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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斯·库柏、“何许人”、吉米·亨德里克斯。
“大门”乐队的吉米·莫里森同“滚石”的贾格尔一样一向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台上做出一些难以入目的动作，这自然是为坚持摇滚“不道德”论者提供了证据。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莫过于在1969年的迈阿密演唱会上脱下裤子，当地检查机关为此签发了六张逮捕证，其中一张将莫里森的行动定为重罪。愤怒的公众纷纷谴责这一“极不道德”的行为，并举行了一场“恢复道德礼仪示威”，各色人等纷纷参加，“打倒色情摇滚”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一个在场者对当地报纸记者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肯定会把莫里森钉在十字架上。”
“大门”乐队的许多演出合同在此之后被取消了，即使偶尔同意他演出，组织者也不准他穿“流里流气”的皮夹克，更不准做“下流”动作，警察在舞台上时刻监视着他的行为。当“大门”试图在费城演出时，该市市长援用一项1879年的法案行使禁演权，根据该法案，他可以禁播“本质上不道德的或令人厌恶的、有伤风化的”演出。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中，该城行政司法长官亲自到场并警告莫里森说，如果有任何色情言行，他将当场签发逮捕证。莫里森只好照办。但当他开始唱起一首当时最为热门的歌曲时，在观众的热情欢呼之下，他又忘乎所以了，警察马上切断电源并架走了他。
革命（二）：快感冲锋快感冲锋（2）
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莫里森的档案越来越长，其中除了酒后开车、斗殴之外，最多的便是“色情淫荡演出”。1970年，莫里森终于被一家地方法院以“在公共场所使用亵渎性语言和裸露身体”而被审判，当检查官问及莫里森是否真的暴露身体时，莫里森回答说，他当时酒喝得太多，神志不清。其律师试图用言论自由条款为其辩护，但莫里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被罚款500元，并入狱六个月。虽然他以5万美元保释出狱，但“大门”从此一蹶不振，莫里森本人和乐队不仅在演出合同上不断遇到麻烦，而且陷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声中。这场卫道大合唱终于在1971年暂时收场，当年莫里森死于一场突发的心脏病。许多歌迷用一则传言来表达心情，他们说，莫里森是被联邦调查局弄死的，目的是消灭摇滚代表的左派和“不道德”势力。（在詹尼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也于盛年早逝后，同样的传言也曾四处飞扬。）
艾力斯·库柏也是被斥责为“不道德”的摇滚乐手之一，因为他总是涂上极黑且大的眼圈，身着紧身衣裤，有时还用活蛇缠在膝盖上才登台。他在台上常常干的事是把布娃娃一把一把地撕烂，还用刀子将布娃娃的头一刀斩掉，他甚至在台上装着自己登上了绞刑架而被绞死。因此，他被谴责为“堕落分子的代表”，“将青少年引上道德死路的人”，他的音乐被视为“丑恶祭仪”、“畸形摇滚”、“异装癖摇滚”、“堕落摇滚”。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们曾致力于在英国全面禁止库柏的音乐。一位议员指出： 库柏是在“贩卖集中营文化，具有让我们的子女向仇恨和死亡认同的邪恶企图”，因而是“对人类道德的背叛”。
“何许人”的彼德·汤森也曾因在舞台上砸吉他而受到过类似谴责；吉米·亨德里克斯也因为台风怪异而被抨击；詹尼斯·乔普林曾因在舞台上过于激动而被报纸称为“女疯子”，“杰弗逊飞机”的格雷丝·斯里克曾因在演出时露出乳房而被视为“色情狂”；洛德·斯特沃德被家长们认为是“败坏孩子们道德的最大凶手”；大卫·鲍伊被老师称作“引导学生堕落的超级流氓”……
自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摇滚乐手们越来越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艺术而非单纯的商业产品，他们力图使唱片封套的设计也能反映出自己的艺术个性，体现自己的包装概念或展示自己的幽默感和各式艺术感觉。但许多人并不欣赏这一套。
