地萨其准备行装，他一切都好。后来他去了淮阳，现无人从他处来。我告诉您这些去内地的粟特人之状况如何以及他们到达过哪些地方。爵爷，据传闻当朝天子因饥荒而逃离洛阳。其坚固的宫殿和城郭遭大火焚烧，宫殿烧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邺城亦不复存在。传闻后来匈奴人至此地，与汉人联合；后又攻占长安而治之，统治之地达及南阳与邺城。这些匈奴人不久以前还臣服于天子呢！爵爷，我们不知道是否其他汉人能够将匈奴人逐出长安，逐出中国。也不知道匈奴人是否能够从汉人那里争取更多的土地。言归正传，有一百多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他们远离家乡孤独在外。在〔……城〕有四十二人。您将会得到好处。但是，爵爷，自从我们失去了来自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毛毯）。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阻。当时我们卖掉了四件纺织品和毛毡，就我们而言，爵爷，我们希望金城到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期地得到维持，否则我们会寸步难行，我们将老而垂死。关于我们的一切，我还未把真情写（给爵爷），但是，爵爷，关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我若尽书其事，那会令人作呕，令人烦恼您从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爵爷，自从我派萨克拉克和法尔纳扎德去内地，已经过去了八年，得到他们的音讯，也是三年以前的事。他们干得很起劲。自从最后的灾难降临后，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再也无从知道。自从我派出一个名叫安提胡凡达克的人，已经过去四年。因为商队从姑藏启程，所以他们在第六个月才到达洛阳。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后来都破了产，并且全死于饥饿。我又派纳光去敦煌。后来他又出走，不久返回，现在他又离去，他向我告别过。他负债累累，但不久在蓟城被杀死，被抢掠一空。高贵的爵爷，我已为您收集到了成匹成捆的丝绸，这是归爵爷的。不久，德鲁瓦斯普凡达克接到了香料——共重八十四斯塔特。为此做了一份记录，但未写收条。您本应收到它的，但这恶棍将记录给烧了，不过我已查明共重多少斯塔特，而且德鲁瓦斯普凡达克应该记得，高贵的纳奈德巴尔爵爷也应该记得，应该承认这份记录。您可以重新算一次账，如果与账目相符，您将会本利双收，就此写一份（记录）证明信。爵爷还应发出这份证明信。如果您认为这很合情理，而（帐目）与（记录）不相符，那么您可以将（投入的本钱）拿走，将它交给您认为合适的另一个人。这些钱更应分离出来，因为，您知道我有一个儿子，如果时光迅速，如果他要出门，如果他长大成人，除了这些钱外，他得不到帮助。纳奈德巴尔爵爷是会尽力成全这件事的，得到的这笔钱财自身也会成倍地增值。那时，您对我来说就如同救命于大灾大难之中的神灵一般。当（儿子）塔胡西其凡达克年满娶妻之后，依然不让他离开您。遗产和分开的本钱也会因此为他增值。我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死亡和毁灭。如果需要粮食，您就从财产中拿走一千甚至二千斯塔特吧。又：我已派范拉兹马克去敦煌取三十二个麝香囊，这是为我自己搞到的，他将把这些麝香囊交给您，等他到后，将这些麝香囊分为五份，其中三份归塔西其凡达克，一份归毗达克，一份归您。此信写于cyrdsun王十三年trmych月。”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21节 丝绸之路（2）
信中提到的中国局势动乱、洛阳毁于大火、当朝天子逃亡的历史事件，孟凡人先生考证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动乱发生于西晋惠帝在位的时期，战乱长达十六年之久（公元291年～公元306年），从这封文书上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等活动，也直接地受到了影响。
与中国出口西域、中亚地区丝绸等物品同时，精明的粟特商人不失时机地将西域和中亚所盛产的毛纺织品以及香料等物舶入中国。由于农耕文明鄙视其它类型的文明，把它们看作是野蛮民族，再加上中原和南方地区缺乏毛皮类的原料和纺织技术，中国一直不擅长毛纺织品的生产，而且对此的需求也一直不大。
中国的内乱并不能够彻底阻断贸易。虽然像信中提到的那样，在洛阳和蓟城地区，冒险深入的粟特商人被打劫、杀害，但是依靠着一二个世纪（可能还更早）以来逐渐在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塔里木盆地——甚至在成都地区建立的中亚移民聚落的帮助，一支支像这样的商队不间断地往来于“丝绸之路”上。
在敦煌，肯定存在这样的据点。这也是吸引着中亚商旅停靠的原因之一。佛教早已为大家所熟悉了，早在此前一百余年，中原的皇帝和士大夫也已经了解到有关佛教的信息。除了佛祖的信仰之外，还有起源于波斯本土、后来传播到粟特人当中的信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拜火教）和摩尼创立的宗教——摩尼教（后来被中国人称作明教），都被这些艰苦卓绝的跋涉于沙漠山地之间的商旅们信奉为保护神。
