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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一家药品公司的经理，不久之后，她成了柯勒的妻子。柯勒是在随“探索者”号出海潜水的过程中认识巴塞蒂的。他不仅喜欢她对潜水的热爱，更喜欢她天生的冒险精神和传统的生活态度。2001年在《明镜》周刊的帮助下，他和很多艇员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他准备前往德国，因为他一直认为应该当面见见那些艇员的亲人。
在启程前往欧洲之前，柯勒租了一条船，带着博霖和她的家人来到潜艇沉没的地点。他在那里念了一篇自己写的悼词，然后潜入水中，将花圈和丝带放到U869上。2002年的新年，带着博霖作为翻译，柯勒踏上了汉堡的土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多年来的心愿了。
柯勒第一个拜访的是汉斯乔治·布兰特，大副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的弟弟。汉斯乔治已经71岁，是一名退休的审计员。他在儿子的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柯勒的到来，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很希望能够亲眼见到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西格的潜水员。柯勒敲响了门。汉斯乔治为他开了门，他穿着得体的褐色休闲裤、棕色的羊毛开衫，还打着一条领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很长时间。然后汉斯乔治走向前来握着柯勒的手，用他蹩脚的英语讲道：
“你能来让我非常感动。我对那些在潜艇上丧生的潜水员深表哀痛。欢迎你。”
一连六个小时，汉斯乔治一直在回忆他的哥哥西格，今天他对他哥哥的爱丝毫不逊于他十三岁时，当年西格带着他参观了潜艇，并指导他通过潜望镜观察外面的世界。每每谈及他的哥哥，汉斯乔治都感到无比的哀痛。到了傍晚，汉斯乔治再次感谢柯勒的来访，并亲自为他取下了外套。
“我给你带来一点东西，”柯勒说道。他打开手提箱。他从里面拿出最近刚从U869的电动机舱中找到的金属构件示意图。
“当年你和你哥哥参观潜艇时，很可能到过这个艇舱中。”柯勒说道。
汉斯乔治拿过示意图，看着上面的字迹和铁锈。好几分钟，他的目光都无法从上面移开。最后，他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示意图的边缘和布满锈迹的表面。
“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说道，“我会永远保存下去的。”
第二天一早，柯勒和博霖开车来到汉堡郊外几英里的地方，他们要拜访一个六十岁的外科医生。这个瘦高、英俊的老人将他们迎进屋中。他说他是朱根·纽恩博格，是U869艇长海尔姆斯·纽恩博格的儿子。
朱根几乎对他的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了，因为U869失踪时他只有三岁。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母亲给他讲述的故事，她的故事中充满了对父亲的爱。他将这些故事与柯勒一起分享，而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细心地听着。朱根还不时拿出一些照片和日记。
“从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认为父亲是在直布罗陀海域失踪的，”朱根说道，“当我得知潜水员在新泽西海岸找到那艘潜艇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但是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我很担心这会吓到我母亲。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对官方的记录深信不疑，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转变，我担心她会难以接受。因此，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她。她深爱着我的父亲。她一直没有再婚。”
柯勒问朱根他的父亲有没有兄弟姐妹。朱根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哥哥，弗雷德海尔姆。柯勒请他将弗雷德海尔姆的电话号码给他。朱根给了他一个旧号码。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朱根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
