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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脑子不是很清楚，”这个人说道，“我记不清太多的细节，但是我记得我用飞艇击沉了一艘潜艇。”
“接着说，先生，我在听，我对您提供的消息非常感兴趣。”
“当时我们驻扎在新泽西的莱克赫斯特，我就在那附近攻击了那艘潜艇，我用深水炸弹把它炸沉了。不好意思，我只能记得这些了，我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查特顿将他所说的话记录在便签纸上，然后准备到海军历史中心去找所有关于飞艇在这一水域击沉潜艇的记录。
一天早晨，查特顿开车来到新泽西孟莫斯县的厄尔海军武器站。他将沉船的录像交给那里的军火和炸药专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录像，彼此讨论，使用各种专业术语，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潜艇控制室的损伤看上去是由爆炸造成的，而不是碰撞造成的；
——潜艇受损的形状和方向显示爆炸来自潜艇的外部；
——导致潜艇创伤的武器威力远胜于深水炸弹，深水炸弹是盟军经常用于对付潜艇的武器。
查特顿仔细做着记录。他请求专家推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伤。
“我们也无法确定，”其中一个专家说道，“如果非要我们推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是由鱼雷直接攻击导致的。”
鱼雷直接攻击？在回家的路上，查特顿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着这个可能性。那么是谁发射的鱼雷呢？如果美国潜艇击沉了德国潜艇的话，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应该有记载，而且在沉船附近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战事。难道是另一艘德国潜艇误伤了自己人？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但一般都是在使用狼群战术时才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攻击敌船——没有任何记录证明在这一海域曾采取过狼群战术。然而有一点现在已经明确了：认为潜艇是受创后逃到此地的说法被排除了——莱格和有些潜水员持此种观点。查特顿认为，潜艇目前所沉没的地方就是当初它受到攻击的地方。
《纽沃克星定报》报道此事一个星期后，查特顿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信息。但是没有任何一条信息可以使调查工作有突破性进展。
在莱格家里，莱格和查特顿接待了格里高里·韦登菲尔德少校，一位民间空中巡逻队历史学家。他通过一家报社的记者与莱格取得了联系。查特顿曾听说过民间空中巡逻队，这是1941年由纽约市长费奥雷罗·拉·高尔迪亚和其他民间飞行员组织的一支飞行员队伍，他们驾驶小型私人飞机为航行船只提供协防。当时几乎每晚都有店员、会计或牙医在纽约或新泽西海岸的上空飞行巡逻，他们使用绑在机翼下的小型应急炸弹攻击潜艇。由于他们的武器系统是临时拼凑的，非常不稳定，一般来说炸弹绑在机翼上时他们不能着陆，以免震动引起炸弹爆炸。相反，无论他们是否发现潜艇，他们都会投下炸弹，避免携带在飞机上。韦登菲尔德说，在二战期间民间空中巡逻队曾发现150艘潜艇，并向其中的一些潜艇投放了深水炸弹。
“我们击沉了两艘德国潜艇，”韦登菲尔德称，“但是我们从没有因此得到任何褒奖。”
“我看到过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查特顿说道，“你们认为海军不想奖励老百姓。”
“就是这样，”韦登菲尔德说，“海军不想承认，因为他们害怕引起公众恐慌，他们害怕公众知道需要动用普通老百姓去击退潜艇，而且他们怕公众知道潜艇事实上已经逼近美国海岸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击沉的一艘潜艇在佛罗里达海岸，另一艘在新泽西海岸。”
查特顿拿出了笔，韦登菲尔德开始讲述当时的经过。