敦煌前方的路途依然遥远，虽然，来自自然界的挑战加剧了，但是远离中原的战火，对商队来说也许还更安全一些。我们不知道这支驼队的命运最后如何，因为这些书信似乎是被有意识地掩藏了起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测，他们可能是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劫难，或者是惨死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了……
这样惨烈的事情在这条古道上不一定是司空见惯的。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局的动荡，可能使一些地方土匪猖獗，殃及到了商旅们的身上。
这支粟特商队的命运，在事隔一千七百多年后，已经难以知晓了。让我们假设，他们的灵魂最终安息在了故乡的土地，在这场可怕的劫难之后，凭借对祆神的信仰，在定居于敦煌的粟特同胞的帮助下，他们逃脱了厄运，踏上了西出阳关的旅途。
在玉门关没有遇到检查，这座大名鼎鼎的关城虽还完好，但因为中原局势的动荡，守卫的军人已经撤回了，所以只留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城堡，守关军人们使用过的陶碗之类的器皿还在。城堡的大门，在当年军人撤出时曾经封闭了起来，现在被往来的商队打开了。这昔日的关防，不啻是一座舒适的旅店，商旅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借宿。
粟特人在这里住宿了一晚，天一亮便启程了。前方还有更为险恶的路途在等待着呢。
接下来的路，大致上是沿着疏勒河流域通行。最初的几天，沿途还不断地有泉水可供饮用。在驼队的右侧，一条不很高大的山脉一直陪伴着他们。再往前行，便进入了令人敬畏的“白龙堆”。
在中国史书里，关于这片著名地形的记载，曾引起很多人的恐慌。这就是今天地貌学家所命名的“雅丹”地貌——风蚀地形。对于初次涉足的人来讲，它所造成的感官上和心灵上的震撼，的确是极其强烈的。不过，随着历练的增加，这种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
经过了“白龙堆”的艰难路段之后，再走几天终于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水草地。这是蒲昌海或盐泽（罗布泊古称）的北岸，海子还在很远的地方。草地对行旅来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但对于这伙老于旅途的商人来说，他们深知沼泽的危险，所以只挑选草地与北方山地之间的地带行走，这样可以保证水源和骆驼吃的饲草，也起到向导的作用。
终于看到了楼兰城，这是他们离开敦煌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有人的绿洲。屈指算来，已经十六七天过去了。
楼兰是座很大的城市，周长有三四里。它的城墙虽然有些残破，但是依然高大雄伟。城内外矗立的几座佛塔，成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从远处就可以看到了。
粟特人在楼兰停留了几天，一来是休整，补充一下给养，二来是与当地人交易。在城市里有很大的市场，经营从关中甚至成都等地买进的丝绸、铁器，还有本地和其它地方制造的木器、毛布、香料等物品。
此时距离西晋朝廷的内乱已经十多年了，原先设在城里的负责管理西域事务的西域长史府，也已经撤回了。居住在西南面的泥城的鄯善王统治着楼兰。城中的居民，除了本地人外，还有一些汉人以及少数的月氏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了。
对粟特商人来讲，前面的路途还很遥远。所以，他们尽量不去理会当地的事情，几天之后便又出发了。
在接下来的旅程，他们沿着海子西岸行走了一段，之后转入西南方向，十多天后抵达泥城。这是座更为繁华的城市，城池也比楼兰为大。城内城外伽蓝林立，香火旺盛。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两天，乘机卖掉了一些当地紧缺的货物，然后再购进一些本地的产品，像当地木匠制作的木器。这是鄯善一门发达的手工业。
未来的一个较为漫长的旅途，都是在鄯善的土地上进行了。这是个和平的国度，又值秋天适宜的季节，所以商人们大大地松了口气。回想一路上的遭遇，令人担忧的事，莫过于中原的战乱了。如果中原的朝廷垮台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内地的更大规模的战乱时代的来临。除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还会波及到原先他们可以进到丝绸等货物的产区，也将受到战火的蹂躏——这意味着今后生意的艰难，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发生的现实，去寻找新的货源……
他们计划停留的下一站，是位于鄯善国西部边境的一个叫做“凯度多”的地方，汉语里把它译成“精绝”。这是鄯善国内最为繁荣的地方之一，原先是一个不大的小邦，后来被东面的鄯善兼并了。
