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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11点吗？”
“可能或早或晚差了个5分钟10分钟。”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前门。我走到卡塞尔曼公寓门前，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我推了推公寓门，门没锁。我可以直接进去，我就进去了。”
“卡塞尔曼在里边，四肢摊开倒在血泊里，像一条死鱼一样。我往四周看了看，有个女人踩到了血迹，鞋底鞋掌留下的印记里再清晰不过了。”
“我当时肯定那是斯蒂芬妮的鞋印，我必须把这事搞确实，于是我没锁门就离开了卡塞尔曼的公寓。我去了斯蒂芬妮的公寓，她已经睡了。她起身让我进去，我没有告诉她我去了什么地方发现了什么。我告诉她自己非常紧张不安，只想见见她和她说说话。”
“那么，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努力倾诉自己对她的感情，没有说得很过分。我对她说。如果她需要一个朋友，她可以来找我。我能看见我交给她的枪就放在枕头下面，我编了个理由摆弄了一下枪。当她背对着我时，我偷偷打开旋转弹膛，看来枪交给她之后确实有一颗子弹已经打过了。”
“她穿着浴衣、睡衣、拖鞋。我看到一双鞋，而且仔细地看了看。一只鞋还是湿的，显然刚洗过。金属鞋掌与我在卡塞尔曼公寓里看见的血鞋印一致。”
“你问过那是怎么回事吗？”梅森问。
“没有。我在那儿呆到午夜时分。我告诉她，我想让她知道，如果有任何不测，如果她需要一个朋友，找我没问题。然后我就走了，我知道我还有工作要干。”
梅森眼神专注地凝视着他：“你又回了卡塞尔曼的公寓？”
“是的。我回去毁掉了所有可能牵连斯蒂芬妮的证据之后才离开。”
“你干了什么？”
“我当时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我真得踢自己一脚。我第二次去斯蒂芬妮的公寓时，腋下枪套里另外有一支枪。我那时本来应该在那儿就把枪换一下，但是我当时过于震惊，糊里糊涂的。”
梅森的脸跟对方仅隔着几英寸，他继续专注地注视着对方：“霍默，你没对我撒谎吧？你确实没有换过枪？”
“绝对没有。我告诉你，梅森，在我把枪交给她之后到我回去之前，那支枪确实被打过了。”
“那你在卡塞尔曼的公寓里干了什么？”梅森问道。
“我只干了能干的事。那滩显示出斯蒂芬妮鞋印轮廓的血迹已经干了。一开始我想擦掉它，但又担心他们还是能发现痕迹，又担心被人发现呆在被害者的屋里。我知道自己得快点，便把脚踏进地板上的血泊中，狠狠地踩了踩，让整个鞋底特别是鞋跟上沾满血迹。当时血已经很粘很稠，我把自己粘满血的鞋又直接踩到了那个鞋印上面。”
“我决心千方百计把警方的调查从斯蒂芬妮身上引开。我留下了几处可以牵涉到我的线索。我想故意吸引警方注意，然后离开本州，躲开警察，他们就不能对我进行讯问。然而，当另外那件事发生之后，小霍默正在毁掉你的工作。我想我得亲自去见他，让他稳住别去。
“我以为在拉斯维加斯我甩掉了跟踪自己的侦探，但我却显然是一头扎进了他们手心里。他们等着我的包机降落，然后抓住我。把我带到这里来讯问。我拒绝做出任何陈述，直到你到场为止，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梅森说，“让我们回去面对眼前的局面。你跟着我说话，话主要由我说，我不点头你什么也别对他们讲。你不得不接受在报上曝光的结局，那是他们要威胁你让你开口的武器。在这种形势下，你根本逃不掉。快点，走吧。”
梅森打开衣帽间的门，关掉灯，领头穿过秘书办公室，回到汉米尔顿的办公室。
“好了吗？”汉米尔顿·伯格问。
“你想了解什么？”梅森问。
伯格说：“梅森，我请你注意一张照片。在报社你已经见过这张照片的副本。我想让你好好看看用大光相纸印制的一份原件，在上面你会看到在报纸登的副本上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伯格递给梅森一张8×l0英寸的光亮的照片，上面是地板上的那滩血迹，以及那个相当清晰的鞋印。
“继续说吧，”梅森说，“你想了解什么？”
“现在的这个情况，”伯格说，“我们是想从你的当事人而不是从你那儿了解，梅森先生。我们想知道那是不是你的鞋印，加文。”