“1942年7月11日，我们在格鲁曼维津的两名飞行员在大西洋海岸以北50英里的海域发现一艘德国潜艇。他们追踪了四个小时，直到它升到了潜望深度。最后，它终于浮出水面，他们扔下一颗325磅的深水炸弹，炸弹爆炸了——他们看到潜艇沉下去的地方出现一条条的油迹。他们又向有油迹的地方投下了另一颗深水炸弹，就是这颗炸弹对潜艇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现在那两名飞行员都已经去世了，但是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为我们这些人讨回我们应得的荣誉。我想你们找到的就是当初他们击沉的潜艇。”
查特顿完全沉浸在他的讲述中。韦登菲尔德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而且提到的地点距沉船地点只有25英里。如果查特顿可以找到1942年7月在美国海域失踪的德国潜艇的名单——即使记录的潜艇距他们的潜艇有一段距离——他就有可能解释潜艇移动到现在这个地点的原因，从而解开谜团。他向韦登菲尔德表示感谢，并答应会尽全力弄清这艘潜艇是否就是他们50年前击沉的那艘。一天以后，基茨教授将此事告知《纽约邮报》，“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艘潜艇。”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打了进来。打电话的人是一个专门收集纳粹纪念品的收藏家，但是这个人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购沉船物品。
“我收集很多物品，其中包括德国潜艇艇长的照片，”这个人对查特顿说。“我和他们很多人都联系过了。其中一个艇长叫卡尔·弗雷德里奇·莫坦，他是二战时期战功卓越的‘王牌艇长’。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事情，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有些信息希望提供给你们，想知道你们的地址，以便写信给你们。”
“太好了，”查特顿回答道。
几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德国的来信。在信中，莫坦对查特顿和其他潜水员为此事付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然后，他在信中也讲述了一件事：
他的同事哈纳斯·维恩加特纳也曾是一名“王牌艇长”，但像莫坦一样他也获得升职，从事训练驱逐舰队艇长的工作，这是一个较高的职位，但工作地点主要在陆地上。但到1944年为止，维恩加特纳的心中仍然充满了对战争的向往，尽管他当时已经超龄，他还是离开办公桌，重新登上潜艇。他当时的任务是：指挥IXD2型潜艇（专门为远程巡逻所设计的潜艇）U851前往印度洋为驻扎在远东的德军基地运送给养，并为日本海军运送货物。
莫坦认为，这并不是维恩加特纳所期待的那种任务。他认为维恩加特纳是一个“天生的潜艇兵”，也就是说他身体中对参战的渴望——主动攻击并消灭敌船——从来没有消退过。
“给我的感觉是，维恩加特纳认为当时的潜艇战和他1939年9月最后一次指挥的潜艇战没有太多区别，”莫坦写道，“我不知道他巡逻路线的顺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U851并没有前往印度洋，而是到了美国海岸。”
在莫坦看来，很可能维恩加特纳认为他的任务过于简单，从而将潜艇开到了纽约。
“我本人非常肯定，你们发现的沉船就是U851。”莫坦写道。
“本人”这个词跃出信纸跳入查特顿眼帘，引起了他的沉思。莫坦的信使他掌握了一名“王牌艇长”提供的第一手内部资料，这些信息绕过课本和历史书直入主题。莫坦了解他的朋友，现在查特顿又认识了莫坦，查特顿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查特顿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从未对柯勒提起过。虽然他欣赏柯勒在船上表现出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柯勒只是个和他一起潜水的外人，认为他只对沉船物品感兴趣，对历史和艺术一无所知。但是他与尤加分享了他的研究结果，尤加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设计和建造潜艇的核心技术。每当查特顿有了新的想法，他都会提出有力的科学依据支持他。
第二部分 瑞奇·柯勒第26节 霍伦博格的刀（3）