朱根和他的妻子感谢柯勒所做的一切并请柯勒回到新泽西时向查特顿转达谢意。当晚回到旅馆后，柯勒和博霖拨通了弗雷德海尔姆的电话。一个年老的妇人接了电话。博霖说自己是U869上一名艇员的妹妹。那个老妇人说，她想她的丈夫将很高兴接她的电话。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86岁的弗雷德海尔姆讲述了他对弟弟海尔姆斯的回忆。
“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弟弟的样子就会浮现在面前，”弗雷德海尔姆说道，“我看着他履行他的职责。我想他一定预感到自己回不来了，但他完成了他的职责。”
第二天早晨，柯勒和博霖开车从汉堡来到柏林。当天晚上，他们和40岁的阿克塞尔·奈斯特勒博士会面。奈斯特勒是一家废品处理工程公司的老板，他拥有一个水资源科学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课题基本上是在北非完成的。业余时间，奈斯特勒出于个人爱好成了失踪潜艇再评定工作方面的权威。1994年，奈斯特勒首先想到要查阅一下截获的U869和总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内容。当时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U869就沉在直布罗陀海域，没有人想起来要查阅潜艇的无线电通讯。奈斯特勒将自己的发现写信告诉了英国国防部的罗伯特·考波克，之后，考波克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查特顿和柯勒。在谈话期间，柯勒吃惊地发现奈斯特勒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他对潜艇充满热情。他问奈斯特勒为什么不在大学当老师。
“潜艇是我的业余爱好，”他说道，“如果我靠它挣钱的话，它可能会变得很枯燥。正是解决这些事情时所需要使用的侦查方法真正吸引了我。一旦你发现历史出现错误，一旦你开始展开调查，你可能有幸更正它，那么你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柯勒和博霖搭乘柏林地铁来到一个老妇人的雅致房屋中。在客厅中间的壁炉架上，放着她孩子的照片和一个英俊男青年的照片，上面的英俊男子像是从二战时期起就一直注视着岁月的流逝。这位妇人说自己是吉瑟拉·恩格曼。而照片上的男人是她的未婚夫，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一名鱼雷手。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恩格曼一直在向柯勒讲述着她如何将希特勒的眼睛从照片中抠除，如何爬上灯柱向全柏林的人展示希特勒的照片，在告别聚会上，佛朗茨和其他艇员如何悲伤流泪，以及她至今仍认为一人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而她的真爱已经给了佛朗茨。
“我的两个丈夫都听说过佛朗茨，”她说道，“当我给我的孩子们讲起佛朗茨的事时，他们会捂起耳朵说道：‘妈妈，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一百五十次了’。”
与布兰特一家一样，一直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恩格曼都对未婚夫的下落心存疑虑。1947年10月她接到了政府的通知，说U869艇员全体阵亡。
“我这一生中每天都在怀念着他，”她告诉柯勒，“自从我与他分别以来，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有了四个孩子，但我一直将这张照片放在我的卧室中，这样我就每天都能看到他了。”
在返回新泽西之前，柯勒还安排了另一次会面。他和博霖飞往慕尼黑，租了一辆汽车，向西开过几英里冰雪覆盖的农地，来到小镇梅宁根的郊外。按照指示，几分钟后，他到了小镇的中心，这里遍布蜿蜒的街道、百年老屋，教堂的塔尖直冲云霄。梅宁根，他想道，就像一幅画，就像当年塞格先生向他父亲描述的德国。
柯勒顺着狭窄的街道向前行驶，他来到一所十分古老的房子前。他按响了门铃。一分钟后，一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老绅士打开了房门。他穿着蓝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雪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上去好像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他的拜访者。
“我是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老人说道，“我是U869上的报务员。欢迎到我家里来。”
他的家人都围坐在客厅中，古斯奇伍斯基讲述了他从潜艇上幸存下来的经过。
第四部分 尾声尾声（3）