加文看了看梅森，梅森微笑着摇了摇头。
“等等，”汉米尔顿·伯格面红耳赤地说，“我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办这件事。加文至少表示过，如果我们给他机会与律师会面，他将直截了当地把情况讲出来。现在你们两个家伙要么讲要么什么也别讲！”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讲呢？”梅森问。
“那么你们俩都会后悔的。”
伯格说：“我想问你，加文，你是否在大约3周前去过莫布里大街918号的一家鞋店，在一双新鞋上钉了一副橡胶掌？”
“讲吧。”梅森说。
“是的。”加文承认道。
“我要向你出示一双鞋，问你那是否就是你钉过橡胶掌的鞋？”
伯格打开桌子的一个抽屉，取出一双鞋递给了加文。
“你从什么地方搞到这双鞋的？”加文有些吃惊地问道。
“这没关系，”伯格说，“是你的吗？”
加文仔细看了看。其中一只鞋的底上有几处特别的泛蓝色的痕迹。
“是的。”他说。
“为了弄清你的情况，”伯格继续说，“这些鞋被送去进行了联苯胺血迹鉴定。你看到的那些泛紫的痕迹就是显示左边那只鞋上有血迹反应。看了那只鞋，你想就鞋沾上血的原因做出陈述吗？”
“我想我不介意现在对此做出陈述。”
“好的，”汉米尔顿·伯格用显得生硬的耐心的语气说，“我要向你出示一张彩色照片。”然后他把照片递给了梅森。
“好好看看，梅森，”他说，“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梅森说：“我看见了一个脚印。”
“再好好看看。”
梅森仔细地察看照片。
汉米尔顿·伯格说：“如果你仔细看那张照片，你会看到一个十分清晰的东西，在黑白照片上它只能勉强分辨，但在这儿却显现了出来。这是另外一个鞋印，就是霍默·加文鞋印下面的那个女人的鞋印。你可以在鞋跟尖端看到金属鞋掌的印痕。”
“现在，加文，我问你，在卡塞尔曼被杀而且你知道他被杀之后，你是否为了在现场留下混淆是非的证据，曾经外出前往过卡塞尔曼的公寓。我问你，你是否为了毁灭掩盖证据，故意踩进血泊之中，然后把脚印印在了这个女人脚印之上。”
“等等，”梅森说，“就我理解，那会构成犯罪。”
“允许我祝贺你对法律如此精通。”伯格讽刺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的当事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伯格深吸一口气说：“加文，我要向你出示从后门柄上提取的一个指纹。我还要进一步指出，有人显然是把那个后门柄上的指纹都擦掉了。上面只留下一个指纹，一个十分清晰的拇指指纹，显然这是在擦掉所有其它指纹后，故意印在门柄中心部位的。那是你的拇指印，加文。不会有错，我要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把指纹印在门柄上的。”
“等一会儿，”梅森说，“如果我的论点正确，如果加文就是那个擦净门柄留下指纹的人，他会构成犯罪吗？”
“他会构成犯罪。”汉米尔顿·伯格说。
“那么我建议他不要回答。”梅森说。
汉米尔顿·伯格转向梅森：“当时是你自己故意掉包，以便你能在本案中拿杀人凶器大作文章，梅森。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澄清。我希望你谈谈杀人凶器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如果我实言相告，你不会起诉我吗？”
汉米尔顿想了想，看了看梅森，极力控制住仇恨的眼神。“我会在这些事上秉公而断，梅森。我不会做太多具体承诺，但你所说的话将极大影响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态度。”
梅森说：“我去了小霍默·加文那里，我问他是否有一支枪，他交给我一支枪。我开了一枪，结果子弹在加文的桌子上划出一道沟。我领着小加文去了斯蒂芬妮·福克纳的公寓，他把枪交给了她。现在我已经实言相告，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知道你把两支枪掉了包，因此小加文就被利用，把杀人凶器带去交给了斯蒂芬妮·福克纳。”
