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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U869标志的标签或刻有潜艇编号的制造商牌子，否则没有人可以肯定他们发现的就是U869。
查特顿和柯勒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准备返回沉船。
但其他的潜水员退缩了，已经有三个人在潜艇上丧生了，其他人每次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潜艇上已经没有什么他们没有勘查过的地方了。
“你们已经知道是U869，”有潜水员说道，“没有人提出质疑。你们已经重写了历史，为什么还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查特顿和柯勒做出了同样的回答：我们要对自己负责。
对查特顿来说，现在放弃对潜艇的研究就等于放弃了他自己。多年来，他的生活和潜水一直遵从着相同的准则，他相信辛勤的工作、坚定的意志、一丝不苟的态度、充分的准备以及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造就一个优秀的人以及一个优秀的潜水员的必要条件。他将生活中的原则应用到潜水中，他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潜水员之一；他将他的潜水精神带到日常生活中，他发现自己过着有尊严而满足的生活。他不能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就将潜艇研究半途而废。
对柯勒来说，神秘潜艇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物体演变成他的道德义务。与其他潜水员不同，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查出阵亡艇员的名字并将之告知他们的家人。像查特顿一样，他现在确信神秘潜艇就是U869，但是他仍然不能肯定地告诉纽恩博格或布兰特或霍伦博格的家人，他们“非常确定”他们的兄弟或儿子就阵亡在新泽西附近。他不能告诉他们潜艇“可能”沉在美国海岸而不是非洲海岸。他也决定夏天再到潜艇去一次。每当他记起少年时和父亲一起出海时看到的海中失踪人员的尸体时，他就更加肯定他不能容忍这些艇员的身份之谜一直悬而不决。他要找出一个标签或者其他什么不容辩驳的证据。他要让死者安息，让死者的亲属们得到宽慰。
最后一个让查特顿和柯勒继续到潜艇勘查的原因在于：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在改写历史，他们要将历史中出现的谬误纠正过来。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一次次吃惊地发现历史学家、历史纪录、专家学者都可能发生错误。神秘潜艇给了他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烙印的机会，他们要尽量将这件事做得完美。
1994年的春天预示着潜水季节的到来。查特顿决定要在潜艇上另外寻找一块地方进行勘查。上一个潜水季节里他们成果颇丰，找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沉船物品，同时也探查了很多以往没有勘查过的地方，但是查特顿仍然感到很失落。潜艇上每个可以进去的艇舱都已经被他们仔细搜索了很多遍。每个他们认为能够找到标签或标志物的地方他们都尝试过了。他在咖啡厅的餐巾纸上写下了勘查计划，但是发现计划内容和1991年时没有什么区别。他想再次使用他在混乱之中寻找秩序的观察方法，但是他却无法在潜艇上找出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的地方。到了四月，由于无法制定出一个可行的新方案，查特顿变得悲观而沮丧。每天晚上，躺在妻子身边的时候，他就会两眼盯着天花板，思考为什么他的方法——其他人无法掌握的观察沉船的方法——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每当这个时候，柯勒就像是上天派下来帮助他的人一样。查特顿会听到电话铃响，会收到传真，甚至看到玻璃公司的卡车开到他的门前，这些都是柯勒的行为——他会安慰查特顿让他从忧伤中走出来。
