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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问我的目的地，我也没有告诉他。
车子一发动，我就把控制器设置到法定最高时速，一边向堪萨斯城进发，一边思考问题。每当我从一个管制区驶入另一个管制区时，雷达波束碰到车时，车上的应答器“嘟啷”作响，但无人出现在屏幕上。老头子的密码在这条线路上显然很管用。
我开始想，我进入红区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接着我就悟出了他说“下一步符合逻辑的发展”的意思了。交通管制网络会把我送进我们掌握得清清楚楚的受感染地区吗？
一说起通讯交流，人们就会想到通讯频道之类的东两，仅此而已。其实，“通讯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往，甚至连亲爱的老大婶玛米带着满脑子闲言碎语前往加利福尼亚也是交流。鼻涕虫已经控制了电视频道，总统的讲话不能转播（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但新闻不是那么容易被封锁的；这种措施只能减缓传播速度。因此，如果鼻涕虫想对它们所在的地区实施严密控制，控制传播频道只是它们的第一步，
有理由推断，它们的数量还不足以控制所有的交流方式，但它们会做什么呢？
我只能得出一个没有用处的结论：它们肯定会做些什么。根据定义，现在的我也是“通讯交流”的一部分，如果我想保留我漂亮的嫩皮肤的话，我最好还是做好准备，随时躲闪。
与此同时，密西西比河与红区每一分钟都更加接近。我在想，如果我的识别信号被主人控制的电台首显先收到，会发生什么事。我试图站在泰坦星人的角度去思考——但我发现自己做不到。尽管我曾做过一个主人的奴隶，但要从它们的角度思考问题，这种做法仿佛具有排斥性，与我的大脑不相容。
那么，如果一艘不友好的飞行器飞入一个封闭的独裁国家，负责安全的官员会做出什么反应？毫无疑问，将其击落。不，不会。只要没着陆，我很可能都是安全的。
最好还是不让它们发现我着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最基本的常识”所面对的是被自豪地宣称为连鸟都溜不过去的交通管制网。他们吹嘘说，哪怕一只蝴蝶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强行着陆，都会被搜索和救援系统发现。这话虽然并不是百分之百真实——但我比蝴蝶大得多。
我想落在没有感染的地区，然后从地面进入。步行倒是可以穿越各种安全防护屏障，机械的、电子的、人工的，或混合的。可如果我步行进去的话，老头子要到下个来伽勒节①才能看到情报，而他要求午夜之前。
【① 每年９月２９日纪念天使长来伽勒的节日。】
一次，在少有的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告诉过我，说他不会费心去给手下的特工下达面面俱到的命令——给他布置任务；生死全凭他自己。我暗示说他这样做一定断送过不少特工的性命。
“有一些，”他承认，“但比其他方法要少。要相信个人的能力。我总是挑选那些有能力设法活下来的人。”
我问他：“可你怎么知道你选的是‘有能力设法活下来的人’呢？”
他一脸奸笑：“有能力设法活下来的人就是那些回来的人。这样我就知道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做出了决定。伊莱休，我心里想，你很快就耍知道你是哪种人了——老头子的铁石心肠真混帐！
我沿着设定好的航线朝圣路易斯方向前进，在圣路易斯附近绕过该城的弯道，然后到堪萨斯城。圣路易斯是红区。军事形势图上显示芝加哥仍然是绿区；我记得琥珀色的分界线沿之字形向西，到了密苏里州汉尼拔以北的某地——我非常想在绿区渡过密西西比河。一辆车在穿过一英里宽的河流时，会产生像流星一样显眼的雷达脉冲。
我向区域控制台发出信号，要求降低到当地规定的高度，然后毫不迟疑，恢复手控，降低了速度，向北驶去。
在离斯普林菲尔德弯道不远的地方，我又向西驶去，保持低空飞行。到达河边时，我关掉应答器，紧贴河面，缓缓穿了过去。当然，在空中是不能关掉雷达识别信号的，在标准配置中不能——但部门的车辆是非标准的。老头子对这种不法伎俩很在行。