梅森扭头对他的当事人说：“你看，霍默，”他说，“这可充分显示出他的承诺都值些什么。如果你对他说的话与他就本案做出的荒谬推测不相符合，他就认定那不是真实。他只会相信他想听到的话。”
伯格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站起身来，又一转念，重又坐回到椅子上。
特拉格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地区检察官先生？”
“当然，问吧。你想问啥就问啥。”伯格说。
特拉格说：“梅森，咱们私下里说说，你能向我做出个人保证，在加文那里你没有掉换枪支吗？”
“我向你保证。”梅森对他说。
特拉格扭头面向汉米尔顿·伯格，说：“我告诉你，伯格，这整件事里有些情况比我们现在所设想的要深刻得多。我个人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梅森会掉换枪支。可能枪支根本就没被掉换，小加文从桌子里拿出来的枪就是杀人凶器，我个人想就此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不可能！”汉米尔顿·伯格说得很干脆。
特拉格探长厉声说道：“别犯傻了！”然后又很快改口，“本案部分案情尚不一致。梅森可能没有动机——”
“够了，”伯格打断他的话，“你注意点，探长。我们在这儿是了解情况，而不是通报情况。我宁愿我们私下进行争论，而不是在这儿让梅森先生把什么都听见，以为他能利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
梅森站起身来。“我想这就是说会面结束了吧？”他说，“我的当事人已经拒绝回答更多的问题。我也已经完整坦率地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已经尽我所能把每一点情况都告诉了你们，只要不违反我维护当事人信任的职责。”
汉米尔顿·伯格傲慢地用拇指示意，说：“门在那边。”
“加文怎么办？”
伯格向上翘起拇指。“你的当事人，”他说，“将在一所旅馆里花纳税人的钱呆上一段时间。”
“诸位，”梅森说，“我祝你们晚安。加文，我的忠告是什么话也别说。”
汉米尔顿·伯格拿起电话，对电话线另一端的人说：“好吧，让报社记者们进来。”
梅森乘电梯下楼，在街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办公室。
德拉·斯特里特忧心忡忡地等着他，一见面就问：“怎么样，头儿？”
梅森摇了摇头。“本案有些情况我还是没弄明白。”
“警察呢？”
“他们也有很多地方没弄清楚。”
“霍默·加文怎么样？”
“加文，”梅森说，“将被作为杀人从犯起诉，恐怕他们已经占了他的上风。”
“别的呢？”
“斯蒂芬妮·福克纳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一级谋杀罪。”
“你怎么样？”
梅森咧开嘴笑了笑：“加文和我已被搁在一旁。地方检察官要先确保谋杀罪成立，然后再指控我们为从犯。”
“你准备怎么应付这种情况？”
梅森说：“我们得依靠对人性的信念和过人的聪明才智。除非我彻底估计错了，地区检察官会在明天中午要求陪审团指控斯蒂芬妮·福克纳犯有谋杀乔治·卡塞尔曼的罪行。然后他会将老霍默·加文作为从犯拘留，他可能不会对保释要求提出认真反对。他会把指控作为对付他人的大棒，希望迟早加文会迫于压力屈服而且会帮助他。”
“与此同时呢？”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咧嘴一笑：“与此同时，德拉，我们最好把我们一直要吃的那顿饭吃了。那可能是我们一起享用的最后一顿晚餐。”
“你是说他们会逮捕你？”
“我不能肯定，”梅森说，“但无论如何我有一种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会是我们真正享用的最后一顿晚餐。去吃吧！”
15
保罗·德雷克摆出他最喜爱的姿式，横坐在饱满的大皮椅上，腰背部靠着圆形的大扶手，双膝搁在另一只扶手上，双腿下垂。
“哈，你一只手抓住了熊尾巴，另一只手揪住了老虎尾巴，佩里。”他说。
“老霍默·加文被指控为乔治。卡塞尔曼谋杀案的从犯，他的保释金定在10万美元。他几乎立刻就交了保释金，一两个小时就会被放出来。
“斯蒂芬妮因一级谋杀罪被拘留，不得保释，大陪审团大约1小时前对她提出起诉。法庭日程上定好了一个公审日期，地区检察官却叫嚷着要立即审理，他提出辩方律师们一直在不停地拖延、拖延、拖延，他这是在哗众取宠地对新闻界做戏。”
