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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嫔系酱γ致藕Ｕ降奈兜馈Ｋ俏势鹆薝869，一个卫兵把他们带到了码头边。
潜艇静静地停在那里，它看上去精干、神秘。雪茄一样的艇身只有船头和船尾的部分沉入海中，看起来像一弯出现在海上的眉毛。它全身上下都喷成灰色，这种颜色在拂晓和傍晚时分、天空由明转暗或由暗转明时最难发现，同时这种时候也是潜艇威胁力最大的时候。U869的指挥塔上贴着奥运五环的标志，这表示潜艇的艇长是从1936年海军班中毕业的军官，那年恰逢举行柏林奥运会。古斯奇伍斯基敬畏地看着眼前的潜艇，无论从哪方面看——武器、规模、设计——它都比他之前服役的VII型潜艇要先进得多。“简直没法比，”他想道，“这是艘了不起的潜艇。它和其他的潜艇完全不同。”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U869的艇员们和其他受训人员一起在造船厂参加了集体培训。到潜艇正式服役之前他们都没有机会见到潜艇的三名高级军官——艇长、大副和轮机长。他们一直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领导他们和他们的潜艇。
潜艇的正式服役仪式定在1944年1月26日。当天，那些派往潜艇服役的艇员们穿着正式的海军制服列队来到潜艇停靠的码头。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一次统一行动。一名军官负责点名，他逐一点到艇员们的名字：“布里休斯、达格、戴特梅耶、迪埃茨……”每个艇员都答“到”。在这期间艇员们都向旁边看去，那里站着一个黑发、宽肩、高大英俊的军官，一双清澈的黑眼睛一直关注着整个点名的过程。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们的艇长——他们从他的形体上可以看出高贵的气质，从他缓慢的呼吸中可以听出坚定的信心，从他棱角分明的日尔曼人的脸孔上可以看出无比的力量。这些人是在一个潜艇英雄辈出的国家中长大的，他们熟知一名英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特质。而他们眼前这个26岁的艇长海尔姆斯·纽恩博格正是这样一个英雄。
艇员们登上潜艇，三人一排站在艇尾的甲板上。他们双手放在腿侧，立正站好。艇长纽恩博格俯视着他的艇员，俯视着大海，俯视着整个德国。现在，艇员们已经听说了，这是纽恩博格第一次指挥潜艇。有些艇员低声说道，艇长以前是德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然后自愿到潜艇服役。纽恩博格开始在栏杆后面向全体艇员讲话。他使用标准的德语，语言精炼；他使用军官特有的语调，用词精确。他只讲了几句话，都是正式的用语，没有搀杂任何感情。但是就是这仅有的几句话给古斯奇伍斯基这些艇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非常勇敢，非常有能力。你必须服从这个声音，你必须服从这个人。”
讲完话后，纽恩博格下令发动潜艇的引擎。当旗帜升到杆顶后，纽恩博格向旗帜行礼，但他没有行纳粹礼，而是行了传统的军礼。
“潜艇正式开始服役了，”纽恩博格宣布道。
仅此而已。没有人向对U602的艇长一样向纽恩博格献上一个潜艇模型，也没有军乐队演奏音乐表示庆祝。艇员们就这样离开潜艇返回岸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跟以前不同了，”古斯奇伍斯基想道。
当晚，U869上的艇员和军官们在不来梅的一家小餐馆内共进了庆祝晚餐。和纽恩博格坐在一起的是大副——21岁的西埃德弗里德·布兰和轮机长——30岁的鲁德威格·凯斯勒。古斯奇伍斯基审视着屋里的食物和设施，在心里感慨德国发生的变化。两年前，他参加了U602的服役晚餐。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宴会，他们吃着丰盛的烤猪肉、馅饼，喝着葡萄酒。然后特地为艇员们——军官和现役的士兵——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红灯区开了一个庆祝聚会。艇员们坐在特别为他们预留的座位上观赏音乐剧，整个城市灯火通明，为他们饯行。但今晚，没有人为他们准备宴会，他们在简单的餐桌上喝着啤酒，吃鲱鱼和煮土豆。艇员们的话也很少。
但是古斯奇伍斯基还是很兴奋，他的弟弟威利特地到不来梅来看他。那天傍晚，古斯奇伍斯基请求厨师能够为威利准备一份食物，他可以付钱给他。厨师答应了，然后威利就和哥哥一起参加了艇员们的聚会。纽恩博格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两兄弟走来。
“这个人在这里干什么？”纽恩博格问道。
“他是我的弟弟，长官，”古斯奇伍斯基回答道，“他特地从波鸿来看望我。”
