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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一些绝望的逃人，也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曾经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过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玄烨亲政（3）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承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实录》卷一）
玄烨亲政（4）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的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断，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们，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满清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经冒着炮火箭矢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守、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满清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因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大体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样子。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凭此反水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的战斗中，屡立军功，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排名仅在索尼之后，成为位次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特殊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当初，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玄烨亲政（5）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伸冤，从此，重见天日。又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特别受信任，陆续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了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役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这厮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特别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宣泄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的满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便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悄悄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钅龙《明史》案。
庄廷钅龙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钅龙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
玄烨亲政（6）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清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员——前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参校者、买书者、藏书者、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八十八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钅龙，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之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作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太皇太后则难辞其咎，他们必须受到谴责和诅咒，他们必定将为此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否则，就叫没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