我原希望过河的时候，如果当地交通被监控的话，我的脉冲会使他们误以为这是一条船，我并不十分清楚河对岸的下一个管制区控制站在红区还是绿区，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绿区。
我准备重新打开应答器，觉得这样做会更安全一些，至少不会那么令人怀疑。我正要回到交通系统，突然注意到在我前方展开了一道河岸线。地图上并没有显示那里有支流；我判断那是个水湾，可能是春季洪水冲出来的，尚未在地图上标出新河道。我几乎坠到了水面高度，差点儿一头栽进去。溪流很窄，蜿蜒曲折，几乎被树林遮住。我不想把空中车辆开进去，就像蜜蜂不想飞进长号——但这样做会彻底屏蔽我的雷达影像，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几分钟后，我却找不到路了。现在，不仅监控的技术人员找不到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脱离了地图上标示的区域。导航信号消失，出现，又重新消失，我手忙脚乱地控制着车辆，以避坠毁，根本顾不上导航信号的事。我真希望这是一辆水、陆，空三栖车，那样我就可以落在水面上了。
左岸的树林突然断开，我看到了一大片平地。于是我开过去，让车子的尾部着地，急剧的减速差点儿没让安全带把我给勒成两半。但我终于落下来了，再也不用像条鲇鱼那样在浑浊的河水里四处瞎撞了。
我在想，该怎么办。周围好像没有人；我判断我是在谁家的农场后面。毫无疑问，附近有公路，我最好找到公路。在地面行驶。
虽然这样想，但我知道这是愚蠢的。从华盛顿飞到堪萨斯城要用三个小时——我几乎走完了这段路，现在我离堪萨斯城还有多远？在陆上行驶，大约还需要三个小时。而且我还得把车停在堪萨斯城外十到十二英里的地方，然后步行——又需要三个小时。
我的感觉就像原木一端的一只青蛙，第一跳跳到原木的一半，第二跳跳到剩下距离的一半，一半又一半跳下去，老也跳不到头。我必须回到空中。
但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不知道这里的交通是控制在自由人手里，还是鼻涕虫手里。
我突然想起，自从离开华盛顿，我还没有打开过立体电视。我对立体电视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新闻节目也许有用。
我找不到新闻节目。我找到了（１）．由利用普通荷尔蒙公司赞助，默特尔·杜莱特利博士主持的讲座，《丈夫们为什么会感到厌倦》——我肯定她在这方面大概有着丰富的经验；（２）．三个时髦女子演唱的三重唱《要是你就是我理解的那样，我们还等什么？》；（３）．《柳克丽霞学会生活》中的一集。
那位可爱的默特尔·杜莱特利博士穿戴整齐，她身上可以隐藏半打泰坦星人。三重唱的女孩子们的穿戴则是你可以想像的，但她们的背部没有对着摄象机。柳克丽霞的衣服不是被别人撕破，就是自愿脱下来，但每一次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是不是光背（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鼻涕虫），镜头不是切换到了别处，就是正好灯灭了。
没有一个能说明问题。这些节目可能是在总统宣布裸背计划的数周前或数月前录制的。我仍在不停地转换频道，想找到新闻节目——或任何实况转播——突然发现我眼前出现了播音员那职业性的、殷勤的微笑。他穿戴得整整齐齐。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也是那些露出马脚的表演之一。他在说：“——此时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的某个幸运的小妇人就要收到绝对免费的赠品——一个普通原子能六合一全自动男管家。会是准呢？你？你？还是幸运的你？”他从摄像机前转过身，我能看到他的双肩。他的双肩被衬衣和外罩遮盖着，显然圆滚滚的，几乎像凸起的肉丘。我在红区。
我关掉电视时，发现有人注视着我——一个大约九岁的顽童。他只穿了短裤，但从他晒得黢黑的肩膀可以看出他是出于习惯。我放下挡风玻璃，“嘿，小家伙，公路在哪儿？”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才答道：“去梅肯的公路就在那边儿。听着，先生，这是一辆卡迪托克飞行车，对不对？”
“没错。公路在哪边？”