“他不是潜艇艇员，所以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纽恩博格说道。他转向威利：“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先生。你可以拿着你的食物到这家宾馆的其他餐厅去吃。10点钟以后，你哥哥会过去看你。现在就走。”
古斯奇伍斯基呆住了。他敬佩那些恪守军队条例的艇长，但他还是祈祷U869由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来领导。他看着弟弟拿着盘子走出了餐厅，他想纽恩博格的性格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U869正式开始服役后，艇员们开始到潜艇上接受培训。当艇员们在潜艇的三个甲板舱门间穿行时，他们感到自己就像进入了高科技的仙境。潜艇中布满了各种仪器、仪表、刻度盘、管道和电线。潜艇内部充满了新刷的油漆和汽油的味道，这些都让艇员们燃起了无比的希望。艇员们注意到艇表上显示的是标准的柏林时间，而且以后无论潜艇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巡逻，这个时间将会始终保持不变。潜艇的墙上没有悬挂任何照片——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邓尼茨。
接下来的几天里，艇员们在潜艇上熟悉潜艇的规章制度。在潜艇上，士兵不需要向军官敬礼，军官们直呼每个人的名字。在几天的时间里，尽管潜艇还没有出海执行任务，艇员们彼此之间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正像邓尼茨以前写道的一样“潜艇上的艇员是一个被命运绑在一起的群体”。
从一开始，艇员们就在研究纽恩博格。无论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他总是时刻表现得冷静而克制，时刻严守军队的纪律。艇员们吃饭的时候希望能够听到他和别人开玩笑，但是他们只听到他与布兰特和凯斯勒进行严肃的交谈，而且使用的全是标准的德语。他从不用俚语来称呼潜艇上的设备，而且从不说脏话。即使德军战事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不来梅，纽恩博格也从不表现出恐惧和迟疑。相反，他强调的是职责，即使在他没有强调职责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也完全遵从职责的要求。尽管现役的海军军官都必须放弃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身份——其中包括纳粹党——艇员们发现纽恩博格对自己要求非常严厉，他们认为他肯定支持国社党，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责任感。在他带着他们进行训练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就感觉到这个人是宁死也不会违抗命令的。
尽管艇员们对纽恩博格的性格已经有所了解，但是他们对他之前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以前是海军的飞行员——他只告诉他们这一点——他最近才转到潜艇服役。有些艇员猜测可能纽恩博格参加潜艇部队是为了获得骑士十字勋章——那个挂在脖子上的玩意儿，但纽恩博格从没有谈论过他的动机。一天有人曾在岸上见到他的妻子，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对他个人生活的好奇丝毫没有减少艇员们对他们艇长的信心。但是如果说早期训练中U869上存在什么谜团的话，那么这个谜团就是这个即将领导他们的人的个人生活。
海尔姆斯·纽恩博格的家在史特拉斯堡，19岁的时候，他决定参加海军。这个决定让认识他的人都感到很意外。他年纪轻轻，但是表现出在小提琴和讽刺漫画绘画方面的独有天赋。他通过了德国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这是接受高等教育必须通过的考核。他的家人以为他可以在艺术方面有所发展，这同样也是海尔姆斯自己的愿望，即使是参加海军之后他也不打算放弃这个想法。他知道如果服几年兵役的话，退伍时军队会支付给他一笔钱，而这笔钱就可以用来继续他的高等教育，但他从未想过要参加潜艇部队。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弗雷德海尔姆曾讨论过潜艇，但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对潜艇的敬畏。“登上潜艇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他们提醒着彼此，“在潜艇上牺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于是海尔姆斯成了1936年海军班的一名学员（学生班级是按照入学时间命名的，而不是毕业时间）。