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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变动，一方面瓦利蒙特的工作负担减轻了，另一方面，他的同事们，即几乎全部的总参谋部的上校都随着他们的职位的提高而得到了晋升。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弊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见附图二）内最重要的部门“国防处”，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称呼是“小指挥参谋部”或“约德尔的工作班子”。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无法比拟的重大弊端是，战后外国人总认为。瓦利蒙特要比其他处长们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希特勒从约德尔那里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这一变动时，他所感兴趣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冯·洛斯贝格上校，他要求由另一名军官取代洛斯贝格。希特勒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对洛斯贝格在挪威战局期间对自己所表现出的可卑的软弱动摇提出的批评，耿耿于怀。他对这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的其他功绩，包括在他的“军事工作班子”里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在德军艰难之际所作出的贡献，都视而不见。洛斯贝格的上司们也没有一个出来为他的留职说情。1942 年1 月中旬终于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团军司令部任职的第一总参谋部上校，特罗伊施·冯·布特拉尔——布兰登弗尔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贝格的职务。在长达3年之久的合作中，布兰登弗尔斯也称得上一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和同志。
希特勒的形势讨论会
自希特勒接管陆军最高指挥权以来，特别是由于严重危机压力，在大本营举行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也有了重大变动。哈尔德在12 月19 日的日记里写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听取运输处长、情报处长、军需总监的报告”，此外还有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报告。此时，陆军总参谋部哈尔德大将开始排除一切，特别是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一切可能维护和利用与希特勒的直接工作关系。
起初，希特勒及其亲信都自觉和不自觉地照例行程序办事。
象往常一样陆军总参谋部每日清晨，将其书面态势报告送到第Ⅱ号宿营地，第Ⅱ号宿营地也同样将此报告连同其他战场战报汇总报给约德尔，作为他向希特勒汇报态势的依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只是依靠一张1：100 万比例尺的地图，对东线的态势作概略的描述。此后，象每天傍晚或夜里，大本营自己还举行讨论会一样，还对东线战场的陆军指挥问题进行评论性的深入讨论。在这个中午举行的形势讨论会结束以后，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及其随从携带1：30 万比例尺的大型东线态势图，特别情况也携带小比例尺的地图，汇报东线态势。象过去一样，尽管哈尔德对前线态势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预案面前，他所肩负的任务也极难完成
。除此之外，陆军总参谋长每次到大本营汇报，都不得不象一个到陌生地方的来访者，哈尔德在汇报中，以其学识和判断，言辞和举止，圆满地体现出了总参谋部的传统，在希特勒眼里成了护民官。哈尔德身边的少数随员住在附近，准备随时回答军事领域里出现的问题。而希特勒身边的军事侍从却总从前呼后拥，新近还增添了党卫队的代表。由于他们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抛弃了自己的“军事观点”。譬如，凯特尔，他通常是等着希特勒谈话的间隙，急忙以毫无异议的话和手势随声附和，约德尔——两手总是插在裤袋里，遇有争论的问题，总是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尽管他有时也同意哈尔德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些“支持者”，根据不同的集会方式，利用评论和呼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狂热的支持。
然而，使哈尔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还不至他一个人——是希特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话，不管旧内容，还是新内容，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是不停地重复，象一股轰鸣的潮水，将具体现实的问题和建议统统淹没。他还经常在电话里，与前线陆军高级指挥官进行冗长的谈话。部长们、国务秘书们或其他非军事专家们——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门的——也应召从柏林赶来接受希特勒的询问、教训和恐吓。希特勒大概认为这是显示他实施绝对统一领导的一种方式。每大的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耗去了。使参加讨论会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
协助希特勒指挥陆军，对哈尔德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负担。早在南方集团军群在罗斯托夫的日子里。即自12 月中旬起，他就为东线整个战场提出了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则，即进攻在哪里停滞的，就在哪里防守，不得后退一步，甚至还提出这样尖锐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就地防御”。
