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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障了追悼大会的召开。
1932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青海籍学生孙献瑞等5人，路过陕西回青海宣传抗日工作，杨虎城感到这几个青年学生能够回比陕西还落后而且由反动军阀马步芳统治的青海去宣传抗日，精神可嘉，就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资助他们每人路费100元。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十分注意做国民党中间力量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比较突出的是通过郭增恺做宋子文和阎锡山的工作。郭增恺是河北省人，生于1902年腊月十三日，殁于1989年7月2日。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到陕西就任绥署参议员。他过去曾给冯玉祥将军当过秘书。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时与阎锡山合作过，所以他不但在冯玉祥的属下有很多熟人，而且和阎锡山部的一些大员也熟稔。郭到杨部是经人介绍的，初时杨对他并不甚了解，但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亲自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有次杨虎城乘小飞机去陕南视察，因飞机小仅能坐3个人，只能轻车简从，他就把自己的秘书留下，只带了郭增恺和副官白志钧去陕南活动，来去约两个月，视察了汉中各县又到安康，由安康回西安，乘着小飞机逾越秦岭，非常辛苦。经过陕南之行，杨对郭的了解较前深了一些，就派郭增恺做宋子文的工作。郭增恺后来回忆说：我和宋子文原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眼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方面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收些外资，以便开发西北。
所以我本着杨将军之意，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许多曲折和心思，终于我和宋子文日益接近。宋也认为我为杨所信任，就委任我为西安经济处处长。取得了宋子文对我的信任。在这其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资源，发展铜川煤矿。杨将军叫我四处奔走，联合一切对蒋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出访到了冀察、山东、山西。我的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向蒋告密，蒋即直接下令叫特务江雄风把我押解南京。杨将军对此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地指出：“郭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子文先生为经济处长的，他犯有什么罪，蒋先生逮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纸电令，我即送他南京，何必要直接逮捕，之后还不叫我知道，犯了什么罪呢？”当时，杨将军向宋子文提出抗议，宋子文也莫名其妙。蒋以为我是在杨虎城方面，推动杨专门联共反蒋的主谋人物。⑤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4）
1934年4月25日，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到陕西考察。杨虎城亲自陪同宋子文游览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孔庙、卧龙寺、省立第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考古会等处。
4月29日还邀请宋子文在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驻省垣各部队。先陪宋骑马巡阅，后一同登台检阅分列式，并在宋讲演前后致欢迎词和答谢词。检阅部队后，即与李协陪同宋子文往渭北视察引泾水利工程。途经咸阳，参观“火犁”试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沿渭河边的林场及周陵。到泾阳，先在社树视察分水闸。泾惠渠在此分为北干渠、南干渠和南干一支渠。后抵张家山，视察钓儿嘴拦河坝等处工程。4月30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由泾阳赴西路视察。过兴平参观茂陵，过武功在张家岗参观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到宝鸡参观斗鸡台。
5月1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赴宝鸡县城西之太寅村宝鸡峡视察。此为拟建渭河水库的坝址，另两处拟选坝址在其上七八十里的萧水河和石门。折回省垣时，参观了凤翔的东湖和兴平的马跑泉。经过杨虎城的这一番热情的欢迎与陪同解说，宋、杨两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使宋子文对陕西的落后与杨虎城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政绩有了系统的了解。
1936年年初，此时，杨虎城已和张学良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共识。两人在开完国民党五中全会不久，就一起去了榆林，会见井岳秀、高桂滋，又从榆林飞往山西太原会晤阎锡山。主要是争取阎锡山支持抗日。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到太原三天后，突然给西安发来封电报，说他在太原害了病，让郭增恺和我赶去太原。勤务兵在同学家找到我说：“郭参议有要事找你，要你赶快到他那儿去。”我未敢怠慢，随即赶到新城南门外交际处——郭增恺的住处。郭对我说：“你父亲在太原病了，要我俩去，石介人院长（省立医院院长）已乘飞机去了，我俩乘火车去吧。”还说同蒲路火车上尚无暖气，把衣服穿厚些。我当即就赶回红阜街家中，向祖母、蕙兰娘作了汇报，娘为我收拾了行李，当天晚上就起程，奔赴太原。
在太原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山西省交际处的一位官员，他和郭增恺相熟，另一个人是父亲的副官申明甫。见到父亲时，看他一切正常，并没有生病的迹象。在我纳闷之际，父亲说明了原因：“这次来山西为要说服动员晋阎支持、参加抗日。这就需要多接触一些人，做多方面的工作，张副司令不便在晋久留，就要我多留几天。为了遮人耳目，正好那两天也有点不适，就借患病之名多留几日。要郭先生和你来，一方面是为了造舆论，证明我确实病了，（后来有的报纸还真的登出了‘杨虎城在晋患病，其子来晋探视’的消息）另一方面山西方面人士情况复杂，需从各方面多作接触，以求取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鉴于郭先生在山西的熟人多，正可以协助我做工作。”我和郭先生抵达太原的当晚，即逢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请客，除阎锡山外，各方负责人都参加了。
父亲整天忙着会客，此时的阎锡山已看清日本的侵华意图，感到华北可能不保。他想到了若日寇进攻山西，陕西不失为其后方。因此把他的主要大员都约来与父亲会晤，以表示晋陕友好。父亲任务完成，当离开山西返陕时，阎锡山还特别准备了一个7节车厢的专列。阎锡山带着他的一班人来送行，在车站安排了热烈的欢送场面，军乐队排列在站台上，当火车徐徐启动时，军乐大奏。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因路轨是新铺设的，所以走得很慢，每小时才行驶25公里。父亲这次山西之行，与阎锡山谈得相当融洽，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可阎锡山终究是个老谋深算、看风使舵、言而无信之人，到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他却背弃诺言，摇身一变，转舵变卦了。对于宋哲元、韩复榘、李宗仁等处杨虎城也都派有专人进行联络。高建白1964年说：1934年杨虎城主任在西安，高桂滋部在洛阳，相近咫尺。杨、高过去是朋友，现在两人交往精神很愉快。但蒋介石对杨的部队也极歧视，蒋对陕西人印象极坏，时时想主意，总想将这些异己部队一齐消灭。在这一点上，杨、高处境是一致的。但杨的部队比较大些，地位高些。高总想双方加强联系，共同应付艰苦处境。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5）
1934年“双十节”前几天，高让我代表八十四师到西安为杨将军的老太太祝寿，借此机会与杨将军商谈双方今后共谋生存问题。杨将军对我很热情，并约我参加了“双十节”典礼。那天杨将军因病未讲话，由韩光琦参谋长代读了一篇词，然后由邵力子主席讲话。会毕，杨将军让我和杜斌丞到他家谈话。杨将军说：“你到这里和各方面接触就会了解到，我们再怎样人家也不能相信，我们只有自己来干，今后要好好整顿部队。这里的中央大员，开口福建人民政府垮了，闭口孙殿英垮了。”我将我到西安的任务对杨将军详陈一遍，表示愿意请杨将军设法将我们八十四师调到西北归杨将军指挥。我们扭在一起，共图生存，为西北地方做些事情。
