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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兹在“德克萨斯指挥塔”遇难时，查特顿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史蒂夫·费德曼遇难时，我几乎采访了当时在场的所有潜水员，包括费德曼的潜水搭档保罗·斯凯宾斯基、多格·罗伯特和凯文·布伦南，他们在水中目击了整个灾难的发生过程，我还采访了约翰·希德曼和马克·麦克马洪，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海底的沙地上寻找费德曼的尸体。我还查阅了“探索者”号回程后潜水员们向海岸警卫队报告此事的记录。在描写乔治·普雷斯的危险遭遇时，我采访了乔治·普雷斯以及勇敢营救他的“鹰巢”号船长霍华德·克雷恩。而李维斯·考尔的遇险情况我则采访了考尔本人以及他的潜水搭档约翰·尤加，还有查特顿和柯勒，他们当时都在现场目击了整件事情的发生。对于劳斯父子遇难的描述，我主要听取了查特顿、柯勒、尤加和克伦威尔的讲述，他们都目睹了事故的发生，并参加了之后的营救和潜水设备寻找工作。我还阅读了伯尔尼·乔杜里撰写的《最后的潜水：一对父子在大西洋深海的致命经历》。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劳斯父子的悲剧，是对深海潜水危险性的最好说明。
通过采访潜水员和包租船船长，我收集了美国东北部海岸沉船潜水运动的内部文化。布奇·麦克马洪于2000年7月出版的《海底的珠穆朗玛峰》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也是有史以来关于“安德拉·多利安”号和勘查这艘传奇沉船的潜水员们的最好记述。而戴文·麦克穆里的《极度下沉：“安德拉·多利安”号的探险》一书也对我了解“多利安”号的历史和那些勘查它的潜水员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容小觑的帮助。
为了了解深海潜水生理学，我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蒂姆·艾科特撰写的《中度浮力：水世界探险》。艾科特的文字非常优美，不仅阐明了潜水生理学的原理，而且探寻了深海潜水的发展潜力。他的著作非常令人鼓舞。心理学家比尔·汉密尔顿非常耐心地为我讲解了深海潜水的一些技术问题。
比尔·莱格的故事是由查特顿、柯勒、尤加、克伦威尔和安德鲁·莱格向我讲述的。在我采访期间几乎每个潜水员或船长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莱格的传奇故事。斯基茨·弗林克船长向我详细讲述了莱格如何得到有关潜艇沉没地点的神秘数字。
在我了解“大西洋沉船潜水员”的历史和文化时，柯勒——这个组织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和皮特·古格里瑞、约翰·拉琴梅哲，以及帕特·鲁尼都为我提供了帮助。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潜水包租船船长们之间多年来存在的宿怨，而麦克穆里的《极度下沉：“安德拉·多利安”号的探险》和格里·金泰尔的《“卢西坦尼亚”号论战——卷二》也为我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有关史蒂夫·费德曼的资料，我采访了他的潜水搭档保罗·斯凯宾斯基以及他的朋友汤米·克劳斯、马蒂·迪克、约翰·霍普金斯、安德鲁·罗斯和船长保罗·赫普勒。有关克里斯·劳斯和克里西·劳斯父子的信息，我参考了伯尔尼·乔杜里的《最后的潜水》一书。而有关查特顿和柯勒的信息，我采访了他们的前妻、妻子、朋友和家人。我还就查特顿在越南的经历采访了与查特顿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约翰·莱科和照料过他的医生诺曼·萨凯。前越南战场救护员、作家查尔斯·基尼高度评价了越战中救护员所起到的作用。
我通过多种渠道验证了查特顿和柯勒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他们收藏的文件中包括很多他们用于证明潜艇身份的历史原件的复印件，其中包括攻击报告、反潜行动分析、截获的无线电情报总结、德国潜艇总部日记的翻译件以及事故报告等。在他们的查阅过程中，有些历史文献没有复印保存，我通过查阅书籍或咨询专家将这些信息一一验证。在此过程中，兰登书屋出版的克莱·布莱尔的两卷本著作《希特勒的潜艇战》对我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在书中，布莱尔提供了德军和盟军两方面的信息，这在其他此领域的书籍中是非常少见的，同时此书涵盖了潜艇战的军事行动、军事理论以及局势情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极富见解和可读性。