他在很多科目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尤其是机械和英语两门课程。上学期间，他还组织了一支乐队，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为他们的班级谱写了一首班歌，为此海军元帅艾奇·雷德给他颁发了特别奖励。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培训。1940年他成了一名飞行员，负责在英格兰附近的北海上空侦查巡逻。一次执行任务时，他甚至将心爱的德国牧羊犬带到了驾驶舱内。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执行飞行任务，他还培训其他的驾驶员，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即便海尔姆斯的军事生涯看上去与国社党的理念非常一致，但是他的内心却对此颇有不满。
海尔姆斯不敢公开表示对纳粹帝国的不满——说这种话的军官可以被判死刑——但是他与弗雷德海尔姆谈话时可不会顾忌这些。弗雷德海尔姆是陆军装甲兵部队的一名坦克手。海尔姆斯来看他时，对他说，纳粹的统治会将德国带上毁灭之路。弗雷德海尔姆听到这话后满脸惊恐。
“你疯了吗，在公共场合说这种话？”他问海尔姆斯，“旁边的人会听到的，你说的话是很危险的！”
但海尔姆斯不断向他说这种话。一次，在刚和一名驻纽伦堡的纳粹军官谈话后，海尔姆斯告诉弗雷德海尔姆这个人的反犹太信仰“骇人听闻”并且“令人作呕”。弗雷德海尔姆赶紧求他弟弟保持沉默。
第三部分 错失的信息第46节 无人生还（2）
“隔墙有耳，海尔姆斯！”弗雷德海尔姆警告他，“周围的人都在听着呢。求求你了，别乱说话。这些话会让你送命的。”
1941年，海尔姆斯和21岁的厄娜·玛斯结了婚。厄娜是一个酿酒厂厂主的女儿，她聪明、漂亮、活泼，也非常反感军国主义。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在家的时候，海尔姆斯收集美国爵士乐的唱片，这在当时是纳粹禁止的音乐形式，他还收听敌国“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战事报道——这是当时的另一个禁忌。
“我们已经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他告诉厄娜。
他一有时间就去看弗雷德海尔姆。他继续谈他的想法：“战争结束后，我就脱掉这身衣服。“他指着军装告诉哥哥。
1943年，纽恩博格和其他军官面临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继续留在海军航空兵部队，也可以参加潜艇部队。那些留在空军的军官要立即参加战斗，而那些转到潜艇部队的军官还要接受一年多的培训才能参战。当时纽恩博格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和一个一岁的女儿，虽然他知道上潜艇后安全毫无保障，但他还是选择转到潜艇部队。
纽恩博格在接下来的21个月中一直在接受潜艇训练。他利用假期带着两岁的儿子朱根乘帆船，又将一岁的女儿朱塔抱在膝头玩耍。在U869正式服役之前，他去找了弗雷德海尔姆。这次，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纳粹的事情。他只是看着哥哥的眼睛，然后对他说：“我回不来了。”
理论培训结束以后，潜艇装满食物和给养于1944年1月底离开不来梅驶往波罗地海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海上训练。至此以后，潜艇将不会再有基地了。所有的命令都直接下达到潜艇上，他们只能在波罗地海的各个港口稍作停留。
当时，关于“黑色五月”的传言——盟军在1943年击沉了44艘潜艇——已经传到了士兵们的耳朵里。码头工人们悄悄数着那些再也没有从巡逻中返回的潜艇。盟军的技术优势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军军营。虽然很少有人谈论，但是U869的艇员们可以肯定潜艇艇员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U869的水上训练包括测试潜艇的水下噪音、检修潜望镜以及检测防空高射炮。（由于U869上没有安装对抗敌舰的甲板炮，因此它保留了防空武器）。他们进行了“翻滚训练”，一种连续转弯和下沉的复杂练习。这个练习让艇员们无比厌倦——但也很好地掌握了这个技术——到后来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可以驾驶这个250英尺长的庞然大物在小溪中自由穿行。有些艇员一直在呕吐，直到最后适应了水下生活。有些人对柴油的烟味和噪音感到厌恶。而像古斯奇伍斯基一样有经验的艇员们知道真正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艇员们将整个二月份都用于熟悉工作和彼此了解。鱼雷手之间以及轮机手之间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在电报室中，古斯奇伍斯基和霍伦博格一起培训另两名报务员，其中一个18岁，另一个19岁。虽然古斯奇伍斯基仍对霍伦博格比他高的军衔感到介怀，但他发现霍伦博格是个非常优秀的报务员，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不久，两人就成了默契的搭档。一个负责将纽恩博格的信件编码，另一个负责发报，同时他们也成了朋友。