最早被迎头痛击的是“滚石”的幽默感。他们1965年推出的《“滚石”第二辑》上印上了这样一段话：“搜遍你的腰包来买下这张最过瘾最精彩的唱片吧。如果你没有钱的话，看见那个瞎子了吗？给他脑袋上来一下，把他的钱抢来。你瞧，你不就有钱了吗？如果你真这样干了，那好，咱又卖掉一张。”“滚石”和发行该唱片的德卡公司都公开声明这只是为强调唱片精彩而开的玩笑，只是个“噱头”，但公众对此类黑色幽默和玩世不恭深恶痛绝并视之为典型的“不道德”行为。英国议院要求收回此一封套并大加谴责。“滚石”1967年的专辑《丐帮盛宴》的封套也曾遇到麻烦，这一封套表现的是一面厕所的墙壁，上面满是涂鸦，既有“莱顿热爱毛”、“约翰爱洋子”、“上帝摇滚自己”等词句，也有一小幅女裸体的草图。连即将发行此唱片的德卡公司也认为其“品位低劣”。但贾格尔拒不修改，因为他认为“我们认为其中没有任何淫秽成分，所以我们要捍卫它……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在包装上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下一次他们就会来教我们应该唱什么歌了”。但“道德”力量强大，当该唱片发行之时，上面除了标题之外只是一片空白。1971年，“滚石”的《脏手指》专辑的封套更是别出心裁，它清楚地展示了一个女性的胯部，而在这幅图案的裤子上，安着一只可以打开或拉上的真拉链。虽然该设计在发行上没遇到什么麻烦，但被多家新闻媒介指责为“引发不道德的联想”。
列侬和“披头士”的封套设计也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在1966年的《昨天与今天》的封套上，他们身着屠夫围裙，四周是被肢解的洋娃娃和血淋淋的大肉块，虽然列侬明言强调那是对越南的比喻，但还是难免受到指责。《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也曾备受责难。但最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的无疑是列侬和大野洋子1968年的专辑《两个处女》的封套。该封套的一面是他们俩正面的全裸像，另一面则是其裸像的背面。发行该专辑的ＥＭＩ公司一开始便坚持必须换掉此设计，该总公司总裁质问列侬和洋子“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洋子回答道：“艺术。”ＥＭＩ公司另一负责人接着指出，“人体本身是无所谓淫秽不淫秽的，但唱片行和家庭的道德标准却难以接受它。”在英国和美国，批发商们都将它装进了一只深色纸袋中，而纽瓦克的警察干脆没收了在该地区出售的3000张唱片。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为“新左派的道德堕落”震惊不已，要求禁止该专辑发行上市。
同年，吉米·亨德里克斯推出的《电动女士》封套上也出现了两个女裸体形象，在英国同样引起了一片抗议之声……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60年代的“性解放”浪潮中，摇滚的这些小花样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摇滚也曾在歌词中反映时代在道德上的锐变，但这种反映也深为卫道士们所反感。
1965年，“滚石”在“沙利文剧场”这个电视节目中演唱的《满意》被抹掉了一句“想弄到些女孩”；“何许人”的《丽莉画像》则在全美范围内遭禁播，因为歌中提及了自渎；弗兰克·扎巴因在舞台上说“我操”而被猛烈抨击，他的《金钱》一曲也被禁播；“大门”的《终点》因为有诅咒父母的词句被禁……事实上，在60—70年代间，任何一支有影响的摇滚乐队都曾有过因歌词触犯道德天条而被禁或被谴责的经历。埃德加·胡佛局长不仅对唱片封套有意见，而且对摇滚歌词也极为不满，他在给一位写信给他对摇滚大加责骂的来信回鸿时表示赞赏这种谴责，认为必须纠正人们的想法并为挽救年轻人作更多努力，虽然，“这样做惹人讨厌”。