这本书是我在创作本书时所参阅的最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德国海军研究人员阿克塞尔·奈斯特勒多次协助我确认了查特顿和柯勒研究的准确性。我查阅了他们两人同很多人就神秘潜艇的通信内容，通过阅读这些信件，我逐渐对他们研究的倾向、发展，以至成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华盛顿的海军历史中心，我采访了迪恩·阿拉德、伯纳德·卡瓦尔肯特、威廉·杜德力和凯瑟林·劳埃德，他们都向我讲述了潜水员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渠道以及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格特征。华盛顿国家档案局的蒂莫西·穆利甘也对我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在民间空中巡逻队和他们可能击沉神秘潜艇这个问题上，我采访了该组织的格里高里·韦登菲尔德中校，还拜读了他就这个主题所写的专论。在飞艇和潜艇的问题上，我采访了二战时期大西洋飞艇舰队的前情报官戈登·维思，并从他的著作《飞艇和潜艇：大西洋海战中的美国海军飞艇舰队》中受益良多。研究早期，潜艇英雄卡尔·弗雷德里奇·莫坦写给查特顿的信件帮助我了解了这名老兵对神秘潜艇的看法。书中引用的很多新闻报道都是查特顿和柯勒剪贴收藏的。最后，我还参考了潜水员们的研究笔记。他们不仅井井有条地记录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还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布莱尔的书籍对我学习关于潜艇战的历史也起到了不容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我还经常登录潜艇网站——uboat——这是提供德国潜艇历史、艇长介绍和各种潜艇命运等信息的最好的网站。如果没有这些优秀、详细的网上资源，我很难完成对潜艇的研究。“新星”的节目“希特勒的失踪潜艇”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网站上找到，里面对各种学者和潜艇老兵的采访对我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描写一些潜艇（除U869外）的历史和命运时，布莱尔的著作以及奈斯特勒的《二战德国失踪潜艇》是我的主要参考资料。当我无法找到所需的潜艇信息时，我会打电话或写信给奈斯特勒，他总是十分乐于为我提供帮助。有关潜艇和潜艇损失的数据在各种出版物之间大相径庭。我在书中引用的数据都来源于之前提到的奈斯特勒的著作。作为一名德国私人研究人员，奈斯特勒在潜艇方面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仍然致力于查清失踪潜艇的去向。他的书中不仅提供了众多有关潜艇的数据，而且对战后评估出现的错误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错误为解开本书中提到的潜艇之谜设置了重重障碍。
就德国潜艇艇员的相关信息，我参阅了蒂莫西·穆利甘的著作《非鲨非狼：记德国潜艇部队官兵，1939－1945》。该书以战争扩大后德国命运发生转折为背景，是一本关于参加潜艇战艇员信息的经典读物。作者穆利甘是一名文献管理员，专门负责管理缴获的德军资料和二战时期的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成果是在对一千多名潜艇老兵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我认真阅读过杰克·马尔曼·舒维尔的几本著作，他的书生动描绘了潜艇上的生活、潜艇部队的指挥系统，以及那些操作潜艇的士兵们的性格特点。这些书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纳粹徽章下的潜艇》。这本仅132页的书是一本非常浅显易读的潜艇知识入门读本。我还在多伦多与前U190轮机长沃纳·赫斯奇曼进行了多次交谈。在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的有关潜艇的知识胜过我几年的阅读所得。
在了解U869的历史、命运和艇员等相关信息时，我主要得益于以下资料：
关于艇长海尔姆斯·纽恩博格的生活和工作，我查阅了他的服役记录，并到德国采访了他的儿子朱根和哥哥弗雷德海尔姆。
关于大副西埃德弗里德·布兰特的生活和工作，我也参阅了他的服役记录，并到德国采访了他的弟弟汉斯乔治·布兰特和他的朋友克雷蒙思·博克特和海恩斯·斯奇利。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2）
