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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最讨厌： 是人。难道你因此而想把他们都干掉？还没等你说让我们重换脑筋，一切便不可挽回了。你拿一个成功的革命给我瞧瞧，不管是革命、基督教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还是佛教革命等等，全都是头脑发烧，仅此而已。”
同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观念一样，列侬和摇滚最终的反暴力“革命”立场不仅是从作为个体的经验对暴力的反对，它也同样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怀疑态度。而且坚持这一传统者往往与摇滚乐手有着同样的历程： 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在最后一个岔路口同“革命”分手。在这一传统的代表者中，以赛亚·伯林贡献给人们的全新的赫尔岑形象也许最有代表性。赫尔岑对专制的痛恨、对自由的渴望无人能与之匹敌，然而，“赫尔岑反对其时代的才俊之士和心灵最为纯洁之士，其中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所喋喋不休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实质是： 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未来幸福，当前之人必须忍受大苦大难；为了亿万人的幸福，千百个无辜之人就得被迫献出生命……此类口号在当时风行遍世，而自彼时以来，更是随处可闻。历史担保人类将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为此未来，当前最为骇人听闻的残暴却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以进步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可称为政治末世学的观念，在赫尔岑看来是一种与人类生活相抵触的致命教条。”
赫尔岑视坚信进步与“革命”一体化的观念为末世学，是抓住了这一观念的实质。事实上，进步主义虽然屡经炮轰油炸，却顽强地占据着从老百姓到学术精英的心灵，“革命”论、现代化论等等无非是人类古老救赎希望的皇帝新衣而已，因为它的巨大的万应灵丹似的承诺背后是同样巨大的时时处处的惨痛。赫尔岑痛斥的是“公道”、“进步”、“民族”之类的名义，而霍伊兰则更加虚伪地将其称为“爱”。但无论名义如何，其结果都如同前苏联一支叫“时间机器”的摇滚乐队所唱的那样：“在阳光灿烂的那天，千万人走向屠场，歌声还在他们口中飘扬。”列侬的发问是难以回避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正在看到，美国学生们所推崇的那种“革命”（无论是以民族、民主、自由、平等还是以任何其他东西为借口）一旦展开，就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惨烈程度同战争一样的流血伤亡、财产损失、流离失所、恐怖气氛和心灵创伤。这种代价往往因反“革命”者的强大和“革命”者决心的巨大而加倍，尤其因为“革命”与战争相比更无道德负担、反“革命”者则因有既得利益所系而视道德为累赘，而使各自的行为脱离了理性的道德判断并无所不用其极，双方均不惜代价，孤注一掷，因而结局之惨烈可想而知。同时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背后，不仅是人们已经观察到的对人性认识的分歧，同样还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对世界和社会作二元划分并执着于其中一元。这一看似简单的立场在对世界和社会的把握上有无比的明快、直接性，在对未来的憧憬上有明显的确定性并可造成清晰的归属感和神圣的光荣感，因而一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虽易驳倒却不易清除的立场。
革命（一）：温柔的颠覆之声鸣响在血与火中（2）
我们不可能完全理智地称衡“革命”及其代价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苛政猛于虎”时，人民同样在付出代价，无非是软刀子杀人不觉痛而已。而且，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还是人心评价的向背，“革命”暴力的意义毕竟不同于压迫者的暴力或恐怖主义的暴力（虽然后一种人常披着“革命”的虎皮）。但是，在“革命”这种关系着无辜者包括性命之内的巨大付出的事情上，“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之类的说法最好还是先抛在一边，“代价论”最好先被无情地驳斥，“一揽子”式的大承诺最好是先被坚决地质疑。“革命”者有革命的权利，无辜者有权衡后果的权利，未来的幸福固然美妙，当下的人生也并非贱如草芥。猛烈的行动也许可以解决一大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诸多大问题；更不能解决全部小问题，作为个人，应当能够保留一种生存和判断的权利，此种权利不应被任何组织和运动所剥夺。而且此一权利不仅限于“革命”问题之内。
正是这种权利，使列侬和摇滚的置疑中，除了对代价本身的怀疑之外，还隐藏着对付出代价之后的状况的怀疑： 为改变现状而付出的代价究竟能不能改变现状；或者更确切地说，改变后的现状与改变之前的现状两相权衡，究竟何者更为可取？而“革命”者本身又会如何？