除了履行职责以外，报务员还负责给艇员们播放唱片和接收电台音乐。一天他们停在港口的时候，古斯奇伍斯基发现一个电台在播放格伦·米勒的音乐，他知道艇员们一定会喜欢，他放大了声音，脚和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敲动着。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收音机里插进了一段话：“你们的一艘潜艇出海巡逻两天后失踪了，我们发现了潜艇的碎片。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查出这艘潜艇艇长和艇员的名字了。”他赶紧关掉收音机——他知道这是加莱电台，是英国开办的用来对德军士兵开展心理战的电台。古斯奇伍斯基关掉收音机后，纽恩博格冲了进来。
“你疯了吗？”纽恩博格咆哮道，“你居然听敌台！全艇的人都听到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觉得它放的音乐很好听，”古斯奇伍斯基回答道，“我意识到是敌台的时候，他们的信息已经播出来了。”
“我告诉你，”纽恩博格怒气冲冲地说，“下不为例。”
纽恩博格转身回到了艇长起居室。霍伦博格走近古斯奇伍斯基拍着他的肩膀。
“别介意，赫伯特，”霍伦博格说道，“加莱电台可能侵入任何一个频道——你永远都不能确定它到底在哪。他们有时甚至播放德国音乐。他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歌。不要难过，朋友。任何报务员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像你这么优秀也难以避免。”
尽管纽恩博格对他的艇员非常严厉，毫不留情，但很少有人怨恨他。每天在波罗的海的训练常常使艇员们想到战争中将会遇到的危险。随着参战时间的迫近，艇员们发现他们在关注着纽恩博格的一举一动——预测他将采取的行动、分析他的性格、研究他眼中表现出的勇气，他们感到他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即使在潜艇被深水炸弹包围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护他们将近六十名艇员的安全。所有艇员都将艇长视为力量、正义和责任的化身。他的行为并不只是为了让他的艇员生存下来，同时这样做才能证明一个人的生存价值。
与纽恩博格令人敬畏的性格相比，21岁的大副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很快受到了全体艇员的欢迎。在很多方面，布兰特都与纽恩博格完全不同。他身材矮小，眼睛中透出温暖、平静的目光，他说话幽默，声音从容不迫，他的脸上几乎时刻带着笑容。一般在潜艇中，士兵和军官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布兰特似乎总和士兵们呆在一起。在舰桥巡逻时，他与他们开玩笑，他还问一些关于他们家庭、女朋友和家乡的私人问题，他甚至乐于倾听他们内心本不该有的恐惧和担忧。布兰特熟知军队的条例，但是他很少在休息时间恪守这些条例，他喜欢和士兵们像兄弟一样谈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一次古斯奇伍斯基讲了个关于一个吹牛军官的笑话，布兰特笑得前仰后合，古斯奇伍斯基和其他艇员甚至以为他笑得透不过气来。他停下来之后，请求道：“求求你再讲一次吧！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古斯奇伍斯基又讲了一遍，他一直在想：“我永远也不敢跟纽恩博格讲这个笑话。”
尽管布兰特与士兵们相处得其乐融融，但是他非常明白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大副负责安排潜艇的舰桥巡逻，负责鱼雷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并负责指挥潜艇在水面上进行的鱼雷攻击。如果艇长阵亡或受伤，大副就会取代艇长指挥潜艇。一个好的大副经常会升任他所在潜艇的艇长。在工作中，布兰特表现出卓越的能力，他在艇员面前从来都是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