关于鱼雷手佛朗茨·内戴尔的生活和工作，我在德国采访了他的未婚妻吉瑟拉·恩格曼。
我用几天的时间在德国采访了U869的前报务员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正是通过古斯奇伍斯基，我才对潜艇的艇员和军官，尤其是纽恩博格、布兰特和马丁·霍伦博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很多关于U869训练过程中的故事和细节都是由古斯奇伍斯基讲述的，其中也有一部分得自潜艇的训练日记。很多关于潜艇训练的综合信息都来源于穆利甘的《非鲨非狼》，以及对沃纳·赫斯奇曼的采访。
我对U869艇员和潜艇本身的精确描述完全得益于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照片。其中很多是“帝国海军”当时拍下的记录，也有很多是潜艇艇员的家人和古斯奇伍斯基先生送给查特顿和柯勒的。
我可以重现U869沉没前巡逻的情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奈斯特勒于1994年撰写的重要专论《U869的失踪》。正是这份报告改变了以前人们对U869沉没原因的看法，并推动了潜水员们鉴别沉船身份的努力。同时布莱尔在《希特勒的潜艇战》第二卷中对巡逻的简述也对我有所帮助。我还在书中引用了盟军情报机构对截获的U869和潜艇总部的无线电通讯内容的分析。通过在德国对奈斯特勒长时间的采访，他最终协助我设想并解释了U869在最后时刻所遇到的情况。
最后，我于2002年陪同柯勒前往德国，我对德国之行的描写完全得自我的亲身经历。致谢
作者对以下曾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感谢：
国际创造性管理公司的赫瑟·斯科罗德。她是任何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经纪人。她是一名坚定的、不知疲倦的拥护者、一名优秀故事的爱好者、一名卓越的、热情的读者还是一个可爱有趣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帮助我的写作该如何完成。我同样要感谢她的助手克里西·里克斯，感谢她对本书的深切关注。
霍纳桑·卡普，兰登书屋的编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我更早接触到这本书。他提取了这个故事的精华，然后要求我尝试就这个故事进行创作，对于这一点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至今为止，我还一直在得益于他讲故事的天赋。我非常崇拜他的绅士风度和亲切得体、从容不迫的行事方法。当我就此书的部分情节在多伦多进行采访时，我和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通话，他向我描述了他对这部纪实文学的大概设想。自此后，我的创作观念发生了转变。我同样还要感谢兰登书屋的乔纳森·乔，他是霍纳桑·卡普的助理，感谢他仔细阅读这本书并作出宝贵的评价；丹尼斯·安布罗斯，深思熟虑的编辑（同时也是一名深海潜水员）；博尼·汤普森，业务纯熟的审稿员；阿梅莉亚·扎克曼，感谢她校订了我的原稿；以及吉纳·森特雷罗，伊丽莎白·麦克古尔、安东尼·奇克加蒂、卡罗·斯奇内德、托马斯·佩里、莎莉·马文、伊万·赫尔德……
约翰·查特顿和瑞奇·柯勒。如果一个作家够幸运，那他一生中就会有机会和真正的开拓者合作。而在与查特顿和柯勒的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我一次遇到了两个优秀的开拓者。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严于律己、并具有描述的才能，这是上天赐给一个作家最好的礼物。他们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花费了上百小时接受我的采访，不论是在家里、通过电话、在“探索者”号上、在德国高速公路上、还是在芝加哥的U505中。我可以在午夜时分给他们打电话，而他们可以立刻明白为什么我必须当时而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是真正的探索者。同样还要感谢查特顿的妻子卡拉·马德里加尔和柯勒的妻子卡莉·巴塞蒂，她们对我始终抱以友好、热情的态度，不论我占用了她们丈夫多少时间。
安妮特·库森，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作家之一，她不知疲倦地阅读、修改我的手稿。她多年前就告诉我好的作品出自好的灵感。