经过这些调查研究，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开始在查特顿的脑海中成形了。在这两个星期中，他先后和“王牌艇长”、飞艇飞行员、历史学家以及潜艇俱乐部的主席取得了联系。他们提供的信息都是历史书上没有的，有时甚至与历史书相悖。一直以来查特顿都在尽力为未知事物寻找最合理的答案，这些延伸于历史书之外的知识无疑对他是个重要的启发。
就在查特顿忙于与各种人电话联系的时候，柯勒却像一个即将面临期末考试的学生一样，苦苦钻研着潜艇的相关书籍。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潜艇——它的结构、演变、指挥体系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知识。支配他的研究工作的是一个强烈的动机：他要自己从沉船中找到有价值的物品。在整个潜水生涯中，他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见查特顿手中纳粹盘子的那一瞬间。当他把盘子拿在手中时，他有了一种超脱于一切之上的感觉。他无法用语言阐明当时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自己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瓷器，在它身上可以看到历史、象征意义、美感以及神秘感，这些都让它散发出诱人的光辉。
日子一天天过去，柯勒不断钻研潜艇书籍，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关注潜艇上艇员的个人生活。意识到这一点后，他感到很吃惊，因为他现在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查明潜艇的身份。在阅读有关艇员的书籍时，柯勒并不感到自己是在做研究。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潜艇中，潜艇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部机器，而是这些艇员的生活背景。他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嘈杂拥挤的环境，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这些士兵在发动着引起全世界恐慌的战争。他可以感觉到沉睡的士兵脸旁放置的鱼雷发出阵阵寒意、六个星期没有换洗的衣服散发出难闻的异味、距离过近的艇员说话时唾沫喷溅到彼此的脸上、冰凉的冷凝水滴不住地落入六小时一换班的艇员的脖子里。柯勒对技术信息很感兴趣，但是，技术并不能引起他的情感共鸣——每当他想象着盟军的炸弹穿越水面直逼潜艇，艇员们脸上露出无助的神情时，他就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盟军声纳发出的不祥的呯……呯……声预示着爆炸的迫近。多年以来，柯勒一直认为潜艇是无敌的。但现在他开始体会到潜艇的“尴尬时刻”，在这段时间内，盟军灵活的战术、先进的技术和充裕的补给完全打破了潜艇在战争中的优势。有时一连几个星期潜艇都无法击沉一艘敌船，原来的猎手变成了被猎杀的对象。曾有人评论说，战争史上从没有一支军队像潜艇部队一样承受了这么大的伤亡损失还在坚持战斗。十月份过去了，柯勒非常想知道沉船上是否还有艇员的尸骨，这些艇员的家人是否知道他们已经葬身海底。
在查特顿忙于应付各种电话和信件的同时，他听到一个坏消息。比兰达弄到了潜艇沉没的准确地点：经纬度数字，他计划某一天出海寻找沉船。最糟糕的是，据说，沉船地点是莱格透漏的。
查特顿听说，比兰达组织了一支潜水队到沉船地点寻找费德曼的尸体。有船长提供自己的船以做运送燃料之用，比兰达会向参加寻找尸体的潜水员支付报酬。查特顿怀疑比兰达和其他潜水员去寻找尸体只是装装样子。事故发生至今已经有一个月了，海浪非常凶猛，费德曼的尸体肯定早已不在潜艇沉没的地方了。他给莱格家里打电话，听到冰块撞击玻璃杯的声音。
“妈的，约翰，是我说出了地点，”莱格承认道。
莱格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他深夜的时候接到另一艘潜水包租船船长的电话，这个人是他的老朋友。莱格当时已经喝醉了。那个人说他手上有三组数字，其中一组肯定是潜艇的准确位置，莱格听他背了这三组数字。那个船主说的是真的——其中一组数字是正确的。莱格有些迟疑了，即使他现在醉得晕头转向，他也知道比兰达已经从他安插在海岸警卫队的亲信那里知道了沉船的大概位置。他让这个船长在数字书上查出相近的地点，然后打电话给莱格套取确切地点。一般情况下，莱格会将有这种企图的人的脖子拧断，但是，他喝了很多酒，而且一直对费德曼的死感到愧疚。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可能说过类似于第二组数字“可能对”之类的话。