“你了解到有关道恩·乔依斯的什么情况了吗？”梅森问道。
“找那样的女孩打听消息有点困难，”德雷克说，“特别是在她嫁给一个名门富家子弟之后。你清楚任何一个歌舞女郎或模特儿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大多数模特儿都是稳重勤劳的女孩。许多模特儿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做了贤妻良母，但是公众却带着偏狭的态度。女孩子穿着泳装拍照，或在观众面前踢腿狂舞，这会让许多人产生可笑的想法。”
“在拉斯维加斯，你会听见有关道恩·乔依斯的闲言碎语。她独自住在一套公寓里。她有时兼职做歌舞女郎，有时兼职做布景女郎，也就是身着紧身泳装舒展四肢躺在各个酒店的游泳池边。有时她也会兼职受雇于赌场招引赌客，她会花枝招展地身着低胸无肩带衣服，在赌台间走来走去，很容易结识并且帮助那些想赌的笨蛋下大一点的赌注，并且在轮盘前陪他们多呆一会儿。”
“有佣金吗？”梅森说。
“显然没有，”德雷克说，“她靠工资过活，这些都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粗暴行为，也不想强迫别人去赌；但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如果某人身旁有个活泼诱人的年轻女子大把下注，这人定会多换两三堆筹码继续赌下去。当一个年轻女子对他抛出媚眼，同时又显然在用自己的钱豪赌之时，他会唯恐自己显得像个小气鬼似的。”
“会赌赢吗？”梅森问。
“当然，”德雷克说，“你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搞的，但你盯着她们，她肯定看上去比随便一位游客赢得多得多。当然，你能解释部分原因，因为她们精于此道，她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把豪赌，什么时候应该小心下注。第二，如果你手头赌资无数，情况会迥然不同。当然，她们从不把自己的筹码兑现，她们知道手头输光了筹码还会源源而来。赌徒们告诉我，许多人输钱就因为他们在获胜时没有勇气倾其全力，或者在输掉时缺乏精明没有谨慎下注。赌徒们都说好运是一波一波涌来的，你会一会儿交运一会儿倒大霉。当你交好运时，你想继续稳操胜券占尽风流，当你倒大霉时，你又想收缩战线以图东山再起。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我本人不擅赌博，我只是在向你谈论道恩·乔依斯。她令人赏心悦目，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也真是风头出尽。
“她认识这个叫卡塞尔曼的家伙，这一点毫无疑问。有几次她去与卡塞尔曼幽会，她好像挺喜欢他的，要不然他们就是为什么生意而搅在一起，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卡塞尔曼专干敲诈勒索的勾当，但这点无法证明，没人知道他如何生活。他是个奸商，他在拉斯维加斯沿公路商业区一带东游西荡，无所事事，生活倒是过得相当不错。他一向都是收取现金，从来不用银行户头，也不申报个人所得税。他就那么游来荡去过一天算一天。
“许多人都来拉斯维加斯，有些旅游者只是匆匆过客，有些是从洛杉矶和旧金山来的经常出入咖啡馆的时髦社交人士。一个对面容身形有良好记忆力的人，可以靠记住别人想忘记的事挣钱，特别是他有一些歌舞女郎给他通风报信，告诉他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
“是的，”梅森说，“我明白。那要追查起来可能很困难。”
“确实很困难，”德雷克深有同感，“卡塞尔曼被枪杀时钱包里大概有1500美元。任何人都会认为那是他在世间的所有钱财，但你非常清楚那根本不可能。他会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不是藏在化名租用的保险箱里，就是埋在或者塞在了什么地方。一遇上什么事，他就会溜之大吉，需要钱就可以去取。有几次他以现金方式支付1万或1。5万美元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