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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1）new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2）new
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
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由接申伯纯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九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事后张学良为了对应付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但苦于当时忙着处理两广事件的善后，腾不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就回电说：“我弟处理此事，殊失莽撞；惟既知错位，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表面上了结了此案，但促使他暗下了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心。张、杨也从同蒋的几次较量中，增进了政治互信，感觉到形势的紧迫而加速了反蒋的活动。
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1）new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来营造出一个西北抗日的局面来。为此，他多次与张学良谈心，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在杨虎城的积极谏言和引导下，杨、张二人逐渐在用什么方式达到抗日目的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据王菊人回忆，1936年春，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③
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研究了好几次。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刘仲容1980年1月著文说：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此同时，风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要求抗日。一次，李宗仁同我谈话，他听了我的进言后，要我去西安走一趟，了解一下西北的情况及张、杨的动向如何。是年冬，我从南宁出发，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接头，谈了李宗仁对抗日的态度，然后到西安见了杨虎城将军。
次年春，我返回南宁，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同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张、杨部队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的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和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在两广事件发生前，杨虎城从刘仲容的谈话中得知，广东、广西要联合起来反蒋，但如何行动弄不清除。为了掌握局势，杨就派了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两广的情况。同时了解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的情况，如果两广反蒋，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崔孟博从天津回来报告说：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很快将见诸行动；韩、宋反蒋也是真实的，但抗日是不可靠的；阎锡山极靠不住；西安方面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虎城听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援。
杨虎城拿着两广给他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张对杨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的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同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时未作任何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第二天的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两人商定办法后，杨便积极地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④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件，7月10日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知张、杨参加。张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散会就回来。并说：“我自己开飞机往来，毫不误事。”张、杨两人商量研究认为，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两人都去参加五全会不妥。遂决定，由张去南京开会，顺便观察形势。杨则请假留在西安。可当张一到南京，除了开会，蒋介石就叫熊式辉、吴铁城陪张去上海休息、娱乐、跳舞，羁绊得张无法自由行动。
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2）new
张在南京好些日子，没有回来的消息。而两广方面屡屡来电要求西安方面给以支援。杨虎城问王以哲军长，王说他也没有张回来的消息，并说我们可以不等他。杨说：“那怎么行，一定要等张司令回来，才能行动。”张在南京、上海待了一个月，直到蒋介石把两广事件解决了。张从南京回西安后说：“我看两广也太无能，经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所以我也就没急着回来。”但主要还是张没有下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决心。杨对这次坐失反蒋的良机十分遗憾。响应两广事件的军事行动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却将杨虎城出的“硬干”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纲领。其间，杨虎城派员（张当时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并取得了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杨虎城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六项主张。这六项主张后来就完全应用在“西安事变”时张、杨发表的八项政治主张之中了。由此而见，西安事变的政治军事准备早在半年前在杨虎城的主导下就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