“约翰，”柯勒会说，“我并不是不尊重你，但是我一定要问：你到底怎么了？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事能阻挡我们！我们就是注定能查出真相的人！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今天就去潜艇。现在是四月份，水里只有他妈的华氏40度，但是我今天就去。我要把你拖下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挂在锚绳上想一个潜水计划。肯定有人能从潜艇上找出来一个标签。等到比兰达的伙计找到了，你就等着坐在这里哭吧。你难道想看到别的潜水员不小心发现标签，然后成为鉴定沉船身份的人吗？这件事要由我们去做，我们才是注定要查出真相的人！”
“谢谢你，瑞奇，”查特顿会说道，“你是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人。”然后查特顿会拿起一支笔和一张餐巾纸继续制定新的计划。
大西洋的海水越变越暖，柯勒更加渴望与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做父亲给他带来多大的快乐，他也没有考虑过父亲的角色对他个人性格的塑造作用。多年以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潜水员。现在，他的孩子开始在他们的新家接触新的长辈，开始了新的生活，柯勒意识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成为一个父亲。“我对孩子们的爱更甚于对潜水的爱。我爱我的孩子胜于其他任何东西。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回到我身边。”
柯勒开始计划这种可能性，他给查特顿打了电话，约他到斯科蒂见面。柯勒盯着盛着马提尼的酒杯告诉查特顿如果他要和费莉西亚复合就一定要放弃潜水。查特顿对他怒目而视。
“下最后通牒是没有作用的，”查特顿说道，“如果一个人说‘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那么这种婚姻是无法维持的。她希望你放弃潜水？这只能证明费莉西亚根本不了解你。潜水是你的灵魂，你怎么能同意放弃你的灵魂？”
“这都是为了我的家庭，”柯勒说道，“如果我必须放弃潜水来拯救我的家庭，那么我会这样做的。”
“太好了，瑞奇，”查特顿说道，他的脸开始变红，“你马上就要解开潜艇之谜了，但是你现在却要放弃。”
“我知道如果我放弃潜水，你肯定会受影响。”
“别管我！”查特顿咆哮道，“做潜水员是你自己的愿望。”
足足一分钟，两人一言不发。
“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事，约翰，”柯勒最后说道，“我爱我的孩子，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和我相处了，我得好好考虑这件事。”
自此以后，柯勒与查特顿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以前在查特顿犹豫不知下一步勘查潜艇的计划该如何进行时，柯勒总是支持他，点燃他继续前进的希望，但是现在柯勒也要离他而去。夏天的一个晚上，柯勒坐在办公室的书桌上，拿出一把九毫米口径的实弹手枪。他是个潜水员，这是他所希望的。但他需要他的孩子，需要他的家庭。他是个父亲，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他将手指扣在扳机上，将枪拿了起来。无数影像如电影一样从他脑海中放过。他应当从太阳穴还是从嘴里射进去？他是个潜水员，这是他所希望的。但一个男人是需要家庭的，孩子们应当了解他们的父亲。他举起了枪，他看着摆在桌角上的孩子们的照片。如果他杀了自己，他们成长过程中就不会再有父亲，他们对他的了解全部来自费莉西亚的描述——这是片面的。他们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他流血的头颅只会印证她说的那些话：他们的父亲是个抛弃家庭的失败者。他深情地看着那张照片，我想闻女儿头发的味道，我想教儿子学骑自行车。他将手枪放回了抽屉。
不久以后，柯勒给费莉西亚打了电话。他告诉她他想重新拥有他的家庭。她给他下了两个最后通牒。首先，他要和她一起去接受婚姻咨询，其次他一定要放弃潜水。
第三部分 错失的信息第50节 潜艇的考验（2）
当晚在斯科蒂，柯勒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查特顿。柯勒从来没有在查特顿的脸上看到如此愤恨的表情。
“我同意了，约翰，”柯勒说道，“我已经快疯了，即使她让我把屁股染成粉红色或着让我倒着走路，我也会答应的。我非常想念我的家庭。”
“你准备放弃潜水？”
“我准备放弃潜水。”
“这不是你，瑞奇。这是个他妈的大错误。”
柯勒盯着他的马提尼，查特顿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那天晚上，他想道：“在这件事上，约翰干的可没有什么风度。”