这一怀疑也并非是始于摇滚，反革命者和保守派从来乐于谈论“革命吞食自己的子嗣”之类，如同奥特加·加塞特所说，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然而与这种谈论相比，也有其他力求严肃思考者的观察。加塞特自己便提出了一个“更少为人所知的真相，比如： 一场革命绝不可能纯粹地延续15年以上，15年已足以让另一代人从中独立”；即15年的革命一代中会孕育出相反的、“反”革命倾向的一代。瑑瑣加缪则在失望之中独白：“每一个革命者最终都要么成为暴君要么成为异己分子。”汉娜·阿伦特则感慨： 暴力可以改变世界，但其最可能造就的仍是一个暴力的世界；而且“最为激进的革命者在革命之后的那天都会成为保守主义者”瑑瑥。罗伯特·达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些国家之中，革命这一字眼越是使用频率高，其权力和特权的分配变更就越少。而像丹麦一类的稳定国家，重大的变革时有发生，但其地之人很少谈论革命，且不对此类理论有任何艳羡。”瑑瑦这些或偏激或情绪化的论调并非完全属实，但它表达了某种可能的情形，基督徒坐大之后用中世纪的黑暗来延续他们曾深陷其中的恐怖，法国大革命用阻唬民心而非关爱民生的手段来维持新政权，辛亥革命用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来自欺欺人等等，皆证明此说也并非完全虚妄（而且这种情形是指诚心“革命”后的境况；还不包括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却只占尽革命便宜之人的所作所为）。
至于现状的改变，虽然常常是“革命”者最为直接的心愿，但任何复辟的出现，都绝非仅是少数被打倒者所能促成的，它也表明着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并未如事前所想。由于为这种“未来”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果有失望的产生和蔓延，其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这既是历史曾表演给人们看过的，又是从赫尔岑到摇滚乐形式不同实质相同的怀疑中最大的恐惧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无宁日，起码对那些易走极端的民族，它意味着反复在血与火中折腾、挣扎，最终一无所获，却无力自拔。
“革命”是一场烈火，投身其中者自诩为凤凰；“革命”是荆棘，冲撞其上者自谓“荆棘鸟”。但是，烈火毕竟是烈火，荆棘也毕竟仍是荆棘，它不因凤凰和荆棘鸟目的辉煌而减小烈度和痛苦，甚至反而更加使人难以承受。如果凤凰和荆棘鸟果真如传说之中重生，重生者也必定不是已死去的无辜，而且等待它的无非是又一次烧烤和刺扎；一旦凤凰和荆棘鸟并未能够重生，这一切就更是噩梦一场。
如果凤凰和荆棘鸟不作宿命的自焚自戕而是视飞翔和歌唱为目的，世界是否会因此更为美好？此说似乎有些难以置评。但“革命”毕竟不能永远只作传说，一切终究可以在比较中选择。当那些热衷于“革命”的民族最终从放眼世界之中看到另一种生活理想和让生活改观的方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和平却不失革命式荣耀的方式），“革命”便会逐渐丧失吸引力。如同老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而这便是摆脱动荡宿命的开始。
注 释
① 杰瑞·霍普金斯： 《此地无人生还》，纽约华纳书屋1980年版，第120页。
②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③ 詹姆斯·柯蒂斯： 《摇滚地带》，鲍灵格林，俄亥俄州立大学大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④ 同上，第153—155页。
⑤ 转引自西蒙·弗雷思： 《摇滚社会学》，伦敦，康斯特布尔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⑥ 安东尼·斯卡杜图： 《鲍勃·迪伦》，纽约，格罗塞特与邓拉普公司1972年版，第360页。
⑦ 戴维·皮查斯克： 《行动的一代： 60年代的大众音乐与文化》，纽约，希尔默公司1979年版，第ＸＩＸ页。
⑧ 彼德·布朗： 《你创造的爱：“披头士”内幕》，纽约，麦格劳公司1983年版，第183页。
⑨ 托尼·桑切斯： 《随“滚石”起伏》，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79年版，第61页。
⑩ 斯坦尼·布思： 《与魔共舞：“滚石”及其时代》，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版，第180页。
11罗伯特·山姆·安森斯： 《疯狂与平复：“滚石”一代的兴衰》，纽约，双日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36页。
12 戴维·Ｐ·萨特莫利： 《在时代中摇滚》，克利夫斯，普林提斯霍尔公司1991年版，第283页。
13 罗伯特·山姆·安森斯： 《疯狂与平复：“滚石”一代的兴衰》，第129页。
14 克里斯多夫·Ｇ·凯托普等编： 《超越贝克莱》，克利夫兰，世界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224—225页。
15 Ｊ·Ｓ·丘嫩： 《草莓声明》，纽约，兰登书屋1969年版，第11页。
16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变革时代》，纽约，阿尔福雷德·Ａ·克诺夫公司1955年版，第135页。
17 参见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243页。
18 转引自彼德·威克： 《摇滚乐： 文化、美学与社会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08页。
19 约翰·威勒： 《一起来吧： 约翰·列侬在其时代》，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版，第8页。
20 马尔库塞： 《反革命与反叛》，转引自《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21 托尼·桑切斯： 《随“滚石”起伏》，第127—128页。
22 巴里迈尔斯： 《“披头士”自说自话》，伦敦，选本公司1978年版，第62页。
23 艾伦·莱斯： 《ＩｃｅＴ》，载《滚石》92年纪念特刊，第164页。
24 科特·拉德尔： 《鲍勃·迪伦》，载《滚石》25周年特刊，第112页。
25 简·Ｓ·温纳： 《彼德·汤森》25周年特刊，第40页。
26 彼德·威克： 《摇滚乐》，第104页。