一些有点名气的学者也开始指责摇滚的“不道德”，而且调子越来越严厉。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名誉教授莫尔温·麦钱特指责ＤＪ们是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皮条客”，认为年轻人被其引向了道德堕落的死胡同；他甚至认为，毫不隐讳的性表现也要比那些堕落的唱片来得高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名教授艾伦·布鲁姆指出，摇滚已经成了比家庭、学校或教堂都更能影响青年的力量，但他马上诅咒道：“孩子们的英雄是庸俗的，是吸血鬼，是骑着性之马的流浪汉，他们煽起的反抗并非只针对父母，而且也针对所有高尚的东西。而这是青年们在这个时代所必然注入的情感营养品，一种真正的丛林食物。”布鲁姆将“美国头脑”产生“闭锁”的原因归结为新一代美国人在年轻时期就被粗俗的摇滚所腐蚀。
革命（二）：快感冲锋一场文化战争（1）
一直围困着摇滚的道德指责曾经在70年代以攻击“性摇滚”为由掀起过一场长达十年的高潮，这是自50年代之后又一次罕见的攻击狂潮。本来，在50年代，摇滚的许多方面就曾被视为“伤风败俗”，但经过60年代“革命”，50年代摇滚差不多都已经被纳入主流文化。然而，正是50年代曾经与父母顶撞的战后小子们开始在七八十年代用他们的父母曾经用过的道德武器继续压制摇滚。
《时代》杂志是最先提出“性摇滚”概念的传播媒介。1975年底，该杂志宣称在电台中“性摇滚”占了15％的比例，并认为正红极一时的“迪斯科皇后”当娜·萨默是“性摇滚”的典型代表，正是她的《喜欢爱你，宝贝》发起了“性摇滚”狂潮。《时代》指出，该歌重复“喜欢爱你，宝贝”这几个字达28次之多，“实际上是一场提供了28次性高潮的马拉松”。
《时代》提出的概念让许多反摇滚人士兴奋不已，因为这是他们等候已久的突破口。1976年的两支最热门的歌曲： 约翰尼·泰勒的《迪斯科女郎》和洛德·斯特沃德的《今夜黑暗》立即被判决为年度“最淫猥”唱片。“道德高尚”的人们要求各唱片连锁店禁止销售它，许多电台也被迫向洛德提出要求，让他把“张开你的双翼让我进去”一句删掉，不然他们坚持禁止播出此歌。
《公告牌》杂志对一些唱片业“大腕”的采访也证实“性摇滚”一说甚至已经被出版商们认可并开始被当作一种危险之物。ＡＢＣ公司副总裁认为公众需要此类唱片，公司便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但是，“不道德的脏字眼应当去除”。华纳公司副总裁汤姆·德雷珀也强调，“不想看到电台充满淫猥之词并对青年产生消极影响。”纽约ＷＰＩＸ电台的负责人则宣称，他们已经完全禁播“性摇滚”，他说，像《迪斯科女郎》这种“模棱两可”的歌曲他们允许播出，但像埃尔顿·约翰的《荡妇归来》这类歌，则不管它多么受宠，也坚决不予播出。洛杉矶ＫＧＥＬ电台的负责人也说，七八年前，电台哪怕是播出一点带有性暗示的东西，也会收到来自各方的许多反对意见。“如今，摇滚歌曲下流得多了，但反对者却少了。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惕，我们起码应当提出反对的呼吁。我们本来也不想播出那些东西，但听众们老要求听。”
代表“道德”向摇滚开战并使反“性摇滚”终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的便是那位后来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快速崛起并曾参加总统竞选的杰西·杰克逊。1976年12月，杰西·杰克逊宣布，他将发起一场将“性歌曲”驱逐出电台的运动，他的计划包括与唱片公司、电台负责人的会面和一系列“媒介—伦理”大会。他也将发起“有选择的联合抵制运动”。
杰西·杰克逊的代表性观点是： 过去，教堂、家庭和学校为孩子们提供道德标准，如今这一角色已被电视、电台所扮演；但是，在继承其强大力量的同时，电视、电台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他特别指出，像《再来一次》、《初夜做爱》、《震撼你的身体》这类“性摇滚”更是严重地置道德于不顾，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杰克逊认为，美国各主要城市私生子和人工流产数量的剧增“主要应归咎于那些提倡不负责任的性爱的歌曲。二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因此，人们应当对那些“破坏了这个国家的道德素质的”摇滚进行反击。