自泥到精绝的这一段路程，马行起来比较迅速，大约只需要七八天的时间；但驼队走起来就慢许多，一般来讲，需要走二十天左右才能到达。
鄯善王对精绝的治理比较高明，他主要靠任命当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委任他们以官职，负责管理本地的人民。国王还保留了直接派遣官吏检查税收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而且，他还下令全国的百姓，如果在地方上遇到司法或行政——包括日常民事上的纠纷等麻烦，可以直接上诉他本人来裁决、处置。
我们可以想象这支驼队走进精绝绿洲的情景：在大沙漠秋天的夕阳下，伴随着叮咚作响的驼铃，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缓缓地进入了这个巨大的聚落。他们在绿洲东面的沙丘上，已经看到了聚落中央的堵婆，还有在林海中闪现的一座座庭院，成群的羊在草丛中移动。炊烟袅袅地上升，在晴空中与阳光交织在了一起，构成了一幅绿洲黄昏的景观……
就在这支商队之前不久，可能是晋朝武帝（司马炎，公元265年～290年在位）统治的时期，天下仍然是太平的，百业兴旺的局面对中亚的商人们来说是最期待的事情。晋武帝统治的能力很强大，晋的势力一直达到了塔里木盆地。那时对于往来的商旅、使者，由政府发给一种“过所”，即来往边境地区的通行证，目的是起到保护和管理的作用。
有一位来自中亚大月氏国的人，姓支名柱，可能是月氏国的商人，往来于晋和月氏之间，经营丝绸贸易。他按照当时流行的入华外国人的习惯，用他祖国的汉译译音取作本人的姓氏，也就是“支”。他的名字可能是汉语，或许是听取了他在中原或河西一带的汉人朋友的主意，而顺着姓氏取了这么个名字。
支柱是个中年男人，年龄49岁，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这些特征都是在他的“过所”里记录下来的。在同时出土的其它几件“过所”文书中，还有关于“大目”、“有髭须”等的记录。这些描述很容易令人想象那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胡人”俑，还有史书里的记载，他们正是具有这种“深目高鼻”和“虬髯”的形象的。
有可能，在尼雅遗址保存下来的这种“过所”，是由当时设在楼兰城里的西晋西域长史（管理西域事务的军政长官）颁发的。因为在尼雅遗址出土的这种“过所”，都出土自同一间房屋的废墟中（斯坦因编号为N。V的第xv号房间），与一批属于西晋朝廷和凉州下发的公文一起出土。
那时，设在楼兰的代表西晋朝廷管理西域的长史府，采取汉文木简和纸张文书并行的方式向鄯善等地方下达命令。其中有一批文件是追捕罪犯的，下达到了位于西方的精绝。还有西晋皇帝颁布的诏书，经过一路的传达，也到达了尼雅。
支柱的模样不会引起从楼兰到精绝的当地人的奇怪，因为在楼兰的西域长史营中，就有一些出身“胡人”的士兵。从楼兰遗址故城出土的汉文文件，里面记录过一些“兵胡”，有姓支的，情况应该与支柱相同，大致上都可能是从中亚的大月氏来到中国的“胡人”，为中原的朝廷服务。
支柱在西域“南道”经行的时间，正是晋武帝司马炎统治的时期。他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史书上盛赞他的治下是“太康之治”。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西域重回中国的怀抱。最受益的就是往来于丝绸贸易路上的中亚商旅了。
支柱从楼兰出发，带着西域长史发给的通行证——“过所”，一路上风尘仆仆、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尼雅河。此时将都城设在今天的若羌到米兰河绿洲一带的鄯善国，已将其西部的几个河流绿洲兼并到了自己的属下。在这些绿洲征服区，鄯善王将它们划分成了一个个的“阿瓦纳”（卢文写作‘avana’），或者可以不恰当地译作“州”，由国王派出的“州长”（卢文写作‘cojhbo’）及其它主要官吏——例如负责征税的“税监”（卢文写作‘sothamga’），代表国王驻守于各地。他们与当地的有财势的人物一起，组成了这些绿洲社会的统治阶层。
在一千六百多年后，支柱等人的“过所”被斯坦因从尼雅遗址里挖掘出来了。这样我们也就了解到了这位名叫支柱的大月氏人的情况。
第三部分 精绝王的宫殿第22节 走马观精绝
现在的精绝或凯度多人，已经记不清他们的祖先了。年纪大的长者，还记得小时候听他们的父辈祖辈讲述过的一些故事，是关于他们生活的这个大沙漠的神圣性、泉水祭祀以及南方的山林的，但是对他们自身的来历，却几乎没有涉及，人们知道的很少。
这是个沙漠中的绿洲小社会，大约有五六百户人家，人口在三四千左右。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沙漠南道的各大绿洲。向南方沿着河水上行，多半天的路程可以到达尼壤；再沿河床上行四天左右的时间，可到达山地的戎卢人那里。戎卢人可能就是精绝的卢文书里多次提到的“山地人”（parvata），是个性情剽悍的族群。这可能是山民的秉性，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安排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需要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