在当时的形势下，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普遍的或作战方针的必要性，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可非议的——特别是布劳希奇将当时德军的态势描述得已无可救药。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奋当时大多数士兵的士气，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过激的原则也是造成德军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根源所在。尽管当时几乎每天都对陆军的这种呆板的指挥程序不断提出强硬的异议，但是陆军总参谋长——用哈尔德自己的话说，逐渐沦为希特勒“东线战场指挥办公室主任”。这样，他也被迫走上了约德尔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愿成为陆军的合作者时所开辟的道路。希特勒在那个时期的形势讨论会上不止一次地说过：“将军们象小兵那样听话。。我是领导者，所有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只有我一个人是负责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将彻底铲除其他任何见解”。
在上述状况不断发展过程中，希特勒又采取了一项针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人事变动。12 月18 日，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元帅·”因病”退职，由冯·克卢格元帅接替。几天后，即12 月22 日，当古德里安当面向希特勒说明呆板的指挥所带来的后果时，被希特勒永远撤消其司令职务。弗尔斯特将军也被希特勒毫不犹豫地解除了军长职务；第4 装甲集团军司令赫阵纳达大将因“拒不听命和怯懦”被逐出国防军。1942 年1 月15 日，哈尔德有段简短的记载：“冯·赖歇瑙患中风。”
象勒布和占德里安一样，陆军其他将军均再不象以前那样、接受布劳希奇有规律的视察。而是要经常地飞往遥远的东普鲁士大本营，整天整天地与希特勒争论呆板僵滞的防御原则。然而，他们的设想都一一被驳回，从1942年1 月底起，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使防线得以巩固。这一发展似乎完全证实了希特勒提出的原则，希特勒也从中得出了致命的结论，使他的防御原则，在后来的战争进程里，成了防御作战中唯一有效的准则。戈培尔在后来的宣传中说：“在过去的冬季里，是元首拯救了前线。”
自1941 年12 月底以后，作者也开始有规律地参加希特勒的中午形势讨论会，约德尔让瓦利蒙特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使涉及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问题和决定得到即时贯彻执行，从而减轻他自己的负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利蒙特也效仿约德尔的作法让海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汇报海上情况，从而，将一大部分汇报任务推给了他。每当希特勒对瓦利蒙特的报告提出反问或要求时，希特勒总是询问约德尔，也只是提到约德尔的名字，这不仅使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同时也使在座的与会者们为之愕然。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来说，这一新的调整，使他上午的时间异常繁忙。早晨，首先要完成书面报告，紧接着是处理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随之在11 点钟，他要与自己最亲近的人举行形势讨论会，并作出各种安排。之后，瓦利蒙特驱车驶往战地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利用极短的时间向约德尔报告最新情况。在参加了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通常是民达3 个小时——有时更长——的形势讨论会之后，瓦刊蒙特便匆忙赶回自己的宿营地，以简沽的书面形式，向他的最亲密同事下达最紧急的指令，并于当天向外发电，或者形成命令草案和送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报告纪要。午餐往往很晚。只是午餐后瓦利蒙特才得以闲暇，经常由一二个参谋部的知心朋友陪同，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散步。只有在这时，他才能从在希特勒身边的数小时的极度紧张中解脱出来。傍晚前后，参谋部的工作也是排得满满的。而在第I 号宿营地里，却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那里除了整日忙个不停的凯特尔元帅之外，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习惯安排生活的——一直到快吃午饭才起床，工作却通宵达旦。
第三章新起点 战略基础
在以全力紧张地抵御苏俄反击中，德国大本营从未放弃最迟在冬未春初重新夺回东线战场主动权的信心和意志。这一思想的宣传者当然首先是希特勒自己。1942 年1 月3 日，他在与日本大使的谈话中就曾经说过：“一旦天气好转，我的目标仍是进攻高加索。这一突击方向是最重要的方向；必须搞到石油区，到达伊朗和伊拉克。一旦能在那里立足，就有希望给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运动以帮助。自然，我也将尽一切力量，摧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希特勒还向日本大使预言，北非和由南向中东展开钳形攻势的隆美尔军队的形势会马上好转。当东方危机接近尾声之时，希特勒于3 月中旬，在柏林举行的“牺牲将士纪念日”上，以比前一段时间显得有力的声调宣布：“俄国人将在夏季彻底失败，无法挽救。因此，未来的夏季将是战争的决定阶段。布尔什维克将被逐出欧洲这块文明之地，永无立足之地。”
他这种狂热的思想，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地进行表白。之所以说他是狂热，是因为希特勒当时对进一步作战的目标即没有慎重权衡，别人也没有向他提出，后来，豪辛格追溯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哈尔德曾对是否一定要在东线转入进攻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考虑，因为再次发动攻势是我们力不从心的。但是，他根本无法与希特勒谈论此事，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让俄国人缓过气来，听任美国对我们的威胁不断增加？那就会将主动权让给敌人，永远不能夺回。因此，我们必须排除一切踌躇疑虑，再一次大胆冒险。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从最后这儿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陆军总参谋部如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仍以老的战略眼光，看待1942 年的战争计划，认为，在另一个敌人尚未施展其全部力量之前，就应把当面敌人打垮。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在军事上的估计同构成希特勒战略的政治、世界观和经济思想的混成体是一致的，但在途径和目标上却与希特勒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况卜，如果人们静心地想恕，德国现在必须与世界上两大海上强国打交道，就必须重新估价它的意义。如果能以大量的潜艇配合以空军适当兵力，给它们海上运输线和从法国基地驶出的舰船以毁灭性打击，那么同盟国在欧洲和北非的登陆行动，至少要推迟一段相当长时间。这样，同盟国在大陆的空中优势也会受到有力的遏制。由于东线的苏俄红军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供应依赖程度极大，所以德国不可能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大西洋的海、空战上来，以及扩大作战规模；它要想这样作，就至少需要争取同日本人在这一地区实施联合作战。
