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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和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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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三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唉！三毛活到今天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
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断鼓动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北京订来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互相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我们家乡是块割据的土地，统治者掌握湘西十来个县权力，谁来打谁！国民党蒋介石那时奈何不得。所以有一二十年的偏安局面。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老着脸皮贴到大街上去，却是因为心手两拙，闹不出什么有趣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
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奔走相告，某一本新漫画杂志上某一人又画了张多么精彩的漫画，于是哥儿们一致赞赏：
“这他妈狗杂种真神人也！”
“王先生”、“小陈”，开阔了我们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眼界，“王先生”的老婆很像南门外丝烟铺费老板的老婆刘玉洗。越看越像。简直笑死人！
“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的同班吉龙生的爹跟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鬼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做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弟拿去堂屋给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再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多外国画家的画，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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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有张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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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亮！”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漫木”的概念，就是“漫画”与“木刻”的合称。
学校有壁报。我们自觉已经长大，能够自己画出漫画和刻出木刻来。逢有游行和集会，也懂得赶忙把那些出名的漫画和木刻作品放大画在布上用来布置会场，或做游行旌旗招牌。
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张乐平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别的漫画家难得见到速写功夫，张乐平时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要害部分——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我既能从他的作品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他的一幅《打草鞋》的速写，我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翻着翻着，居然翻得模糊不清了（堪怜当年土纸印的报纸）。
他还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王八别传》的连环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候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
这种等待，这种焦虑，这种迫切的遗痕，在我今天的国画写意人物刻画和笔墨上随处可见。我得益匪浅。如有遗憾，那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领会不深。
在学校，我有个读高中的同学李尚大。这人与宰相李光第是同乡。他是学校有数几个淘气精的偶像。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
暑假到了，同学回南洋的回南洋，回上海的回上海，回广东的回广东，回四面八方的回四面八方，剩下七八个有各种理由不能回家的人留在学校。那么空荡荡的一座文庙，一出去就是街，就是上千亩荔枝、龙眼树，就是蓝湛湛的一道河流，漫无边际的沙滩，太好玩了。
就缺个领导人。
当然是李尚大。可惜他也要回去。他家离城里百八十里。他常邀一二十个高中同学步行回家。我们想去，不准！嫌小，半路上走不动怎么办？
他家是我们想像中的“麦加”，听说房子又好又大，住五六十人也不要紧。妈好，煮饭给大伙吃，从不给儿子开小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像是大家的妈。
忽然听说他这个暑假不回家。
你想我们多高兴？他胖，怕痒，我们一拥而上挠他的痒，他要死要活地大叫，答应请我们吃这个那个。
我们是他的“兵”，他出淘气的主意，我们执行。他会讲出奇不意的故事，一句一句非常中听。
听说他妈梅雨天气放晴之后，就会在大门口几亩地宽的石板广场上搬出一两百个大葫芦，解开葫芦腰间的带子，一剖两半爿，抖开全是大钞票。她晒这些发霉的钞票。
想想看，又有钱，又会打架，又喜欢跟我们初中生在一起，脾气又好，我们怎能不服？
晚上，大成殿前石台上一字排开，他教我们练拳脚、拉“先道”、举重……我想，他也自我得意，也喜欢我们，要不，干吗跟我们在一起？
有年开学不久，祸事来了。学校一个教员在外头看戏跟警察局长太太坐在一排出了点误会，挨打后鼻青脸肿逃回学校。让大同学们知道了。这还了得？打我们老师！出去将警察局巢穴踏了，局长、股长……齐齐整整，一个不漏地受到一两个月不能起床的“点化”。
事情闹大了。政府有政府的理，学校有学校的理。架，是帮学校打的；打警察及诸般人等又是违法行为。学校的后台硬，政府说到底也奈何不得，做了个“面子”行动，开除三个同学，一个是坐在我后边课桌的同班同学，两个高中生，其中之一是李尚大。
学校这么做，人情讲不过去吧！开除这三个同学布告贴出，接着是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
李尚大走得静悄悄，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可以想象，多么令人惆怅！
就那么走了！一走五十年我们才再见面，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尚大走的第二年，我也打坏了人，头上流血，有三个伤口。这一场架一不为祖国，二不为学校，百分之百地为自己；学校姑念是“战区学生回不了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原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这个李尚大在哪里呢？他不可能再念书了吧！方圆一千里地的著名中学他哪间没念过？那么，找到他岂不是没一线生机？他四方云游去了，找不到了。此念绝矣！
世界上还有谁呢？
张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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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张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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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张乐平吗？当然认识！那么多年，熟到这份程度，怎能说不认识？只可惜他不认识我。
报纸上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叶浅予走后他当正队长。找到他，不让我当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我又不会抢他的队长位置。
江西上饶怎么走法？有多远？钱不钱倒是不在乎，我一路上可以给人画像、剪影，再不，讨饭也算不得问题吧？又没家乡人在周围。我如进了漫画宣传队，就像外国人爱唱的那两句：
“到了拿波里，可以死了！”
张乐平这人也怪，几年来，他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先是南京，后是武汉，又是江西上饶三战区，一下金华，一下南平，一下梅县，一下赣州，也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如果下决心跟着追下去，非累死不可！于是老老实实在德化做了两年多的瓷器工人，在泉州和仙游做了两年多战地服务团团员，半年小学教员，半年中学教员，一年民众教育馆美术职员。这几年时间里，画画、刻木刻、读书、打猎、养狗、吹号、做诗，好像进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学，人，似乎是真的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稍微稳定之后又想动，好朋友帮我设想一个方案：“军管区有团壮丁要送到湖南去，你不如跑他们一起去，虽然说步行三个省路程稍微远了点，你省钱啦！一路上有个伴啦！先回老家看看爹妈，歇歇脚，再想办法到重庆去，那近多了是不是？到重庆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进徐悲鸿的美术学院，一个是设法到延安去，那地方最适合你，到时候我再帮你忙。我这里有三封信，江西赣州剧教队曾也鲁、徐洗繁一封，长沙一封，重庆一封，你要放好。事情是说不定的，若到半路上出意外，你就留在赣州剧教队。赣州是两头的中间，留下来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再说吧！”
从永春县出发，凄风苦雨开始，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半路上，营长、连长开始在我背后念叨，指指点点。非人生活，壮丁急剧减员；看那些眼神和阵势，似乎是要热烈邀请我参加壮丁队的行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教育部剧教二队在赣州城边的东溪寺。
为什么一个演剧队会驻扎在寺里头呢？因为它根本不像个寺；毫无寺的格局和章法。东一块、西一块，顺逆失度，起伏莫名，不知是哪位粗心和尚的蹩脚木匠朋友的急就章。正如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瞧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没一间正经房子，没一个正经角落，楼梯不像楼梯，板墙没板墙样子，天井不像天井。绝望之至，霉得很。
幸好剧团的人都有意思，极耐看。
和我有渊源的是徐洗繁兄嫂；算得上老熟人的是陈庭诗（耳氏）兄；谈得来的是殷振家兄、陆志庠兄。我在队里太小，无足轻重，是个见习队员。实在说，根本没有我做得了的事。留下我，是看那两封信的面子，小小善举而已。
耳氏打手势告诉我，张乐平也在赣州。
“啊！”我像挨电击一样。
他又打手势说：
“就住在附近伊斯兰小学里。”
“啊！”我又来了一下。
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
东溪寺队部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
穿过黑、臭、霉三绝的“荒无人烟”的厨房，下三级台阶，左手木结构教室和教室之间有一道颇陡的密封长楼梯直上张公馆——一间小房。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
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