阿克塞尔·奈斯特勒，有创新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是一名真正的绅士。每当我向他咨询潜艇方面的专业知识时，奈斯特勒博士总是慷慨地为我提供精确的信息。能够认识他是我的荣幸。
约翰·尤加，杰出的深海沉船潜水员，他为查明神秘潜艇的身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敏锐的心智、对细节的把握、专注的精神以及对知识的领悟力——看似微不足道——却非常令人鼓舞。
沃纳·赫斯奇曼，U190的轮机长。没有人能比赫斯奇曼更能将潜艇上的生活描述得那么深刻并富有诗意。他在多伦多的家中接待了我，并开车带我在他的葡萄园中游逛，他向我讲述了作为一名潜艇艇长的美好、刺激的生活。他讲述的思乡的艇员们在潜艇上饲养一只苍蝇—喂养它并最终对它产生了感情—的故事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美国，丹尼·克伦威尔船长、巴巴拉·博霖和蒂姆·里科斯都不吝将他们的时间、知识和情感用于我的采访当中。
在德国，这些人打开了他们的家门并将他们宝贵的回忆与我分享：汉斯乔治·布兰特和他的家人；吉瑟拉·恩格曼；麦克尔·福德罗维茨；弗雷德海尔姆·纽恩博格和朱根·纽恩博格。这里要特别感谢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他为我们长时间讲述了几十年前那些令人悲痛但崇高神圣的回忆。
感谢以下人员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他们帮助我完成并完善了此书的撰写：
迪恩·阿拉德、伯纳德·卡瓦尔肯特、威廉·杜德力、R。 W。 比尔·汉密尔顿、汉克·基茨、凯瑟林·劳埃德、蒂莫西·穆利甘、戈登·维思、格里高里·韦登菲尔德。
塞尔·阿里纳船长、史蒂夫·比兰达、弗莱德·巴乌、凯文·布伦南、基普·科克兰、哈里·库柏、斯基茨·弗林克、劳埃德·嘉力克、史蒂夫·加托、皮特·古格里瑞、约翰·希德曼、乔·霍尔伯特、霍华德·克雷恩、李维斯·考尔医生、约翰·拉琴梅哲、马克·麦克马洪、约翰·莫耶、艾德·墨菲、安德鲁·莱格、汤姆·帕克、比利·帕尔莫、乔治·普雷斯、保罗·里古拉船长、多格·罗伯特、帕特·鲁尼、苏珊·劳斯、迪克·舒、布赖恩·斯凯利、和保罗·斯凯宾斯基。
帕特丽夏·阿里森、费莉西亚·贝克、莉莎·比金斯、克莱蒙思·博克特、凯西·查特顿、伯尔尼·乔杜里、汤米·克劳斯、比尔·戴尔莫尼科、马蒂·迪克、保罗·赫普勒船长、汉克·霍克、约翰·霍普金斯、查尔斯·基尼、弗兰·柯勒、弗兰克·柯勒、弗兰基·柯勒、约翰·柯勒、理查德·柯勒、约翰·兰科、卢比·米勒、保罗·莫尔菲、因格·奥伯斯切尔普、安德鲁·罗斯、诺曼·萨凯医生、海恩茨·斯奇利，以及“孤狼影视公司”的优秀制片人拉什·得努耶和科克·沃尔芬格。
感谢下列人员对我寄予信任，并使我做得更好：
《君子》杂志的大卫·格兰哲、皮特·格里分、和马克·沃伦；西北大学的约瑟夫·爱普斯坦；《芝加哥》杂志社的理查德·巴伯科克。若没有巴伯科克的慷慨相助，我就无法写就此书。
我要对维斯尼维斯基一家表达真挚的谢意：他们为我全家提供了宝贵的爱和关怀，使我可以有时间、有精力完成此书的撰写。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儿子，内特，他天真的笑容每天都激励着我的写作。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埃米·库森，她是我遇到的最美丽、最善良的女人。在照顾孩子和兼顾工作的同时，埃米经常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和我谈论本书的故事，给予我无尽的空间和支持。正是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世界的美好。作者简介
罗伯特·库森生于美国芝加哥郊区。他获威斯康星大学的哲学学士学位，而后又获得了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他曾致力于房地产法律的相关工作，后转而从事写作。为了维持生活，他曾做过窗帘安装工、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做过“沃尔玛”股票期权交易人。之后，他受雇于《芝加哥太阳时报》，成为一名数据录入员，这份工作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写作。2000年，《君子》杂志刊登了他创作的《我最喜爱的老师》，这是他第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他还凭借这篇文章最终入围“国家杂志奖”的候选作家名单。之后，他从《芝加哥太阳时报》杂志社转到《芝加哥》杂志社，最后又转到《君子》杂志社，至今一直担任该杂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