1977年1月14日至15日，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一次反“性摇滚”大会。他在会上宣称，他的目的在于试图说服唱片业主们停止生产“那些败坏青年们的心灵和道德的垃圾和脏东西”。该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要在20家收听率最高的电台中统计“性摇滚”和“其他下流成分”，并从中产生一个“禁播名单”。杰克逊宣称，这样做并不是“实行检查制，而是希望鼓励新闻媒介去承担起一种道德义务，以便负起责任”。但杰克逊的计划引起的反响很小，而且引起了许多新闻媒介的反感。因而，杰克逊在1977年5月再一次召开的“音乐与道德”大会上不再提及“禁播名单”、检查制之类的话题了。因为前几次大会反复“检查”出的名单上只有埃尔顿·约翰的《荡妇归来》和极少几张唱片的封面设计。
1977年夏天，正当杰西·杰克逊的运动奄奄一息的时候，机会突然来临。坏小子“滚石”又提供了一支活靶子。“滚石”在其时推出了《有的小妞》，里头有一句唱词是：“黑人小妞只想整晚都干，我的精力却那么有限。”杰西·杰克逊要求所有电台都禁播这首歌和以这首歌名为标题的整张专辑。杰克逊还号召教会和民权组织向发行该专辑的大西洋唱片公司负责人阿梅特·厄特冈发难，要求他立即停止发行和销售《有的小妞》。迫于压力，厄特冈不得不到芝加哥去与杰克逊会面，强调支持加强唱片业“道德责任感”的观念，并保证将修改歌词。但贾格尔认为，这段歌词无非是说着玩的老生常谈，不应如此认真。因此他拒绝作出改动，并宣布此事由他个人承担责任。杰克逊于是发起了一场抵制所有“滚石”唱片的运动，他们在洛杉矶大西洋公司大楼前设立了纠察线，并在各唱片商店发表演说或向顾客游说，让他们不要买“滚石”的唱片。“全国妇联”和来自各地的家长们也加入了纠察队或演说队的行列。
即使在这类行动开展起来之后，杰西·杰克逊仍然坚持他们的行动不是实行检查制度而只是为促进唱片工业的道德意识。他认为，要让摇滚乐手们自我克制、审查，就如同“让一条饿狗看守装满鲜肉的屋子”。但贾格尔也针锋相对，他说，“我一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检查制度，尤其是来自各类团体的检查。”
杰西·杰克逊对“滚石”的攻击最终归于失败，如同许多新闻媒介（如《滚石》）当时便指出的那样，他对摇滚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扩大知名度，为竞选铺平道路。但杰克逊并非在孤军作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类杂志就曾指责过“朋克摇滚”的不道德，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也为了各自的目标纷纷以“道德”为武器参加压制摇滚的运动。
在英国也出现过类似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就曾以“道德”的名义禁播过许多歌曲，其中就包括在美国被同样指责过的当娜·萨默的一些曲子。
在南美，奥莉薇亚·牛顿·约翰的《物欲》也曾全面遭禁，据说是因为其中有一句“没什么好说的，除非身体躺平”。（在美国，此歌也曾被某些电台认为“不道德”而遭禁。）
即使在80年代，“道德”也依然是反摇滚势力的重炮。1983年，“美国之音”的节目指导弗兰克·斯科特强调，“美国之音”尤其应当小心，不要播出任何“不道德的”歌曲。在斯科特的黑名单上，马文·盖伊的《性治疗法》赫然有名，但让他尴尬不已的是，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好几项格莱美奖。曾经有人看不惯斯科特的蛮横姿态而故意作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们问斯科特，《黑檀与象牙》这首由一个黑人歌手和一个白人歌手联唱的歌会不会获准在南非播放，斯科特拿出在《性治疗法》上就表现过的想当然思维方式断然答道：“不会。”发问者马上指出，这首歌已经是南非排行榜上的榜首歌了。
“美国音乐台”则继1978年禁播《迪斯科地狱》之后，又于1985年禁播了“王子”创作、希拉·伊斯顿演唱的《雪茄墙》。该节目认为这首歌是“下流、色情的”；英国广播公司也因同样理由禁播了“弗兰克去好莱坞”乐队的《放松》。当这两首歌的制作人和歌手分别提出要求对此举作进一步解释的意愿时，却都没有得到答复。同样神经过敏的事也发生在琼·杰特的身上，她的专辑被全美国的唱片商店禁播，原因是其中翻唱了一首“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