“一放下电话，我就知道我闯祸了，”莱格告诉查特顿。
查特顿结束了和莱格的通话后，他的电话又响起来。打电话的是比兰达，他告诉查特顿他组织了一支潜水队去打捞费德曼的尸体，他邀请查特顿一同前往。
查特顿心里一阵冲动，他几乎就要答应比兰达的邀请了，但他知道比兰达肯定会跳过打捞尸体的步骤，允许潜水员直接进入潜艇内部寻找沉船物品。查特顿问比兰达真正的目的何在，比兰达坚持称潜水队此行就是为了打捞费德曼的尸体。查特顿追问道，“瓦胡”号准备在哪里寻找尸体。比兰达说他们会在沉船周围寻找。至此，查特顿已经完全弄清了比兰达的意图，比兰达的唯一目的就是勘查潜艇。他质问比兰达，但比兰达拒不承认。查特顿根本不相信比兰达的辩解，他大声咒骂，告诉比兰达不要幻想他能够参加所谓的救援队，然后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几天以后，比兰达和其他几名潜水员出海了。有些潜水员确实仔细寻找了费德曼的尸体，而其他人直接进入潜艇勘查，没有人找到尸体。一名参加了此次航行的潜水员说，很多人回家后脑海中都萦绕着同一个想法：这艘沉船太危险了，这是一艘能吃人的沉船。
一天以后，查特顿和柯勒听说了救援队出海的情况。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查出了潜艇的确切身份？但似乎大家都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查特顿和柯勒对此都不感到吃惊，但是他们都推测比兰达很可能还会再次出海。只要莱格和“探索者”号继续受到公众的关注，比兰达只会继续高举他的强盗大旗。
11月的一个星期一，比兰达带领的救援队已经返回岸上。这天天气晴朗，整个新泽西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怡人的天气令莱格神清气爽，他给查特顿打了电话。
“我们得再去潜艇勘查一次，”莱格说道，“我们可以星期三去，你去不去？”
“我哪次没去？”查特顿反问道。
莱格和查特顿分别打电话和其他潜水员联系。出海定在1991年11月6日。费德曼遇难后，几名参加过第一次潜水的潜水员都决定不再去勘查潜艇了。除此之外，剩下的潜水员都决定一同前往。“探索者”号上还剩下两个人的位置，莱格又邀请了其他两名优秀的潜水员。
汤姆·帕克和史蒂夫·加托可能是东部海岸最有实力的沉船潜水组合。在一次比赛中，潜水员要两人一组避开可能遇到的危险，帕克和加托行动起来就像一个有机体，他们凭直觉判断另一人的行动和想法，就像是心意相通的双胞胎。帕克曾参加过莱格寻找“多利安”号船钟的那次潜水，而几年以后，加托找到了“多利安”号的船舵。对他们来说，如果找不到他们想在沉船上找到的东西，他们决不会放弃这艘沉船。他们告诉莱格他们会一起去勘查潜艇。
将近午夜的时候，潜水员们到“探索者”号上集合。柯勒还是穿着他的标志性服装——棉布夹克、骷髅十字和“大西洋沉船潜水员”标志。查特顿看到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柯勒回视过去，眼神中挑衅地暗示：“谁他妈有意见？”船上一个人都没有说话。费德曼遇难的压抑氛围仍然笼罩着“探索者”号。点名的时候，每个被叫到名字的潜水员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到”，然后就转身回到艇舱中，完全不像以往那样喧闹。
查特顿和柯勒的铺位分别位于艇舱的两头，他们躺在床铺上，脑海中不断推敲自己制定的潜水计划。查特顿准备在第一次潜水中实现两个目标，首先他会按照亨利·库柏的建议寻找鞍式副燃料箱，这是一种悬挂于潜艇外部的燃料箱，主要用于为VII型潜艇供应燃料，VII型潜艇是最常见的德国潜艇。如果有时间，他还会检查一下潜艇后部有一根，还是两根鱼雷发射管。库柏曾说如果潜艇后部配有两根鱼雷发射管，那么就属于形体稍大的IX型潜艇，如果只有一根的话，就可能是VII型。
而柯勒的兴趣在于那个由鹰和曲十字组成的徽章。六个星期来，柯勒每天都想象着自己找到纳粹盘子的那一刻，他无法容忍再次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他这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去找那些盘子。
第二天一早，查特顿就装备完毕。他、帕克和加托将会负责下船锚，先行下水。他们下水时的能见度应该很好，但是他们的动作会搅浑水底的淤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