27 参见以赛亚·伯林《乔治·索雷尔》一文，载伯林： 《反潮流》，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332页。
28 转引自彼德·威克： 《摇滚乐》，第108页。
29 马尔科姆·Ｘ1963年11月在纽约的演讲。转引自丹尼尔·Ｂ·贝克尔编： 《政治语录》，多伦多盖尔研究所公司1990年版，第197页。
30 休伊·Ｐ·牛顿： 《革命牺牲品》，转引自同上书，第198页。
31 约翰·威勒： 《一起来吧： 约翰·列侬在其时代》，第84页。
32 以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纽约，海盗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94页。
33 乔斯·奥特加·Ｙ·加塞特： 《群众的反叛》（安东尼·克里根英译本），圣母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15年一说看似武断，却被许多人严肃对待。）
34 转引自丹尼尔·贝克尔主编： 《政治语录》，第197页。
35 转引自约翰·林赛： 《汉娜·阿伦特》，纽约，加顿公司1990年版，第41页。
36 罗伯特·达尔： 《革命之后》，耶鲁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页。
革命（二）：快感冲锋快感冲锋（1）
第三章 革命（二）： 快感冲锋
Maybe you did maybe you are
Maybe you rock around the clock
Tick tock tick tock
Maybe I ride maybe I walk
Maybe I tried to get
on maybe
Hey kids where are you
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do Baby
Hey kids Rock’n’Roll
Nobody tells you where to go
Baby Baby Baby
——Ｒ。 Ｅ。 Ｍ。 Ｄｒｉｖｅ
摇滚的社会革命方向还只是其“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作为这种革命性前身的另一个革命倾向，即摇滚在艺术形式上的革命，在审美原则上的革命，在艺术与道德关系上的革命，同样深具启示性。
摇滚在艺术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尝试或新的冲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高雅”艺术家们对摇滚的攻击和摇滚全新的努力方向说明了摇滚在艺术上的革命性（参见第四章）。而从艺术角度对摇滚的攻击除了认为它是低劣而庸俗的之外，也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
1954年，当摇滚还停留在节奏布鲁斯的怀抱中时，它就曾遭受迎头痛击。当时一首叫《轰隆隆》的歌风行一时，这首先由黑人乐队“和弦”演唱、后来被白人乐队“平头”翻唱的歌曲被许多人视为第一首摇滚歌曲。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彼德·波特对发行此歌的唱片公司大加谴责，认为他们是向青少年灌输不道德品位，因为此歌充满“淫荡和粗野的声调”，“如同麻醉品一样肮脏”。从此之后，类似指责将一直伴随摇滚的历程。
同样是在1954年，美国“音乐出版商保护协会”指责刚萌芽的摇滚乐“表现低下品位，蔑视被认可的道德标准与准则”。此类攻击在整个50年代随处可闻。
一个名叫唐·莫里森的专栏作家在攻击摇滚方面更是具有开创性，他认为，摇滚乐比亨利·米勒（《北回归线》作者）的小说更具道德上的危险性，因为文盲也可以听到摇滚，而读米勒的书起码还必须识字。莫里森由此发明了一新词语，他说，如果米勒的书是色情文学，则摇滚乐便是色情声音，甚至是“色情立体声”，因而摇滚是加倍地不道德。
60年代初，丘比·切克尔的热门歌《扭》被纽约的舞厅禁播，因为它“过于粗俗、淫荡”。报上发表一位游客的话说，这类作品会使美国也显得比其他国家“粗俗、淫荡”。随着这首歌的走红而发明的扭动身体的舞姿也被视为“淫荡之姿”。著名的喜剧演员鲍勃·霍普说，“如果他们不是在跳舞的话，就一定会被捕”；而百老汇的舞蹈师杰弗里·霍尔德则将其称为“恶心比赛”。
由雷·彼德森在美国首唱的《告诉劳拉我爱她》则在英国引起了一场抗议浪潮。这首歌描述一个年轻人因为结婚需要钱而冒险参加一场车赛，结果在车祸中死亡（这首歌在70年代的港台和8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曾风行一时）。美国德卡公司发行它之后，英国德卡公司却拒绝发行，认为它是“不道德的”。英国另一家公司则发行了由里基·瓦兰西翻唱的版本，此版本迅速爬升到了排行榜第八名。但此歌遭到了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谴责，该组织的负责人列昂纳德·霍奇向警察局和检查院提出要求，要他们进行一个“以死亡为主题”的唱片调查，该委员会认为这种歌将会“使青少年趋于堕落与道德败坏”。霍奇指出，这类东西的“主题令人恶心”。该委员会并强调，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之前，他们会一直保持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唱片与《洛丽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类禁书相比要阴险得多，也堕落得更厉害。
许多摇滚乐队都曾被视为“堕落”和“不道德”的象征，“披头士”和“滚石”首当其冲，他们所到之处，卫道士们便一片惊恐，各种诅咒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这已经众所周知。但“披头士”和“滚石”的遭遇绝非偶然，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都曾有过这样的历险记。其中可与“滚石”所遭到的猛烈抨击相比拟的就包括“大门”、“感恩而死”、艾力斯·库柏、“何许人”、吉米·亨德里克斯。
“大门”乐队的吉米·莫里森同“滚石”的贾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