杨将军讲：“西北的部队，现在存留的力量，没有几部分了。我们如果不自行设法，共图生存，人家就要想出种种方法将咱消灭尽才甘心。以后我们双方经常联络，你们借机也来西北，这样双方都有好处。”就在那晚宴会听戏之际，忽传蒋介石要来西安。因而我次日向杨将军告别，返回陕州旅部。我返防后，得知高桂滋师长随蒋介石的专车去了西安。⑥在杨虎城、高桂滋的共同努力下，高师终于调回了陕西，驻防在陕北，与杨部关系处得一直很好。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1）
在联系团结国内诸多政治力量的同时，杨虎城始终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与他的个人理想相通；二是广大共产党人的人品素质、才华能力符合他的用人标准与需求。所以尽管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上对他的不接纳、不理解，甚至打击，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关系。
1928年春，自魏野畴、南汉宸离开十军，特别是魏野畴领导的皖北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停止了在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当时仅存的地下党组织是在杨部在陕西的留守部队中。 1930年，杨虎城在河南南阳举办教导队，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又建立了起来。杨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而且是多多益善。”陈子坚后来说：1929年1月，杨虎城将军回到临沂二十一师师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听了孙蔚如告诉他我的工作能力情况，便叫我办一个小型石印的《临沂日报》，刊载简要新闻和有关军民合作的文稿以及他对部队的讲话，他还叫我为他起草给部队讲话的纲要，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见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好意问你一句话，希望你实在的回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因对他的思想情况已有所了解，就如实回答说：是的，但到你的部队后就与党失掉了联系。
他听了立即同我握手，很高兴地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以后他常找我谈话，问我过去的经历，有时谈时局的变化，有时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总之，从此以后他特别信任我。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的认识是：（一）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已变成了新军阀；（三）国民党已成为新军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利用的政治大杂烩。杨到山东后，纪子中（山西人，黄埔学生）、董林哲（山西人）、王泰吉（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学生）先后来到部队。杨将军告诉我，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过去也是党员。以后又来了王菊人，也是党员，杨委他为三旅七团（团长赵寿山）中尉指导员。⑦1930年夏，南汉宸回到杨虎城身边，后随十七路军入陕并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进入了杨虎城的政治决策核心，这标志着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虎城运用共产党人的才智在陕西实行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地方，改造部队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共产党人则利用杨虎城的支持与掩护，在十七路军和地方上恢复和建立起各级组织，发展了政治力量。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一直依重保护，曾在他的队伍里任职的共产党人有许多，从1928年魏野畴发动皖北暴动起到1933年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先后组织大的兵变就有8次，小的就达几十次。对这种在军队中组织兵变或起义，一般地方军阀是无法容忍的，杨虎城则一贯采取既往不咎，宽容的态度，从未因此而疏远共产党人。魏野畴遇难他掉眼泪；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邠县被杨的部下逮捕，杨虎城闻报派人立即将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走时还送钱送枪。中共党员王泰吉先后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将其保释出狱，先后委任王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长等要职。米暂沉说：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
王泰吉于1933年7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⑧耀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泰吉带着仅剩的百十人参加了陕北红军。1934年1月，王泰吉在淳化县被人出卖被捕，当地政府立即报告了省主席邵力子，邵又立刻上报蒋介石。蒋很快复电：邵主席力子兄：敬电悉，元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王泰吉被捕后，杨虎城仍设法营救。无奈邵力子瞒着他直接上报，蒋介石又电令就地正法，只好遵令枪毙了王泰吉。对此杨也十分痛心，他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说：“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⑨ 在关押期间，杨虎城还下令给予特殊待遇，不准刑讯，可以自由会客。这种左倾盲动的兵变一直延续到1935年春，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汪锋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局关于：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留待将来红军攻打大城市时再行动。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2）
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的指示后方才停止。杨虎城虽然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共产党高层的正式联系。对这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了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连瑞琦后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入陕到达距西安三十多里的引驾回时，杨虎城请我到他的家里密谈。杨问：“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它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说：“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杨说：“到引驾回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三万六千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和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⑩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协定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向杨部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4年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也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
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