“捎我一段，好吗？”
“没时间了。公路在哪儿？”
他先打量了我一番才答道：“带上我，我就告诉你。”
我只好答应他。他爬上车四处张望，我打开工具箱，拿出衬衣、裤子和外套，然后穿在身上。
我引出话题：“也许我不该穿衬衣。这儿的人穿衬衣吗？”
他不满地说：“我有衬衣！”
“我不是说你没有；我只是问这里的人穿不穿。”
“当然穿了。你以为你在哪儿啊，先生，阿肯色州吗？”
我不再坚持，又问他公路在哪儿。他说，“起飞时可以让我按按钮吗？”
我解释说我们要在地面行驶，他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地指了一个方向。
对于没有铺路面的乡村公路来说，这辆车太重，我开得小心翼翼。一会儿，他让我转弯。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停下车说：“你是想告诉我路到底在哪儿，还是想让我狠狠揍你一顿？”
他打开车门，溜下车去。
“嘿！”我大声喊道。
他扭过头。“路在那边。”他承认骗了我。
我掉转车头，并没有真正指望能找到公路，但却找到了，离这儿只有五十码。小兔崽子害得我绕了大半圈。
这也叫公路——铺路时连一点橡胶也没用。但这确实是条路；我沿路向西驶去。总之，浪费了我一个多小时。
密苏里州的梅肯看上去一切正常——正常得让人不敢相信，因为这儿的人显然没有听说过裸背计划。确实有很多人光着脊梁，但那是天气炎热的缘故。更多的人都穿着衣服，任何人身上都可能隐藏着鼻涕虫。我很想干脆检查梅肯。而不是冒更大的风险检查堪萨斯城。最后，我总算抢在打退堂鼓之前又回到来时的路上。深入已经知道被主人控制的区域，我感到自己就像男子交际晚会上的牧师一样紧张。我想逃跑。
但老头子说过“堪萨斯城”；如果我不去堪萨斯城，他是不会答应的。最后我绕着梅肯行进，进入远处的着陆平台，排队等候当地发射，然后混杂在乱糟糟的农民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当地交通工具中朝堪萨斯城飞去。在穿越该州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遵守当地的速度限制，这样做要比使用违禁方式安全得多，因为每一个管制区域控制站都能通过应答机识别我的车子。
场站没有工作人员，是全自动的，就连加油线上也没有工作人员。看来我在进入密苏里交通系统时没有引起怀疑。当然，伊利诺斯州有一个管制区域控制站可能弄不明白我到底上哪儿去了，但没关系。
第十七章
堪萨斯城是个老式的城市，几乎没有重建过。从东南方，你几乎可以开到市中心，一直到斯沃普公园，既不用停车，也不用交纳进城费。
你可以飞进去，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降落在密苏里河北边的着陆平台上，穿过隧道进城，也可以降落在纪念山南面市中心的着陆半台上。
我决定两种方式都不用；我想让车留在身旁，这样就不必通过检查系统来取车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用不着一边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出示密码，一边向外冲。遇到紧急情况，我不喜欢走隧道——也不喜欢使用起飞平台的电梯。那样很容易被困在里面。
坦率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想进城。
我把车子驶入４０号公路，开向迈耶布勒瓦德收费站。大批车辆排成长龙，等待付费，以获得在城里的大街上有争议的行驶权。我身后刚开来另一辆车，我立即觉得自己被包围了。我强烈地感到要是当时决定进入停车场，以公共乘客的方式进城就好了。但收费员根本没看我就收了费。我瞥了他一眼，一切正常，但看不出他是否被控制了。
我松了口气，驶过收费站的大门——不料却在收费站的另一侧被拦住了。一根横杆挡在我前面，我停下车。一个警察从我打开的一侧把头伸了进来。“安全检查。”他说，“出来吧！”
我抗议说我的车刚被检查过，“这我不怀疑。”他同意地说，“本城正在开展安全驾驶活动。给你车卡。到路障那边取车。现在下车，进那个门。”他指着路边不远处的一座低矮建筑物说。
“为什么？”
“检查视力和反应能力。”他解释道，“快点儿，你挡住路了。”
在我脑海中，我又看到了那幅疫情地图，堪萨斯城一片红光闪烁。我肯定，该城已被彻底“占领”了；因此，这个态度温和的警察几乎可以断定已被附身。我用不着看他的肩膀。