一个月以后，柯勒又和他的家人住到了一起，并在新泽西米德镇的郊外租了一所房子。在他办公室里，在那张他曾经制定潜水计划的办工作上，他将所有与潜艇有关的东西都收了起来——研究笔记、照片、文件、书籍、信函等等——锁进了档案柜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查特顿。从那天起，柯勒开始过上了崭新的、远离潜水的生活。
查特顿1994年的首次神秘潜艇之行定在7月的第一个周末。几个月来他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下一步我应该勘查潜艇的哪个部分？就在启程的前一晚，他仍然没有答案。潜艇中每寸可以勘查的地方他都已经勘查过了。有些潜水员开始传言没有人可以从潜艇上找到证明它身份的有力证据。也有人说肯定是一个幸运的新手可以在偶然间发现就在眼前的证据。这些说法逼得查特顿快发疯了，但他发现自己对这些传言根本无力辩驳。他想让自己更有创造力一些。但是根本不可能。他强迫自己写下一些想法。但是每个想法都和以前的毫无区别。当朋友们看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时，他们就询问他的近况，而他的回答是：“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已经想不出任何方法了。”
7月，查特顿的潜艇之行终于如愿似偿。他没有制定潜水计划就出发了。他毫无目的地游到沉船上。他想在潜望镜上寻找制造者的牌子——三年前他就这样做过了。以前，在他困惑的时候，柯勒会替他打气，但是现在柯勒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那天船上非常安静。他对尤加说道：“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的设想，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就像是对神秘潜艇的报复一样，查特顿将他的怒火发泄到寻找其他沉船上。1994年7月，他自己发现并鉴别了油轮“诺尼斯”号——二战期间在大西洋美国海岸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一艘船只；他还发现了“塞巴斯蒂安”号——一战期间被炮火和风暴击沉的客轮，沉没位置位于“安德拉·多利安”号东部八英里处。
就在查特顿有了这些历史性的发现时，柯勒正在郊区过着他远离码头的生活。他竭力修复他的家庭关系，这样他就永远不必面对失去孩子的威胁了。他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费莉西亚，强打精神和她一起到商店买东西，尽量避免在婚姻初期说“真是狗屎”之类的脏话。他买了双人自行车。脸上的肌肉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因为他要随时对费莉西亚的任何提议微笑着表示赞同。但偶尔他还是会有一时的粗心大意。星期天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推着婴儿车在街上散步时，他可能会评论道：“我打赌，今天他们潜水时海面一定像玻璃一样平静。”
“我可不想听到这个，”费莉西亚会停下来盯着他说，“你又想潜水了是不是？你不想和我们在一起了吗？”
“我当然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亲爱的，”柯勒会说道。然后他就会继续向前走，边走边默默念着自己的咒语：“我非常厌倦，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是为了孩子们，是为了孩子们，我爱我的家庭，是为了孩子们……”
一开始，查特顿经常给他打电话。
“瑞奇，我要去潜艇，你去吗？”
“不，我不能去，”柯勒回答道。
“什么叫你不能去？瑞奇，你简直疯了。你不能像这样生活。”
柯勒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是他还是说道：“对不起，约翰。”当他听说查特顿的潜艇之行总是受到天气状况的困扰时，他感到心里有一种负罪感。
柯勒恪守着他的决定，一直远离潜水。但是，他还是会通过其他方法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继续收藏军事书籍、俱乐部的书籍目录，每一本与潜艇有关的书他都要购买。他拿着电话偷偷摸摸地查问那些熟知他爱好的书商们的货物清单。他买了一个潜艇游戏，里面附有一张德国海军坐标图。他将这张图与他之前在华盛顿调查时手绘的图进行比较。1994年最让他激动不已的事就是他发现这两张图简直一模一样。