然而，这一切都未发生，大本营里依然如故。海军和空军总司令象过去一样。遇事总是越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径直去找希特勒。然而，雷德尔和戈林，终于迫于危机的压力。毫无异议地接受了1942 年1 月10 日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组织处）和国防军统帅部经济装备局共同拟制的希特勒的命令，其中提出了国防军的装备方针。这个方针又再次使陆军受益，规定海、空军只保持现状。对于戈林的观点，戈培尔在1942 年3 月31 日的日记里，以乏昧的套话写道：戈林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这场战争胜利进行到底；至于何时胜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帝国元帅对此事的预测，也格外小心”关于海军的观点及其计划，在哈尔德于1942 年6 月12 日与海军总司令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以满腔怒火在日记里写道：
“海军总部对战争形势的看法，离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相差很远。他们对大陆充满幻想。他们根据迄今的经验同陆军打交道，他们在看陆军是否以及何时在旱路通过高加索向波斯湾突击，或者从昔兰尼加通过埃及，向苏伊士运河突击。他们谈论着通过意属非洲向非洲东海岸和南非的陆上攻势。大西洋问题将被他们以骄傲自大加以处理。。而对黑海问题他们又漫不经心。。空话连篇，毫无动作”。
这样看来，希特勒的意志保持无可争议，也就十分容易了。
东线的道路和目标
希特勒除了独断专行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外，自他掌管陆军指挥权之时起，又将作战行动的筹划全部垄断在自己手中。如果说在过去大型战局准备工作中，希特勒仅以提出方针和品头论足等方式加以干涉，那么现在他以比任何德国陆军都更为严格的条条框框和命令来加以约束，甚至每走一步都要由他决定。
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 年2 月12 日同时颁发了两个书面命令——起初只是为了达到迷感敌人的目的；稍晚些时候，海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准备在黑海采取行动的命令。从这些命令可以看出，希特勒的这些作战计划的要点，身居高位的将领们当时是知道的。戈培尔在3 月20 日的日记里就这样评论道：“元首为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又制定了十分明确的作战计划。其目标是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分阶段展开毁灭性的攻势”
3 月28 日下午，在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商会。出于保密缘故，只有国防军、陆、空军总参谋部首脑及少数副官参加。会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详细介绍了夏季作战的企图。他的介绍也许表明，希特勒未受这一阶段挫折的影响，又回到了他1940 年12 月和1941 年夏的基本想法上，即再次想在广阔前线的外翼进行一次决战。所不同的是，为陆军战斗力的下降和不满员所迫，打算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解决，首先在南部即高加索开始。莫斯科暂不作为进攻目标——这与戈培尔的日记有出入。
内部产生的矛盾，双方均未声张。尽管如此，陆军总参谋长的怏怏不快却始终未能消除。他过去就曾多次反对过分散进攻方向，他尤其反对的是纵深和宽度远远超过限度的作战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就在会商会的第二天，国防军副官长来到哈尔德的安格堡军营，再一次激愤地抱怨他对“元首缺乏信任”’。施蒙特还说，陆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必须对希特勒的伟大坚信无疑，并坚定地追随他的思想。对此，哈尔德指出，不打算信任别人的人，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信任他。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就是他手下的基层人员都已有所感觉。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未能全部参加希特勒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对他的“战史撰写官百依百顺的施尔夫总参谋部上校说，“如果俄国人对斯摩棱斯史发动一次猛烈突击”，那么“兰色”作战行动“对兵力薄弱的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来说将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冒险。然而，问题是俄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胆量发动此次攻势。元首同意他的观点，即由于德国在南方的作战，俄国也会自动将兵力南调。”
约德尔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满足于要求他的副参谋长和手下其他军官，将陆军3 月28 日报告中谈到的，并经希特勒批准的企图，综合在一项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之中。在目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注意在起草指令时，仅提出“任务”，避免一切约束陆军总司令部的内容。然而，这一努力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希特勒没有放过验证陆军总司令作用的机会。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于4 月4 日提出“草案”时，希特勒声明，他要“亲自研究和修改指令”。第三天，他的“编史官”以毫不掩饰的傲慢写道：“元首已对第41 号指令大删大改，增加了由他亲自撰写的重要内容。。涉及主要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是由元首重新撰写的”这份注明4 月5 日的文件，重复冗长，
作战方针与众所周知的指挥原则鱼目混杂，在重大问题上含含糊糊，在次要问题上罗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