1944年11月一个温暖的早晨，离U869启程巡逻只剩下几天了，古斯奇伍斯基发现自己病了。出门呼吸新鲜空气时，他感到头晕脑胀，最后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旁边的人赶紧将他送到医院，他在医院住了三天仍高烧不退，处于昏迷状态。当他苏醒过来之后，医生告诉他，他感染了肺炎和胸膜炎。尽管U869出发在即，他不得不留在医院进行医治。这时医生告诉他有人来看他。
病房的门打开了。艇长纽恩博格出现在他面前，手里拿着巧克力、曲奇和鲜花，后面站着大副布兰特和轮机长凯斯勒，再后面是众多潜艇艇员。纽恩博格走近古斯奇伍斯基，他摸了摸古斯奇伍斯基的额头，拍了拍他的胳膊。
“你会好起来的，朋友，”纽恩博格说道。
布兰特向前走了一步，握住古斯奇伍斯基的手。
“快点好起来，朋友，”他说道，脸上的笑容与听完他讲的笑话后的笑容一模一样，“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凯斯勒也走上前来，霍伦博格和其他报务员也走了过来，他们的眼中都噙着泪水。他们都祝福古斯奇伍斯基快点好起来。
“道别的时间到了，”古斯奇伍斯基对柯勒说，“我有一种感觉，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当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时，我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像其他人一样，古斯奇伍斯基一直认为U869沉没在直布罗陀海岸。当他听说有潜水员在新泽西海域发现了U869时，他立即与《明镜》周刊取得了联系。正是通过《明镜》周刊，柯勒才知道了古斯奇伍斯基的消息。
柯勒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古斯奇伍斯基不停地讲关于纽恩博格、布兰特、凯斯勒以及其他U869上艇员的情况。他回忆了以前种种情景：在斯德丁发生的爆炸、和着纽恩博格的吉他声一起歌唱、不经意间调到了加莱电台、弗里茨·戴格偷火腿事件、他和霍伦博格之间的友谊。他详细讲述了布兰特的亲切友好和时时挂在脸上的笑容，年仅22岁的他却有勇气分担其他艇员的恐惧与担忧。他告诉柯勒他非常思念他的朋友们。
“看到潜艇躺在海底、身受重创的场面让我感到非常恐惧，”古斯奇伍斯基说道，“五十年来，我记忆中的潜艇一直都是崭新的、强大的，而我就是这个潜艇的一部分。现在看着电视和照片中我的同志们的尸骨……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我很悲痛。”
“我信仰上帝，我也相信会有来生。如果来生能够再与我的朋友们重聚，能够再次见到他们，能够在和平的世界与他们相遇，再也没有战争，年轻的生命再也不会毫无理由地灭亡，那该多么美好。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与他们相见。”
第二天谈话结束后，柯勒和古斯奇伍斯基站起身来握手道别。柯勒搭乘的返回新泽西的飞机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起飞了，而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镇议会议员，古斯奇伍斯基那晚还要参加一次会议。两人都还有很多问题问对方。两人都答应会再次见面回答彼此一直萦绕心头的各种问题。
柯勒取外套的时候，古斯奇伍斯基提出一个请求。
“你能不能送我一件潜艇上的东西作纪念？”古斯奇伍斯基问道，“什么东西都行。只要是我能摸到的东西。”
“当然可以，”柯勒说道，“我回到家后，马上给你寄来。”他已经知道他要送什么东西了——一个从救生筏上取下来的六英寸长、五英尺宽的牌子，上面有这种设备的使用说明。
“这个东西对我意义非凡，”古斯奇伍斯基说道。他向柯勒挥手道别，然后关上了门。
柯勒走向汽车，他感到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减轻了。海底的艇员们都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艇员的家人们也都知道了他们亲人尸骨的所在地。
天气比柯勒刚刚到达这里时更冷了，他拿出车钥匙。古斯奇伍斯基突然打开房门，走了出来，他没有穿外套，他向柯勒走来，用双臂将他紧紧抱住。
“谢谢你对那些阵亡艇员们的关心，”古斯奇伍斯基说道，“谢谢你能来这里。”约翰·查特顿
查特顿从电动机舱中找到的备件箱。注意备件箱标签左上角的编号——这是最终鉴定沉船身份，解开二战历史之谜的编号。
马丁·霍伦博格瑞奇·柯勒瑞奇·柯勒
马丁·霍伦博格
在U869上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U869上的报务员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在潜艇正式服役仪式上纽恩博格（远处右侧）向军旗敬礼。
海尔姆斯·纽恩博格U869的艇长朱根·纽恩博格朱根·纽恩博格
纽恩博格利用假期带着两岁的儿子朱根乘帆船出海，并将刚出生的女儿抱在膝上玩耍。在U869的正式服役仪式前，他和哥哥弗雷德海尔姆谈了话。这次他没有提到对纳粹的厌恶，他只是看着弗雷德海尔姆的眼睛说：“我回不来了。”
瑞奇·柯勒