不能用手枪打死他，再从现场紧急起飞；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如果是个一般的警察，我可以直接贿赂他，在他给我车卡的时候把钱塞给他。可泰坦星人不用钱。
或许他们也要钱？谁说得清。
我下了车，不满地嘟囔着，慢慢向那座建筑物走去。我眼前的门上标着“入口”，远处的一扇门上标着“出口”。我往前走时，一个人出来了。我很想问问他里面的情况。
这是临时建筑，老式的门不是自动的。我用脚尖顶开门，往两侧和上面看了看才进去。看来没有什么危险。里面是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还有一扇门开着。
有人在里面喊道，“进来。”
我走了进去，保持着最大的警惕性。
里面有两个人，都穿着白大褂，一个头上戴着医生用的窥镜。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轻快地说：“要不了一分钟，过来。”
他关上我进来的那扇门；我听见门闩“啪”的一声。
这比我们在宪法俱乐部所做的还要轻松自如得多。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准会欣赏这种方法。一张长桌上摆放着运送主人的盒子。已经打开，并在预热。第二个人手里已经拿着一个——准备给我的，我知道——他把手藏在身体的一侧，不让我看见他手里的鼻涕虫。运送主人的盒子不会引起受害人的警觉；医务人员手边总有些外人看来怪怪的东西。
剩下的，就是让我把眼睛贴在一个很普通的视力敏锐度测试仪的目镜上。那个“医生”会让我别动，捂着眼睛，装模作样地给我读测试数据，而他的“助手”给我安上一个主人。没有暴力，没有闪失，没有反抗。
甚至没有必要露出受害人的后背（在我自己的“效力”过程中，主人就是这样教我的），只要把主人往露出来的脖子上一放就得。离开之前，让新招募的人整理好衣服，把他的主人盖住。
“就是这儿。”那个“医生”重复道，“把双眼贴在目镜上。”
我走到装着视力测试仪的长凳前，开始照他说的做。我突然转过身来。
助手已经靠近了，双手拿着准备好的盒子。我转身时，他赶紧把手翻过去，不让我看。
“大夫，”我说道，“我戴着隐形眼镜呢。我摘掉好吗？”
“不用，不用。”他急促地说，“别浪费时间了。”
“可是，大夫，”我抗议道，“我想让你看看我的隐形眼镜合适不合适。左眼的镜片现在有点儿问题——”我抬起双手，翻开左眼的上下眼皮，“看见了吗？”
他生气地说：“这儿不是诊所。好了，请你——”
他们俩都到了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我双臂向下一放，猛然用力抓住他俩——有力的手指牢牢抓住他俩的肩胛骨。我的双手同时碰到了他们衣服下面软绵绵、烂糊糊的东西。一碰到那东西，我就感到浑身颤抖，天旋地转。
我曾经见过一只被车撞上的猫；那可怜的东西一下子跳了有四英尺高，身子弓错了方向，四条腿都在舞动。这两个倒霉蛋和那只可怜的猫差不多。他们浑身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好像所有运动细胞同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或许他们所有的运动细胞确实在同一瞬间受到了强烈刺激，就在我把他们的主人牢牢抓住并挤碎的一瞬间。
我夹不住他们了。他们俩在我胳膊下猝然一动，倒在地上。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夹住他们了，第一阵剧烈抽搐之后，他们就垮了，失去了知觉，也许已经死了。
有人敲门。我喊道：“等一下。医生正忙着呢。”
敲门声停了。
我先确认门是锁着的，又回过头来，俯下身，撩起“医生”的衣服，看看我把他的主人弄成了什么样。
那东西成了一堆乱七八糟、黏糊糊的东西，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另一个身上的也一样——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鼻涕虫还没有死，我肯定会开枪，可我并没有把握打死鼻涕虫而不把那两个人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