柯勒希望秋天的到来能够缓解他对潜水的渴望。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的脑海中都是挥之不去的潜艇艇员们的身影。几年来，他一直在设想着潜艇艇员们丧生前一刻的恐惧心理——炸弹爆炸、烧焦的尸体被炸飞到一边、海水涌进了潜艇。而现在他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他又开始设想他们以前的生活。他想象中的德国就像他父亲听塞格先生讲述时所想象的一样——没有踏步训练的士兵，而是他们所热爱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女友；各个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人们都有自己美好的生活计划。他看着艇员的名单，想象着这些人中哪些喜欢看电影、哪些喜欢听音乐、谁曾参加过当地的足球俱乐部、谁曾在鱼雷发射管盖上刻过女友的名字。他甚至想象出了他们最后几小时的生活——将蜜桃罐头奖励给潜艇上的跳棋冠军，厨师在厨房里烤着香肠，报务员则为艇员们播放唱片。
新泽西的冬天慢慢到来了，这些想法成了柯勒的负担。他从未像现在一样如此强烈地认为他对这些艇员负有责任，他们不能躺在无名的坟墓中，因为他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命运一无所知。但柯勒马上想到，他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查出这些艇员身份的人，因为他受到自己家庭责任的束缚，寸步不能离开。他觉得这种感觉很奇怪，正是他对自己家庭所承担的义务妨碍了他履行对艇员们家庭的责任。柯勒看着窗外纷纷飘落的雪花。几年来，每次看到雪花，都意味着他还有几个月就又可以回到大海了。但是今年，他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尽头，窗外的雪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了。
1995年初，查特顿和柯勒相约一起吃饭，但这次他们是在比萨店，而不是斯科蒂。前几年一起吃饭时，他们经常一吃就是一个多小时。但是这天晚上他们吃完了比萨就分手了。
“你今年还是不打算潜水？”查特顿问道。
“是啊，”柯勒回答道，“我会信守诺言的。我已经快被费莉西亚逼疯了，但是我坚持这一点都是为了我的孩子。”
“哦。”
“在潜艇上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吗？”
“我倒是想发现，我已经没办法了，我已经没有判断力了。”
“其他潜水员怎么样？他们有什么发现？”
“瑞奇，其他人根本不去那儿了。”
柯勒倾尽全力仍然无法将他的婚姻维持下去。他同意婚姻咨询，租了一所房子，并将潜水装备搁置起来。但是他们之间的争吵还是愈演愈烈。1995年春天，他给费莉西亚写了一封十二页的长信，然后摘下结婚戒指，将所有的衣服和行李塞进几个大箱子搬到了宾夕法尼亚莱维顿镇一个朋友的家里。为了改善家庭关系，他花费巨大，已经濒临破产了。
几个月后，柯勒取得了孩子周末的监护权。每个周末他都勉强将自己收拾干净，这样五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就会相信他父亲过得还不错，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月。1995年7月，柯勒取得了孩子的监护权。他欣喜若狂。他给房地产商打了电话，要求在他位于特伦顿玻璃店方圆25英里之内最好的学校附近找一所房子。两个星期后，他和两个孩子搬到了宾夕法尼亚亚德利的一座市内住宅中。他雇了一个换工住宿的女孩，将孩子们送进学校，然后借钱装修了房子，重新规划自己的家庭生活。
在新泽西的另一端，恶劣的天气使查特顿只有一次勘查潜艇的行动得以成行。就像1994年一样，他到潜艇潜水时没有制定详细的潜水计划，每次都空手而回。在潜艇的巨大阻力面前，他将所有的精力和创造力都用于他前一年开始的计划中——他完成了对几艘历史性沉船的发现和勘查工作。
他重新着手寻找“卡罗来那”号。这是一艘于一战期间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客轮。对东部海岸的沉船潜水员来说，没有什么奖赏比发现“卡罗来那”号更有价值了。在U151击沉这艘豪华客轮前，船上有197名乘客和117名艇员在离海岸60英里的地方乘上了救生艇。其中一艘救生艇的倾覆导致13人死亡。几十年以来，潜水员不断寻找这艘船的下落，但都无果而终——“卡罗来那”号成了纽约－新泽西海域唯一一艘下落不明的客轮。查特顿利用冬天将德军记录翻译过来仔细研究，他拜访了一名造船厂的文件管理员，认真研究了船长的航海日志和77年前的气象图。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总结起来，做出了一个设想。他认为“卡罗来那”号沉没在其他潜水员想也想不到的地方。
第一次勘查这个地点时，查特顿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