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U869大副瑞奇·柯勒
当布兰特的弟弟汉斯乔治问他们的母亲为什么看到照片要哭，她告诉他，这是西格坐着时的样子——这使她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即使现在西格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了，她还是能够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他孩提时代的影子。
吉瑟拉·恩格曼
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鱼雷手。吉瑟拉·恩格曼
吉瑟拉·恩格曼，佛朗茨·内戴尔的未婚妻。瑞奇·柯勒
U869在海上进行训练。注意指挥塔上的奥运五环标志。这表示潜艇的艇长是从1936年海军班毕业的，那一年恰逢柏林举办奥运会。瑞奇·柯勒
瑞奇·柯勒和吉瑟拉·恩格曼，2002年1月在柏林。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
1944年1月26日U869正式服役仪式之后全体艇员合影。三名军官站在最下面一排右侧，从右至左依次为：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海尔姆斯·纽恩博格、鲁德威格·凯斯勒。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1）
本书的情节主要围绕约翰·查特顿和瑞奇·柯勒这两名潜水员展开。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为我提供了诸多的帮助。他们将所有的文件、照片、录像带、笔记以及潜水记录都拿出来供我参阅。我用了上百个小时在不同的地方对他们进行采访：在他们新泽西的家中、在“探索者”号上、与柯勒在德国高速公路上、与查特顿在芝加哥的U505上。他们表现出的鉴定神秘潜艇身份的愿望是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在描述查特顿和柯勒在潜艇上的探险时，我将他们的回忆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沉船潜水通常是一个人进行的运动，一般情况下，只有回忆可供参考。如果他们拍摄了录像，我会观看他们的潜水录像带。我还研究了沉船的照片，参阅了查特顿和柯勒手书的笔记。我采访了十四名和他们一起勘查潜艇的潜水员，其中有九名潜水员当年和他们一起按照比尔·莱格从渔船船主处得到的经纬度数找到了沉船。
书前关于潜艇的插图使我对潜艇有了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插图的绘制者是丹尼·克伦威尔，他现在是“探索者”号船长，也是一直参加潜艇勘查活动的资深潜水员。他凭借记忆和经验所做的描述，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帮助。大部分勘查过潜艇的潜水员都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著作。史蒂夫·加托、布赖恩·斯凯利、克里斯蒂娜·扬和凯文·布伦南等几名潜水员在水下拍摄了关于沉船的精美照片。根据这些照片，我可以想象查特顿和柯勒所描述的具体场面。我还研究了各种书籍上有关IX型潜艇的照片、图标和设计图，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弗里茨·考尔和阿克塞尔·奈斯特勒撰写的《IXC型德国潜艇》。同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在“希特勒的失踪潜艇”节目网站上提供的有关U869的相关资料也对我起了重要的帮助（pbs。org/wgbh/nova/lostsub）。我曾多次到芝加哥的科学和工业博物馆参观U505。每次参观都让我对IX型潜艇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U505与潜水员们于1991年发现的潜艇是完全相同的型号。
我亲自参观了“探索者”号。停靠在新泽西布里勒码头时，船长丹尼·克伦威尔带着我走遍了船上的每个角落，然后他邀请我随“探索者”号一起出海——也是按照神秘数字寻找沉船——到离海岸70英里处的海域。当时海浪非常凶猛，我多次被海浪从床上抛下来。如果你不在怒海狂澜中的船上度过24小时，你很难体会到潜水包租船的特点。
书中有关沉船潜水的故事很多都是由查特顿和柯勒，以及其他潜水员、潜水包租船船长和目击人员讲述的。因为这项运动非常危险，参与者也非常有限（全美国大约只有几百名沉船潜水员），因此很多相关的事件都只是口口相传。只要有可能，本书中讲述的事件全部要得到主要涉及人员的验证。乔·德罗兹在“德克萨斯指挥塔”遇难时，查特顿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史蒂夫·费德曼遇难时，我几乎采访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