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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人都渐渐地羡慕起笠原那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来。在经历了多次杀人之后，他们都在极力摆脱内心世界中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仓田少尉“已觉悟到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对战争罪恶日益麻木，以至完全丧失了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 ‘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片山随军僧本来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战场上杀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石川达三就是这样，把笔触深入到侵华士兵的内心世界中，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作为剖析的对象，真实地描写出了他们丧失人性良知的过程。
这就是《活着的士兵》所揭示的侵华战场上的赤裸裸的真实。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忌讳、最害怕的，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
任何邪恶的东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饰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军国主义者极力把侵华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现在忽然有《活着的士兵》这样的作品出世，戳穿了“圣战”的谎言，这就令军部当局恼羞成怒。于是，石川达三闯下了“笔祸”。
《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发行的行政处分，接着，又以违反报纸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石川达三被警视厅逮捕，并接受了调查。下面是负责调查的警察和石川达三的一段对话：
警察：你在从军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写着呢。
警察：你写的，都是你看到的东西吗？
石川： 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实！那不是牵强附会，造谣惑众吗？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经过如此之类的调查，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被起诉。并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的“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一般的对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们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只能为侵略战争作正面宣传，不能随意描写真实，从而使文坛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对外侵略的“国策”。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的反映战场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上基本绝迹了。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
石川达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中央公论》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特别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发表了他的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 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号上发表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写道：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可见，石川达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笔祸”。所以，《武汉作战》和《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它不再以几个主要人物为“研究”和描写的焦点，而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分为“武汉作战之前”、“作战基地安庆”、“马当镇”、“远望庐山”、“进军武穴”、“九江扫荡战”、“星子附近的激战”、“总攻击”、“田家镇大火”、“民族的飞跃”等31章构成。全书的一开头就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2）
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钱。但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民众更加团结。战争到了非打不可的状态。（下略）
图29向武汉市区进攻的日军汽车部队
这场战争只靠占领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占领了南京的时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现了偏差。
从日本人的洁癖的常识来说，首都被占领，那就明确地意味着失败了。德国驻华大使，那时也悄悄地劝说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传达日本的战胜意识。但蒋将军拒绝和平谈判，扬言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日本对支那的这种态度感到气愤， 日本于〔昭和〕13年1月16日发表声明，“不以蒋政权为对手”。日本本来不想发动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武汉作战》就是这样贯穿着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的蛮横的战争观，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颂。在此前的《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活着的士兵》中的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武汉作战》中，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攻击诬蔑蒋介石及其中国抗日军队。他颠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的，并引用了据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攻击蒋介石：“自从出了蒋老介，闹得地覆天又翻，亲爱同胞遭祸灾，大户人家财产尽，小户人家变炮灰，叮叮叮……损失数目实难猜。公敌就是蒋介石，难民不尽滚滚来，无衣无食无遮盖，生活艰苦实难挨，呼唤和平快到来。”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本军队每占领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谓“宣抚”工作来安抚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本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于是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活着的士兵》中写到了日军如何屠杀俘虏，而《武汉作战》却写了日军如何优待俘虏，以致使得中国俘虏情愿给日本军队当苦力。……在石川达三的笔下，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华战争简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说什么“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下一个作战区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痛烈的洗礼，就不会迎来和平。”石川达三把日军的武汉战役中的胜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跃进”。他写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总之，石川达三虽然标榜《武汉作战》是“一部真实的战记”，但由于露骨地为自己“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颠倒黑白，谎言连篇。
在《武汉作战》之后，石川达三还以第二次从军为题材，写了几篇短篇的“战争文学”，如《敌国之妻》、《五个候补将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敌国之妻》。
《敌国之妻》写的是日军在占领九江时，“占领”了一处民房作野战医院，一个军医在这处民房主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记。从日记上看出，这个洪秋子是个日本女性。她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强烈反对，和一个名叫“洪青年”的中国留学生恋爱并结了婚。后来和洪青年一起来到中国。结果发现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愿做妾，为自己受了骗感到痛苦。后来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秋子成了“敌国之妻”。但她抱着日军最终会取得胜利、大陆将恢复和平的愿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难到了汉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国军队告发了秋子。秋子孤立无告，在绝望中自杀。……后来发现日记的那个日本军医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赞叹道：“死得太悲壮了。作为敌国之妻，她为祖国尽了自己的责任。她应该受到褒扬。”在小说中，秋子爱着中国，想和中国人联姻，结果却遭到洪青年的欺骗和他的老婆及母亲的出卖，遭到中国军队的搜捕威胁。这里所讲的故事具有显而易见的隐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诚”的象征，她代表着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亲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象征，他们代表着中国。小说所要导出的结论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记中写的那句话：“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种，洪是不值得爱的伪善者”。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石川达三从真实地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到服从军部的指示，利用文学明确地进行侵华战争的宣传，其间的转变是巨大的。但是，这并不是对侵略战争态度的根本转变，而只是描写的角度的转变。有人认为，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武汉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观地暴露战争，后者是主观地歌颂战争。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
和《武汉作战》明确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不同，《活着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这种客观性特征是由石川达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石川达三很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环境和遗传（本能）视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就突出地表现了环境和遗传本能这两点。第一，他把小说中的环境（战场）看成是决定人（士兵）的行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别要告诉人们的就是——“战场，似乎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正如医学学士失去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样，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决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看法，从他创作伊始到战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说过：“……生物界里，相互生存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离奇的。我以为说明这个最终不过是两种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这种东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说明，别无他法。总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敌的伟大的东西。”《活着的士兵》表现的就是由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达三看来，战场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来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石川达三曾说：
国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样，那是不对的。我想只有表现人的真正的样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从而改正国民的认识。
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